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把中国央行行长与格林斯潘放在一起比较，是从周小川上任后开始的
文/本刊记者 杜 亮
格林斯潘留任了—尽管这位77岁的老人的市场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在2003年9月，《全球金融杂志》对世界主要央行行长的评级中，已经当了16年美联储主席的“格老”跌至“D”级。而在2002年底刚刚履新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取得“B”级。
就此得出“周小川比格林斯潘高明”的结论吗？恐怕失之草率。实际上，这更像是一场“人民币对美元”的胜利。
不过，把中国的央行行长与有着全球威望的格林斯潘放在一起比较，确系从周小川上任后发端。
“一个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央行的动作就越受关注，这是铁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召博士认为。
在过去的一年中，周小川和其领导下的央行确实有着太多令人关注的理由—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国际。
“公众人物”
中国的部委官员中，能够成为“公众人物”并任人评点的极少。因为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他们大抵只是一个政策的执行者—有太多的想象力反而会制造许多麻烦。周小川并不是一个例外，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公众人物”。
在证监会主政的时候，周小川因推行“国有股减持”问题犯了众怒，只好呈请国务院暂停以致最终停止“国有股减持”。尽管大家都晓得这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集体决策”，但是“流言蜚语”还是扣在了这位“敬爱的周主席”头上。
而央行行长的位置，原本是一个远离“公众”的角色，可偏偏出了一个“121号文”，惹得房地产老板们不高兴，从而让周小川再次成为“公众人物”。
央行的一个文件，能够在产业界引起轩然大波，确为十几年来所罕见。周小川对于这样的反响可能不会估计到。不过，对于这样一个文件，周小川似也不该“独当其责”。在周上任之初，对“房贷”的整肃措施已经在酝酿之中。“如果不是SARS，文件早就出台了。”而据称，在文件出台前，也是征求了业界意见的。
对“121号文”的评价即使在房地产业界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既然众加挞伐，必有偏颇之处。于是，有了后来的国务院18号文，其核心意思是强调“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对于这个“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文件，万科董事长王石的评价是对房地产商“心理上的安慰”。虽然只是“安慰”，但对房地产商来说，毕竟这种“纠错”的方式带来了“精神上的胜利”。
“转轨过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担任过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的周小川曾经说。这句话当然也很可以安慰他自己。
从证券到银行，为什么让股民、地产老板急得跳脚这两件事都先后出自周小川任职期间？这也许并非偶然。周小川本人身上较重的理论、理想色彩是其一大魅力，有时也正是因此而受人指摘。
“央行独立”：理想与现实
其实，121号文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除了其内容触及业界利益的直接原因外，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央行似有意借此彰显其“独立性”倾向。
学界对于增强央行独立性的呼吁起自2003年3月银监会从央行的分立。银监会分立之后，央行可以更加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维护金融的稳定”，而不必过多考虑商业银行的“感受”。不过，这显然还不是学者们所期望的“独立性”的全部含义。
在西方许多国家，中央银行与政府平列，同向国会负责。因为“维护币值稳定”与“刺激经济增长”上，央行与政府往往意见相左。”“是什么导致了通货膨胀？是政府的过度消费（支出）导致了通货膨胀。”格林斯潘的老师博恩斯教导他。这种“预算赤字危害”的理论对格林斯潘影响至深。而“格老”之所以权倾一时，是因为总统也需让他三分。中国的央行行长显然不可对此奢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三方面的决策均需报国务院批准。
而在现阶段，中国央行的“独立性”还表现为其与其它政府部门，包括宏观调控部门以及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冲突”。
从121号到18文大体上反映了这样一个冲突的结果。18号文的起草者是建设部—作为房地产业的主管部门，它当然不希望央行的文件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构成打击。
而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判断上，央行与另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看法也有差别。央行认为是“整体过热”，而发改委认为是“局部过热”。不过，央行在宏观调控的手段上，特别是市场化手段的运用上，比发改委有优势。
针对贷款增长过猛的趋势，除去大量发行票据以回笼货币的紧缩手段外，2003年8月，央行更祭出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的“杀手锏”，冻结资金上1500亿。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公报称，“到2004年1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速已连续5个月下降,货币政策效应继续显现。”
比起121号文的“无疾而终”，这应该算是周小川的一个得意之笔。
在猴年伊始的中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务院负责人承认某些行业、地区有经济过热现象。此种表态显然支持了央行去年开始的货币调控政策。而周小川更在之后的央行工作会议上暗示：防止通胀将是央行这一阶段主要的工作，今年的货币政策更加呈现出偏紧的趋向。
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持续一枝独秀，而现在走到一个新的关口，在央行的调控手腕下，金融能不能为之保驾护航，会不会留下一些可圈可点之处，还有待时间评价。
“学者型官员”
周小川是一个温和而谦逊的人，发表演讲的时候总是“眯着眼睛，并面带微笑”。仅仅从外表和谈吐上判断，周小川并不符合官员的特征，倒更符合他更学者的身份。周具有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其论文曾两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而其90年代初与吴敬琏合著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也曾成为中国规划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参考文献。
“但从本质上讲，周还是一个官员。官员永远都是实用主义者，”北大教授陈平认为，“作为金融官员，他追求的是最小化风险。而对企业则相反，追求的是最大化利润。”
“合作要比独断更利于规避风险。”陈平称。正是在这一点上，周的“亲和力”与“合作精神”颇为央行的同僚所称道。这多半和周系统工程学的背景有关。周认为：“一个人很难做出大系统的工程项目或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具有团队合作精神才能搞大项目。”
周的“官员实用主义”还表现在他非常在意央行行长的身份，而非逞一时口舌之快。在主政证监会期间，周以“大刀阔斧”推进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言行颇受媒体认可。而在央行行长位置上，周则给人以“谨言慎行”的感觉。尽管媒体总是希望在有周出现的场合捕捉其有关货币政策，尤其是至今仍属“高度敏感”的汇率机制走向的只言片语，但每每失望而归。有趣的是，周小川在公众场合对敏感话题的刻意回避，使得“物业税”与“金融服务如何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样与其职责不相干的题目都曾经成为其演讲的主题。以至于有的媒体发出生出周小川演讲“跑题”的感叹。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这样的字眼正如周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已经说了很多了”。
在改革问题上，周是“激进派”还是“渐进派”？似乎都是，又都不是。不过，在骨子里，周是接受“渐进式改革”思路的。2003年9月，周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渐进式改革与汇率体制演变》的文章：“我们汇率体制的改革属于一种帕累托改进（即一种制度的改变中没有输家而至少能有一部分人赢—本刊注）。”“你不需要确切地追求登顶的最佳路线，但你要保证每一步都在向上攀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