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资本上面能否生长出独立的信仰、道德与责任感，这不单单是一个企业家文化研究所和几个人的事情
文/本刊记者 侯燕俐
将宋军和杨鹏关联在一起的，除了他们默契的私交之外，还有一样切切实实的作品——“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
“天下谷”语出《老子篇》廿八章：“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谷”之意象指向谦虚、吸纳、以退为进。这个成立于2004年的非营利性文化研究机构是继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之后的相关产物，旨在对企业家的社会生态进行研究，为当今中国微妙的转型期提供过渡支持和思想链接。
北京九汉天成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军反复强调“支持者”而非“资助者”的用词，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杨鹏则对注资的具体数字讳莫如深。也许在两者看来，金钱实在不是衡量像这样一个文化研究所的合适依据。
甲方宋军
时年43岁的安徽人宋军总觉得自己还是个文化人。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搞过诗社，工作后为看一场喜爱的话剧从哈尔滨坐火车到北京。1993年他还在巨人集团时，曾出资七万帮助电影学院刘君一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诗《惟一爱情的篇章》，1995年又出资50万帮助话剧导演孟京辉排演《阿Q同志》，后因外部原因不得不流产。近十年来，他和他的公司大部分精力转向阿拉善沙漠治理与生态旅游。
“有的企业家没钱痛苦，有钱也痛苦，为什么？”宋一张口谈的先是这个。在这个过分强调商业英雄的年代，财富被具象化和庸俗化理解。宋意识到企业家需为自己的社会角色重新定位，需抬头看看其他领域的智者高人。
信仰是解决精神痛苦的灵丹妙药。某种程度上，阿拉善事业是宋军精神的拐点，自那以后他更加信奉佛学。在宋私人佛堂的供桌上有一张南怀瑾先生的亲笔题词：“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从佛教角度上讲，别人接受你的帮助本身于你就是一种福分，一种精神的满足。”宋军总结了他最想实现的两件事：一是摸索出中国生态产业化的模式，二是帮助梳理中国传统文化。
恐怕不仅是宋军，社会神经发达的企业家都切身感到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发生了重大变迁，而曾遭受破坏的传统文化一时难以与资本的增长适配。“中国的纯文化很少。”跟随语气的抑扬顿挫，宋军一再瞪大眼睛又回复原貌。“所谓文化不得不接受外在的强加的东西。心灵的自由需要支撑，若受制于基本生存和社会生存，则很难不违背自己的价值观念。”
宋军笑称以前也曾坐头等舱、买名牌，尝试过所谓富人生活，但现在他不再追求这些，省下一千元就能资助一个失学儿童，资助文化机构是更有意义的奢侈品。“你在做一个某种程度上你看不到具体收益的东西。但第一你做了这件事，你和别人不同。第二你相信自己择人的眼光。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与杨鹏认识一年多，宋军觉得两人在很多东西上感受一致、志向一致。宋非常认可杨鹏在学术上执著的探索精神。“我自己未来想做的事情很多是一种感觉，至于理论上的合理性、社会发展的共性、国外经历的阶段，我们并不清楚。跟杨鹏们交流后会得到印证，这让我有恒定的心。”
精神投资也有风险。“可能出现的变化在你预估中，坦诚与信任是重要基础。如同谈恋爱看好一个朋友，最后有可能不是你变，就是他变，或者你们都变了，但当初都很真诚。”宋军选定的人必得同时具备社会责任和学术研究能力。
“企业家钱多之后总想做点什么，投资公益事业、文化产业，有无意识的，也有随大流的。文化很凝重，不能时尚化，否则会走样。”宋军并不反对某种角度上文化研究所是企业家的“形象工程”的说法。“对于责任的意识和觉醒并没错，哪怕这里面有作秀的、偶尔的成分，但有胜于无，第一步很重要。做事情开始时没必要苛求动机，但逐渐会形成一个场，形成更崇高的东西。”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社会对于企业家也有所苛求。比如讲为富不仁，这也是社会给企业家的环境使然，价值观导向部分扭曲。很多企业家到了阿拉善，身心回归自然，崇高的、真实的窗口打开，责任自然就跑出来。首创刘晓光当即就说，不能只让宋军一个人做这个事。”
无论施与受，宋军认为彼此都应坦然。学术研究者不代表任何一个利益群体，研究的成果应与相关企业家分享，给相应的决策机构以提示。“简单地看，文明无非解决三个和谐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个体内部物质与精神的和谐。”
“这些、这些很空。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宋军坐在古木椅上，在空中指点着房里的一切。“很多企业家、官员参不透得失，只看到得，没意识到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双向的。反过来，你舍，一定有得。”
“只要研究真实可靠，研究方法科学，目的坦诚，如果触动部分社会神经是必然的话，那也是好事。当然，同一个论题观点在选择表达场合和时机上确实有技术操作的问题。我给你一个预言，”宋军挺直上身，“现在企业家选择登山、旅游、航海来完成精神寄托，但用不了10年，这种寄托会往文化上走，寻找属于自己的信仰，企业家群体形象会愈加丰满。”
一个人不是万能的，包括企业家也是。企业家手中的资本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才智一样，都是社会赋予的适合自己的资源。“假如这个世界一切都可以用钱衡量的话，那将会非常扭曲。”一再地，宋军坚持每人都应该到阿拉善去体会一把。
乙方杨鹏
尽管酝酿了很久，在辞去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公职前，杨鹏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从此他要做一回“孤儿”。在半官员半知识分子当中兜兜转转，杨鹏终于回归民间，做了一名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
云南人杨鹏作为学者的系统性表现在日常生活里便是：一、无论中途接过几个电话，都能很快地拾起先前的话头；二、在回答某一具体问题之前，习惯用简洁明了的话语阐述古今中外的历史背景和大致的理论框架。
两支烟的工夫，杨鹏阐述了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过渡的必然趋势，以及与之相关的小农循环宇宙观到工商直线宇宙观的转变。杨认为社会文明形态转型过程中呼唤不同类别的人，原有的职业会延续，但其内涵观念已迥然不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似三足两耳的鼎，会同时转向另外一个台面，也就是“换一种活法”。
“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是个小众圈子，其内部刊物《企业家与社会》主要在工商人士中传阅。“我接触到的都是活生生的、在挣扎、努力和发展的群体。虽然权力、势能跟官场中人不同，但却是生长型的。中国转型靠的就是这种民间力量，体制则是如何适应的问题。”
长期与企业家们打交道，杨鹏对这个群体并不陌生。他发现有的成功企业家自觉思考深入，但站在学术和思想层面上看仍显浅薄——并且他们并不自觉。“毕竟他们不是这个领域，意识不到自己知识层面的缺陷，但他们的基本原则和取向是健康的。”同时，学术界也有缺陷，缺少经验背景，体系内的开明官员也易与经济实际脱节。总之，各个群体的优点需要捏合，以民主、平等的方式来共同协作。
平日跟企业家们接触，杨鹏始终保持平等平和的心态。由于彼此拥有对方不具备的力量和资源，因此灵魂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大部分出资人对于研究所的日常工作都不干预，因为他们发现各有各“道”。
至于为什么会成为研究所所长，杨鹏哈哈一笑，先说不知道，后来试着分析可能自己研究比较“杂”，涉猎很多学术领域，且不守规矩。研究过农业、产业政策、环保问题等的杨喜欢跟着“问题”走，并屡有创见。
在文化经济学上，杨觉得中国未来社会制度的转型有本土资源。李约瑟认为中国有民主文化的基因，受其启发，杨发现惟一跟宪政民主衔接的就是道家黄老学。他总结说，“道”潜含着自由秩序和平等的思想，对于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有深切的感悟，政府角色应是“抱残守缺”。残与缺指的是战争、社会秩序、自然灾害，也就是政府是服务型、补救者并非引导者。
“道”在个人修为上提倡虚怀若谷。一个人跟人接触若只是展现强力，对别人总是排斥竞争则无法进步。道家看重“无”，关心别人的见识，去听去习，进入这种状态，才能组合更多丰富的思想。
成功也会毁坏人。杨鹏客观地指出，整个企业家的精神状态还处在无所不能的阶段，各类企业家对于文化研究所的期待也不尽相同，有的确实需要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切实具体的问题，杨觉得对此没必要苛求，一个群体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的成熟需要过程。
“企业家如同鱼缸里的鱼，一旦缺水少粮，无法独活。因此要有眼界经营社会、关注社会环境。他们作为个人很能干，作为群体仍然脆弱。”杨认为集群效果能使企业家们从中得到作为个人无法得到的机会和可能。
意在改良企业家社会生态、降低社会成本的文化研究所目前的困难也很明显。一方面出资的企业经营可能会出现具体问题，若没有资金的持续支持，拿不出持续的研究计划，大战略的研究跟进有困难。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对此有的欣赏有的紧张，“总体上是温和理性的方向。”在政府里呆过的杨鹏知道政治边界，这使他一直保持建设性的立场。
“很多企业家朋友出于私交或者对你个人影响力的肯定来资助研究所，但他们未必真正意识到这件事深层的社会意义。企业家真正愿意为公益活动、社会生态的改观而自觉自愿地付出还需过程。精神共识这个问题自己是玩不了的。”杨鹏肯定地说。
“哈耶克自由主义在全球推行转变知识分子的意识，这一活动得到西方众多基金的支持。国外企业家和财团能够意识到这对消解他们的潜在社会成本有多重要。”杨鹏顺手举了国外的一个例子。
无论杨鹏还是宋军，均以光头示人，这有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巧合，至于思想层面他们显然也有各自的理解与逻辑。难能可贵的是，这不影响他们对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认定与努力。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杨鹏没有透露除宋军之外更多甲方和准甲方的信息。他自称心态虽自由、压力还很大，为文化研究所的可持续性发展，他还将继续游说奔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