爱华网如果不能诞生一个为本土企业家服务的本土金融家阶层，那将是中国经济一个极大的遗憾和隐忧
文/牛文文
一个独特的大机会，正出现在一群独特的人面前，不知到他们能否抓住它。他们的选择与成败，将影响到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企业家的生意环境。这个人群是中国一贯沉默低调的金融机构的领导人，这个机会是未来5年金融变革中他们能否获得金融家的独立身份和地位。
中国今天究竟有没有金融家？
这个问题，不但社会怀疑，金融界人士自己也含糊。——金融机构大部分是国有的；金融决策的政策性强影响大，需要依赖政府的大决定，金融机构领导人还不具备太大的独立决策空间；他们一般没有自己企业的股权，更像“金融官”，身上的企业家精神还不浓。
20年前,“中国有没有企业家”？“厂长经理能否称为企业家？”，一样是个惹起争论的大疑问。人们曾高度怀疑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能否摆脱“企业工作者”、“厂长经理”成为有独立身份的社会群体,高度怀疑个体户和乡镇企业领导人能否成气候。但实业领域的人们用他们的顽强努力赢得了社会承认。诸多迹象表明，类似的机会伴随同样的疑问，又一次摆在了中国的“金融工作者”面前，不知道这一次他们是否有20年前实业界同行的眼界与幸运。
最近，《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两篇有关金融领域的报道的反响，更坚定了我的这一推断。
第一，中国金融开始了类似20年前实业领域发生过的大变革。去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改革明显加快、加大，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讨论、银监会成立，到外汇注资、国有商业股份制改造，每一块“石头”都激起层层波澜。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大争论成为全球和中国所有主流财经媒体的持续焦点新闻；央行121号文引起地产界大讨论；孙大午以“非法集资”被起诉以及后来被判缓刑，让人们看到民间金融的暗淡处境，并思索中国独特的金融管制的利弊；注资两行成为两会的一个焦点。大金融的主战场正从证券转到银行。银行体系正取代证券市场，成为社会关注和经济运作的新中心。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曾在一个内部场合感叹：现在的金融当局，有点像前几年的证券当局，身处舆论中心，可能动辄得咎，可还得“过度动作”。
20年来，在实业界，也曾经有过许多次大的社会性讨论，诸如禹作敏、牟其中出事后关于民营乡镇企业地位的讨论、褚时健出事后国企领导人激励约束问题争论、企业家落马与富豪原罪争论，每一次大讨论，不管当时的主流意见如何，实际上都是对企业家独立地位的认识的一次加深。
曾经为催生实业领域企业家阶层不懈呼吁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又一次有幸成为金融界呼吁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平台。2004年第2期，我们刊登了两位独立思考的银行家蔡重直、王巍关于外汇注资两大商业银行的对话（《对注资“两行”的三大疑问》），被一些权威国际财经媒体转载引用，有关领导人还就这篇文章做了重要批示，在金融圈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最近在上海、广州出差，不断有金融界的朋友问起这篇文章的“内幕”。——银行界上下对一篇讨论文章的关注，清楚地表明金融人士开始独立思索。
第二，金融界人士对自己身上独特的企业家价值的自我认识，慢慢开始。全世界的银行家，都低调稳重，这是职业特点。但中国银行界人士的低调，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他们倾向把自己看成是“金融官”，而不认为自己是“金融家”。铁打的金融流水的官，金融人士很少因为经营特点被社会记住。
但是，《中国企业家》杂志2003年的一篇封面报道《五道口：金融先锋》，在尘封的往事里寻找那些曾经在中国金融领域做出诸多“第一”尝试的20位五道口毕业生。这篇报道同样在圈里引起很大反响。经过时间磨损，那些大多已经不在金融主舞台上的先锋们身上的企业家气质，反而更加熠熠生辉——中国金融界的许多“第一”，原来就出自这些敢于闯荡的年轻的“另类”，谁说金融领域没有企业家？
应该看到，与实业界相比，金融家诞生的空间大为逼仄，时间大为紧促。金融主要是国有垄断经营，资产庞大，未来改制，主要还是海外上市，或者是与跨国金融机构合资。天花板看得见摸得着，在国有银行机构改制中通过持股、MBO出现金融家的机会，即便有，也要比起实业领域要小得多。而民营银行，喊了多年仍不见动静，当年从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中诞生企业家的情况，也很难重现。最为不利的是，实业界曾经有20多年时间发育本土企业家，而金融领域2008年就开放，时间很紧促。
不管怎样，如果中国经济的崛起没能诞生为本土企业家服务的本土金融家阶层，那可能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和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