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美国投资集团为主的西方基金大量涌入中国。是什么样的机会在吸引它们？它们对中国企业的价值提升如何实现？是否会造成中国商业的“空心化”？如何对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公正估值？围绕这些问题，美国华平投资集团全球董事总经理Harold Brown先生和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孙强先生对《中国企业家》做了全面的阐述。Harold Brown同时也是华平投资集团五位资深顾问之一，曾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空军部长和国防部长，加州理工大学名誉校长。
美国华平投资集团是美国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之一，新近完成了第九号基金80亿美元的募集。中国为其投资重点地区之一，已有多宗直接股权投资案例，比如亚信、卡森、港湾、富力地产等。华平于2004年12月联手中信资本等机构投资并控股哈药集团，被业内公认为第一宗大型国企收购案例。孙强为其主事者之一。
中国的四大趋势吸引基金
《中国企业家》：收购基金的回报率是否有逐渐增高的趋势？
Harold Brown:收购基金多年来较高的回报得益于贷款利率很多年都非常之低。如果你有钱，又不愿只收贷款利率，所以要去做收购类的投资。利率降低，大量资金的涌入使竞争加剧，减少了回报。如果利率升高，收购基金的生意就会下降。我相信利率还会继续升高，基金的回报便趋于平缓。
《中国企业家》：现在国际基金为什么对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四个国家感兴趣？
Harold Brown:共同的原因在于，第一，国内市场都比较大，人口多，资源丰富。第二，相对而言经济发展都未到中等发展国家，都在增长。中国有9%的GDP年增长，印度6%-7%。第三，经济结构都在变化，变化当中就有机会。不同的在于，中国有很大的重组机会，中国会以更快的速度变成一个消费大国。印度的速度不如中国，物理基础建设很简陋，而机构基础建设要好一些，有更多的金融和法律系统，给私人投资基金提供了好的运作环境。巴西是另一个类型，起伏比较多，但巴西是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认为是下一个大市场。俄罗斯起伏也比较多，自然资源尤其丰富。这四个国家GDP加在一起不到世界GDP的10%，但你必须现在就投入资金，构建一个更大的经济。
《中国企业家》：华平的平均回报率和失败比率怎样？
Harold Brown:就行业一般水平而言，20%的案例是全军覆灭的，20%狂赚，大体是一个橄榄形的回报。大家回报都差不多。保守一点的公司就赚少一点，跟风险很有关系。至于回报率，你知道巴菲特的基金干得非常好，它有大概50%的回报率。在过去30年，根据一些独立研究机构的数据，我们的回报率总是在最高的25%里面。
《中国企业家》：中国哪些行业让华平感兴趣？
孙强：刚开始也是觉得中国这么多行业，无从下手。但做了研究后，综合经济、政治、文化因素，我们找了四大趋势。一个是人口城市化，我们就看到住宅的巨大需求。第二是对于消费品需求的巨大增长，消费品牌将建立起来。第三，全球制造业正走向中国，劳动力成本低，会产生有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企业。然后是IT业，中国在一些机会上可以超越英美。
《中国企业家》：地方政府推动基金加入国企改制的原因是什么？
孙强：一个是因为国家政策，国退民进，抓大放小。另外，这些企业本来是当地经济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当地是龙头，因为管理和体制上的问题造成竞争能力下降，政府希望有一种东西去激励一下。改制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不好办。政府就倾向于请个外来和尚，来促成这件事情。在改制的情况下，管理层能够有持股或者期权，使它对企业价值有分享的机会。
《中国企业家》：你们对国企的改变体现在哪些方面？
孙强：第一在于制度上的改变。我们把企业改制，改变激励机制，企业的价值也能体现到管理层的收入上。第二，很多国有企业受地方干扰很多，包括哈药，地方政府可能让你去修条路，或者去兼并一家快要倒闭的鞋厂，几千工人要划给你，怎么办？我们进来后有外界股东，由董事会决策，就比较容易抵制这些干扰。第三，我们帮助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力。第四，企业要发展，光靠内部增长有时候不够，需要并购。有些企业是不愿意被国企并购的，而合资企业就可能性更大了。基金的核心业务是并购每天做的事就是买卖公司，所以在这方面可以给企业很大的帮助。第五，中国企业如果要走到国外，需要战略合作伙伴，需要市场，这也是我们的全球网络可以帮助的。
《中国企业家》：基金参与国企并购，管理层的默契是不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孙强：倒不一定是完全必须，但很重要。管理层对企业的情况最了解，对企业将来发展的前景有把握，如果你跟管理层没有接触的话，再独自去创造价值就比较难。但如果是政府对一个企业已经失去信心，认为这管理层根本就不行，需要你进来造成一种转变的话，那你提前跟管理层沟通岂不是浪费了。
对赌：战略合作意义大于利润分配
《中国企业家》：对企业估值有什么方法？在中国会有怎样的问题？
孙强：一般有三种方法，第一是重置法，就是把这个企业重新再建所需的成本。第二是类比法，就是能找到跟这个企业相似的已经上市的企业，以他们的估值来推断。第三是折现法，根据这个企业本身的盈利能力，把它未来的利润折算到今天。在国内，重置法一般不用，因为如果企业没有利润，把它重置了也没有用，如果它是个夕阳行业，重置意思不大。类比法也有问题，虽然很多国内企业在国际上能找到类似的企业，但国际企业的管理和能力不能套用在国内企业身上。第三种是我们应用最多的一种方法，但前提是企业本身有一定的盈利。在中国有一个问题，往往中国的企业家对自己很乐观，他会认为这个企业的增长会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个如果我们不相信，就要做出安排：你达到要求，我给你多少，你达不到要求，我给你另外一个数。这就是调价。这个方法不一定是很好，会造成一种潜在的冲突和危机。
《中国企业家》：在蒙牛管理层和基金的对赌中，有人认为这对企业家不公。
孙强：以结果来看，这种对赌的后果是有人赚钱有人吃亏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没有资本的配合，蒙牛不可能这么快上市，也不可能得到这么高的市盈率。事后当然有很多人说，这是对赌。但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对赌，企业能不能这么快找到上市的途径？所以我觉得，战略上合作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最终利润的分配，利润分配只不过是当时谈判的结果。这种企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绝对是条好路子。如果不结合，企业单干，或者资本单干，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中国企业家》：基金是一种短期投资行为，可能无法平衡企业短期和长期利益的矛盾？
孙强：是可能有这样的因素。假设短期目标就是马上上市，那么激励企业去冲成绩，上市之后大家都快跑。但如果是比较长远的投资眼光的话，这么做就不是最好的办法。前几天跟我们投资的富力地产老板聊天。我问他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假设他认为房地产今后10年会不断增长，地价也会不断增长，现在的房子就不应该百分之百卖掉，卖掉就等于把利润都给人了。但所有的国内地产商都把房子卖掉了，原因有二，一是追求短期利益，二是资金不够充足。我作为一个投资人，就一定不会赞成你为了短期利益把房子全卖掉，比如留着收租也挺好。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的眼光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更有长期意识。
《中国企业家》：你们如何对企业家估值？
孙强：只能摸爬滚打去跟他了解。对企业家的评价当然要从他的经验、学历，跟他打交道的过程中去深入了解，但这些都只是表面，要去了解他的想法，花很多时间了解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企业经营的理念和哲学以及对行业的展望。没有这样的东西，就很难说是了解了。根据他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展望、计划来做评估。
《中国企业家》：你们如果选择转售一个企业，买家通常会是跨国公司吗？
孙强：难说，现在国内企业很活跃，最近大的并购案，像TCL、联想、盛大、搜狐都有参与。机会是均等的，只要中国企业足够强大，就不一定会被外资收购，而且还有上市的可能。我们觉得，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不了解，向外国企业出售中国企业时，往往碰到一些情况，动作慢、官僚气。中国企业对自己了解，执行也很快。我觉得可能一小部分会到外资手里，中国企业可能会收到很多。我们投过一个互联网公司，技术是从国外来的，不是很成功，结果出售时三个买家都是中国的门户，老外一个也没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