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55岁的刘永行，正在以二十年的资本及心智积累，下一个最重的赌注
文/本刊记者 李 岷 牛文文 刘亚洲
六七年来，刘永行怀揣一个心愿，又像怀揣一个秘密，奔走在全国大小各地，去看、去听、去发现、去寻找，皆是为了能将这个秘密的心愿找一个水土适宜的地方像种子一样播下去，历时经年，最后长出一片根深叶茂的桃林。—你或许要说，这似乎不是刘永行、而是被改编的夸父？
当然，以夸父来比喻刘永行，是几分夸张地为刘永行寻找第二主业的过程涂抹上戏剧性的悲壮色彩，然而事实上，在踏上寻找征途的最初，刘永行甚至还不如夸父那样心中含着目标明确的快慰。他只知道要在饲料业之外去做第二主业，只知道这个第二主业的方向应该是重工业领域，可是具体是哪样重工业、从何入手，他却完全不能够给出答案。
无从置喙
“茫然，非常非常茫然，”刘永行这么来描述1996年时的自己，“感觉好像走不通，好像自己江郎才尽，企业已经走到了一个台阶，而我没有办法让它再增长。”
那是希望集团四兄弟分家的第二年，刘永行带着分到的集团长江以北的十来家饲料厂的资产投奔上海，在浦东注册了东方希望。公司内外，大家所知东方希望的目标是和新希望一道在2000年前在全国建完一百个饲料厂，而且希望饲料业务发展的确是非常蓬勃，但没有人知道彼时刘永行的内心已经感受到新一轮发展战略迷失的焦虑，几年很快过完，“建完一百家饲料厂之后怎么办？”
这个问题恐怕刘家老四也在想，分家后的刘永好立即体现了不局限于饲料业发展的经营思路，1998年他将新希望推上了深市，并在房地产、金融等热门行业大举发力，投资和盈利的速度都相当快，一时之间成了刘家四兄弟中看上去最活跃的商业明星，新希望多元化投资的格局已然展开。
四兄弟中，刘永行和刘永好最具商业天份，而两人的喜好、风格截然不同。和刘永好投身资本市场将投资收购玩得长袖善舞不同，刘永行执拗地不开放东方希望的股权，刻意回避资本市场，多次强调自己是一个实业家，不会“玩”资本，只善于做具体、可见的实业经营，特别是做大家不愿意做的传统产业。分家后，东方希望虽然也参股了民生银行、民生保险、光大银行、光明乳业、BBQ快餐等企业，但是都不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刘永行未曾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企业，而把它们笼统地归入东方希望的“投资板块”里。“投资可以多元化，但是主业不能多元化。”
一直盘旋在刘永行头脑里的，是“毕其功于一役”、是做某件“更大的事情”。1992年，他去美国钢都匹兹堡时，看见某工厂里正在撤除两条生产线，一问，是卖给韩国企业，因为美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能源基础已不适合继续大炼钢铁。这一件小事让刘永行现实地感觉到世界工业生产体系的转移。
“90年代初的中国制造可能还没有基础去‘接’住这种转移，那时只能‘接’住轻工业生产的转移，但是迟早，随着中国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企业对原材料、能源、装备的需求将越来越大，中国企业将会在重工业上有所作为，”刘永行回忆起这一段时露出一丝小小的得意，“这就是我在1992年时的一点感悟。”
也就是这点感悟让他到了1996年决定为几年后的东方希望寻找第二主业时，没有犹豫地选择了向重工业进军。然而这只是一个极其笼统的方向，做了十多年养殖、饲料业的他，真正想做重工业时，发现自己无从置喙。资金？技术？观念？人才？在重工业的范畴下，他前十几年所积淀起来的这些要素全部变得那么稀薄而不可靠。他称自己“百思不得其解”，跨国公司为什么能做那么大的产业，为什么能做多元化，而自己只有在全国建一个个小饲料厂的本事？刘永行当时甚至本能地冒出一个现在听起来有点“疯魔”和可笑的想法：“我要去跨国公司、特别是华人的重工业企业里去打工！我不要工资，我义务服务三年，全心全意地为它做事。如果我为王永庆当3年助手的话，我一定可以做自己的大产业！”刘永行不觉得自己在开玩笑，他真的和一些中介人士谈起自己的迫切愿望，有的人对他直言“哪个企业家会给你免费的午餐呢？”有的人说帮他联系联系然而最终没有下文。刘永行自己也渐渐冷静下来。“中国首富”去某家大企业“打工”的故事最终没有发生，但是他没有停止对王永庆的经营和思想进行追踪和研究。
80多岁的“塑胶大王”，台塑集团的创始人王永庆被称作台湾商界的“经营之神”，然而在大陆，其声名虽盛，却并不像宏基施振荣那样被更多的企业家潜心研究、甚至都很少被提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陆重工业的“企业家时代”没有到来，此刻当大陆企业家有心在重工业里有所图谋时，王永庆很自然地就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从王永庆和台塑的史料中，人们非常容易发现，正是一次次强力打通各产业中的上中下游经营环节，王永庆才得以在塑胶业、化纤业中独步台湾。就这样，王永庆几十年一贯的“上中下游一体化”的思路成了刘永行进军重工业的行动指南。
打通产业链
1996年起，刘永行开始暗暗关注重工业中的每一个产业，汽车、钢铁、石油、轮胎、造纸、化工……他全部考察过，每次出差去看各地的饲料厂，他都带着另一重任务和想法去打听当地的能源、产业状况，他先避开大企业（他称其“高不可攀”），一般只去地方看当地的小重工企业，和技术人员沟通，从“建立概念”、建立追踪体系开始。比如1996年，山西一家小铝厂遇到资金困难，企业间是不能放贷的，但是为了追踪铝产业，刘永行悄悄地借给它一两百万，借此拿到这家企业的相关报告进行分析。他也和一些知名咨询公司交流，有意识地问他们对重工业的看法，然而对方的说法似乎并不支持他对未来战略的判断。在麦肯锡们的眼中，什么钢铁、化工都是夕阳产业，朝阳产业是IT、电子、服务业，刘永行你有大笔资金，为何不往这上面走呢？
刘永行有两个基本想法，一是所谓的夕阳、朝阳产业并无绝对，关键是企业能不能在行业里建立起自己的相对竞争优势，目前中国的重工业的主要力量是国企和外资，一般的民营企业因资本门槛进不去，如果东方希望介入重工，可以发挥经营管理中既有的“快、省、好”特点，很快建立起低成本、高效率的竞争优势；二是他在寻觅重工业的切入点时，总是希望能够参照王永庆的思路，将新做的产业支撑已有的饲料业，打造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饲料业上游的重要产品是赖氨酸，它在饲料生产中被大量使用。而赖氨酸生产技术是被高度垄断的，中国的赖氨酸主要依靠美国、韩国、日本三个国家进口，希望集团就是韩国味元集团的最大客户。
德国巴斯夫为了得到相关技术，在韩国经济危机中不惜花了6.5亿美金买下了味元集团。刘永行了解到两个数据，生产一吨赖氨酸需要2400度电、20吨蒸汽，那么这样一个高耗能的产品能不能通过热电联产降低成本做出来？一旦能低成本生产出赖氨酸，下游产品饲料岂不会马上受益吗？1996年，刘永行在成都建立研究所，投入资金人力对此进行研究。“这个技术门槛到底有多高？我们可以把成本降低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必须回答清楚。”
而赖氨酸还不是刘永行心中的目的地。与此同时，刘永行选择第二主业撒下的大网也在逐步收紧，到2001年时，已从起初的数十个甚至近百个项目收缩到三四个，其中，铝和电力两大产业呼之欲出。从1998年起，刘永行有了做铝电一体化的想法，因为铝是高耗能的，只有把铝和电力结合起来做，才能争取到更大的产业空间，而中国的电力供应系统是众所周知的低效率，如果自己做电，不但能供应铝生产，还能卖出去。让刘永行兴奋的是，铝电产业链甚至可以和饲料业嫁接：电不能直接支撑饲料，但是发电产生的大量蒸汽可以二次利用，如果做热电联产，正好可以支撑赖氨酸生产，发电的剩余蒸汽甚至还可以将生产赖氨酸产生的废水全部浓缩掉，成为微量元素添加剂，将之注入牛羊饲料里，既达到环保目的，又降低了饲料成本。
这就是刘永行头脑中铝电复合－电热联产－赖氨酸－饲料一气呵成的产业链。
踏破铁鞋
2001年刘永行接受本刊采访谈及第二主业的选择时，曾说道：“选择项目是天时地利人和，不能强求，并不是非进入某个行业不可。”事实上，刘永行对上述产业链的设计过程，也是脑中的大方向和现实一点一点的拼接过程。
如果说一只飞舞在太平洋上空的蝴蝶可能引出美国的一场暴风雨，刘永行也半开玩笑地将东方希望在山东做铝从而启动第二主业的机缘，上溯到1997年他在山东孔庙参观时蜇了他脑门一下的那只蜜蜂。
1997年，当时的山东工商联会长邀请刘永行去山东周边转转，看看有没有投资建饲料厂的可能。某天到了孔庙，一只蜜蜂飞舞着在刘永行头顶上蜇了一下，会长笑着对刘说：“这不是孔圣人点化你做什么吧？”刘永行只是一笑而过。第二天，来到聊城，刘永行去参观武训庙，受武训事迹感动，遂主动提出捐款40万重修武训庙。因为有此善举，此后聊城每年春季举行梨花节（也是一个招商会）时都会邀请刘永行去。2001年的梨花节，刘永行例行赴约，结果在那儿看到一份招商引资单，上面赫然列出一个当地热电厂要建铝厂需要引资的项目。刘永行脱口而出：“铝、热电，这不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嘛！”由于第二天八点钟的机票已订好，当天晚上十二点钟，刘永行和东方希望投资部唐部长赶去和厂长聊，三个小时后又赶到电厂去看了半个小时。
经过十个月的考察、谈判，东方希望和聊城信发热电厂签署合资协议，投资15亿元建年产16万吨电解铝和31万千瓦发电机组的铝电厂，其中东方希望以51%控股。
但是2002年山东铝厂建成之后，行业风云变幻多多，先是煤价上涨，然后是电解铝最重要的上游原料氧化铝价格从1700元/吨月月攀升，到2002年年底时已涨到2000元/吨且上升趋势不减。东方希望山东铝电厂配套的发电设备一直没有到位，这意味着只能以五毛钱一度的价格从电网买电，这同时意味着如果聊城铝厂一开工便处在亏损状态。所以铝厂建成后，一直没法开工。
所幸的是，刘永行将稳健的经营风格带入了重工业。在该合资协议还未签署的时候，刘永行就对本刊说：“我们有能力投入三四十个亿（做第二主业），但是我们不会一下子投入这么多，因为任何一个产业都会有不测，它也许会让你全军覆没，或者拖累主业，所以我们要把风险锁定在主业不会受影响的范围内。”
刘永行对本刊首度透露，在山东造铝之后，他却曾经想过退出这个刚刚宣布的“第二主业”、另觅它枝。“我想做一个更大的铝电厂，但是想到审批难度太大，能不能找一个审批难度低一点的？所以我就‘投’到钢铁里，在钢铁里‘呆’了半年。”他跟唐山建龙钢铁的张志祥一起四处考察，张志祥邀请他去宁波和建龙、复星一块做500万吨钢材。后来刘永行觉得实际上钢铁业和铝业都是限制性行业，而他一定要在“第二主业”里控股，所以最终退出了和建龙的合作。
如果要说刘永行在山东炼铝交了“学费”，那么就是刘永行对原材料资源、成本对一家冶金企业的重要性从此有了感性认识。他心里有了底：铝电厂的最佳地点应该建在一产煤、二有广阔土地、有水（环保容量大）的地方。刘永行的目光开始再次在中国版图上游弋，山西、河南……最后他将目光锁定在内蒙、新疆、贵州，亲自去考察。在内蒙，他本来想去鄂尔多斯看看，那里是内蒙煤资源的集中产地，结果中途到了包头看饲料厂，被包头高新开发区的主任留下来，问刘到底在找什么、准备做什么。刘回答：“想做铝电一体化，要有煤、土地、水。”主任说：“我们这儿全都有啊！”主任非常积极，甚至将刚从医院出来的包头市委书记拉过来与刘见面。谈了十分钟，刘永行心里就想：“应该就是这里了。”那天是2002年8月27日。9月2日，包头市委市政府几大班子飞到上海，邀请刘永行再去考察。9月12日，刘永行再赴包头，认为包头虽然产煤不及鄂尔多斯，但是有水，又是曾经的重工业基地，有闲置的配套设施，人才、技术支持均胜过鄂市，当即于9月15日和包头高新区签订开发协议，在那里分四期建设100万吨电解铝和272万千瓦发电机组，总投资将达100亿人民币。10月28日，工厂开始动工。
一年之后的11月3日下午，东方希望包头稀铝第一吨铝水出炉。刘永行喜称，东方希望仅用一年时间、投入20亿元，便建成了25万吨原铝生产规模并投产，无论是投资还是建设周期均是国际通行标准的三分之一，这是世界工业史上的“包头速度”！
其实，作为中国现阶段地方政府倾力引资的一个缩影，包头市政府招商引资的速度又何尝不是“包头速度”呢！
遇阻
将铝电厂建在包头，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当地产玉米，玉米正是生产赖氨酸的主要原料。刘永行称：“第一期工程建四套15.5万千瓦热电机组，每小时可以抽320立方米的蒸汽，利用它，每年可产20万吨-25万吨赖氨酸，这有可能使我们降低15%－20%的成本并成为全球最大的赖氨酸生产厂。而年产这么多赖氨酸，需要80－100万吨玉米，产生的80万吨玉米渣，可以生产100万吨优质的奶牛、肉牛饲料—正好可以支持内蒙的畜牧业。”
看来，刘永行设想的那条产业链在内蒙得到了进一步延伸，然而他并不认为东方希望应该沿着饲料业继续往下游走，“养殖业还是农民来做效率最高”；真正能决定整个链条摆动的，是龙头，也就是铝业上游的氧化铝，如果刘永行能溯流而上，把氧化铝的生产环节打通，那么正应了铝业里的那句话：“得氧化铝者得天下。”
“单独做铝厂，抗风险能力是很低的，原料一涨价，利润就接近于零，如果我们既做电又做氧化铝，那么我就锁定了我造铝的生产成本。”刘永行说。
事实上，自刘永行踏足铝业以来，国内电解铝产能大幅扩张，对氧化铝的需求水涨船高。据测2003年全国对氧化铝的需求超过1100万吨，国产氧化铝产量只能满足一半需求，半数以上都是通过中铝集团和中国五矿集团进口，而且前者还控制了国内100%的氧化铝生产。这样一种供需状况，使得国内氧化铝价格自2002年年中起步，已由1700元/吨升至2003年年终的3700元/吨。
2003年6月，刘永行祭出重拳，东方希望与河南黄河铝电集团、美国杰德金属公司、先锋全球投资有限公司等签署合资合同，在河南三门峡投入45亿元人民币建设一个年产105万吨的氧化铝项目，东方希望占有51%股份。
不过此次突进很快引来垄断者中铝的不悦，中铝董事长郭声锟表示：“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东方希望没有明确回应三门峡项目是否被发改委“叫停”，只是承认在中铝的示意下，沈阳和贵阳两个铝镁设计院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这实际意味着该项目处于被搁浅状态。
2001年本刊采访刘永行时，刘永行曾对当时的热点人物“汽车疯子”李书福表示了理解和同情，认为不要认为李书福是“堂吉诃德”，国家应包容并鼓励李书福这样有挑战精神的企业家去尝试。没想到两年后，刘永行发现自己竟面对和李书福类似的情境。“现在最大的难度是……审批、得到上面的认可，”刘永行说，“我最不想说这个事情。”然而这个问题现实存在。从2003年夏天以来，刘永行就像当年的李书福一样周游呼吁，在每个公开场合，包括他发言都离不开呼吁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到重工业改造的队伍中去的主题。
据说事情正在得到转机，从东方希望来的说法是，中铝有可能参股到三门峡项目中来。
资本和资源的考验
东方希望在包头铝电项目的一期投资是集团零负债完成的，20亿元投资全部是自有资金。刘永行说：“这是给当地政府和银行建立一个信心。”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东方希望在全国的饲料厂布点完成后，整个集团的财务状况处在资金快速回流期。“从1998年开始，我用了五年时间来积累资金，这些年下来，集团积累了十来个亿。当我们进军重工业时，我们让全国七十个工厂都来当股东，每个分公司再抽调一部分资金上来，如果需要，他们每个公司都可以负债两三千万，这对本来零负债的它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这样又有了十来个亿。”
事实上，刘永行做饲料做了近二十年，基本上一直是零负债发展，但是如今做大工业今非昔比，东方希望不可能继续漠视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力量。刘永行也承认，在做第二期投资时，他们希望能够谋求银行的贷款，但是“现在因为审批等原因，还无法得到银行的支持，国家的投融资体系对民营企业做重工业还心存疑虑。”
刘永行对铝电产业总共100亿的投资步骤作了一个梯度规划：第一级，适度负债，在2006年完成全部投资；第二级，较少负债，在2008年完成；第三级，完全依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和投入，在2010年完成。
刘永行曾对媒体说，未来几年内，东方希望的资产负债率上升到50%也是可能的。当然，除了银行借贷，还有其他融资形式，比如变卖集团在民生银行、光明乳业等公司的股权，比如引进合资者，甚至还可以在大希望集团之内召集其他三兄弟共同来做（正应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然而不管是哪种融资方式，刘永行二十年来保守的财务风格必须得到转换，50%的负债率和零负债对一家公司的财务能力、比如说掌控现金流的能力的要求是不同的，而引进合资者也会对东方希望既有的治理模式和风格提出新要求。刘永行也许不愁找不到钱，但是找到钱后的东方希望是否能适时而变？
相比资本，摆在刘永行面前更现实、直接的问题也许是氧化铝，虽然据刘永行说东方希望在包头的电铝厂的技术和规模都堪称世界一流，成本和效率都比国际公司更具竞争力，但是对电解铝企业兴衰有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上游的氧化铝。而国际铝公司已几乎完成了全球产业布局，美国铝业公司60%的产量分布在美国之外的10个国家，加拿大铝业公司有近40%的产量来自加拿大之外的6个国家，这些大公司在富产铝土矿的国家控制了相应产能，决定着全球氧化铝的供应。而中国铝土矿资源和澳大利亚、拉美等国相比，算是“贫矿”。中国企业要想在全球氧化铝的供应量中分得一杯羹相当困难。这种情况当然会影响东方希望铝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有消息说，2003年7月，东方希望、万向集团等共计13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北京合组公司，目的是出门探矿，去海外投资氧化铝厂。然而他们作为刚刚参与铝业的“新生代”，其资本实力、其产业能力能否在国际市场上胜过成熟的铝业公司，值得再考。
想来心思缜密的刘永行不可能没有全盘考虑所有的风险和胜算。55岁的刘永行显然深知他这次选择的份量，“一旦失误的话，几十年的积累就前功尽弃，所以必须一步成功。”
他说：“2008年，我们两个铝厂应该达到115万吨产量，如果按现在1万6千元的价格，就是接近两百亿的产值。”现在东方希望饲料业每年的销售额也不过30多个亿。两相对比，刘永行益发有了何谓重工业的感觉。
2003年12月17日，东方希望首次将全国总经理大会放到了第二主业的主战场—包头开。第二天，刘永行带着麾下做饲料的经理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东方希望包头稀铝。
在电解铝车间，经过第2003号电解槽时，刘永行无意中抬头，看到了头上那个大大的数字：2003。这时，他恐怕想到了即将过去的、百味杂味的2003年。
他说：“不用到总投资完成的2008年，到2005年，就应该思考下一步战略了。提前规划是规避风险的最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