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我们应该怎样营造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让企业自由选择品牌发展之路
笔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凯恩斯这句话,即: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是由精英决定的,因为他们博弈的利益驱动与力量远远大于其他阶层。
但精英的意见往往并不一致,龙永图先生是精英,不过,他最近遭到了另一批精英的猛烈抨击。起因就在于著名的中国汽车无需自主品牌论。
龙永图先生常常放言高论,引发争议不足为奇。但这次的争议由于牵涉国人感情,以及中国产业发展取向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挑动社会敏感神经,因此把龙永图推上风口浪尖。
在争端发生后,与辩论对手一样掌握着话语权的龙永图先生,首先召开新闻发布会,而后借助央视“经济大讲堂”再次为自己“辟谣”:“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赞成我们中国的汽车要搞自主品牌”,只不过是“不能够为搞自主品牌而搞自主品牌”,以己之短搏人之长地去发展中高档轿车,而应该发展已有产业基础的卡车、大轿车,以及小排量轿车。
如果我们能够耐心看完龙永图的发言,就会发现背后贯穿一条自洽的逻辑,即建立在对世界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判断基础上的,对于现阶段中国产业发展政策的主导性思路。细言之,中国目前尚处于世界经济链条的末端,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借助世界资金、技术力量,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老实遵守国际市场给予中国“世界加工厂”的定位。这一判断范畴已远远超过了汽车产业,针对的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已跃出国界藩篱,资本成为国际社会惟一的话事者,而逐利而居的资本是开放的,因此,对于国家而言,需要建立的是公平的市场环境。
从某一层面来看,龙永图似乎是这一理论的信奉者,如他一再陈辞,“关键是在高起点的基础上参与全球化的合作和竞争”,“一家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只要它成为中国的企业法人,给中国政府缴税、雇用中国工人,它就是本土企业”—一是税收,二是就业,非要在两者中选择,那就选就业——这是彻底的资本工具主义论调。
工具主义有助于人们理性地思考问题。但如果否认国家利益的存在,那么,就无法解释国际市场所发生的跨国企业税收争夺战,以及对于各国对于涉及能源企业并购的限制性条款。以资本而不是以国家的眼光来看待产业发展,未免失之天真。
如果我们以企业的眼光来,将会得出如下结论:无论中国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什么位置,都不是是否应该建立民族品牌的理由。因为,中国经济不发达并不能推导出任何行业都处于链条低端,只能担当“世界民工”的角色,而各个行业发展品牌的路径也各不相同,发展汽车与奢侈品品牌、发展国际品牌与国内品牌的条件也有天壤之别。
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那就是,发展的现实是由约束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想做成什么事关理想,能够做什么才是现实,成功人士总是考虑到约束条件寻找到成本低而效益高的解决方案。个别人的振臂高呼不会使经济规律发生偏移。企业家仍然必须按照规律与驱利的本性行事。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汽车工业起步时,由于缺乏足够的研发资金、核心技术,也缺乏足够的消费者,更主要的,是缺乏大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每年的新增就业人口大部分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现实的约束条件决定了我国在汽车产业发展之初,只能走以市场换发展之路。
现在汽车业的自主品牌的研发的兴起,得益于汽车集团及合资汽车企业十几年来的发展,使得零配件配套体系逐渐完备,培养出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国际资本的进入与轿车市场快速扩容形成汽车行业的较高利润积累,使得资金、技术与人才对产业的约束逐渐趋于宽松。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的汽车品牌占据的是中低档这一层面。
所以,只要资源配置状况不被人为扭曲,品牌的发生、发展就会按照市场规律而行,而无视龙永图们及其对手的争论。
问题不在于我国是否应该发展自主品牌,或是发展怎样的自主品牌。而是我们应该怎样营造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让企业自由选择品牌发展之路。而不是将一个理论话题转化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对龙永图的极端诘问,已经发展成为对当年中国加入WTO的批驳,对企业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无益。
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妇女就业,得出的结论是,妇女就业率急增,起因于居高不下的出生率、家庭物品如面包、衣物的大规模市场化,体力工作的减少,牵涉到医学、市场经济、产业转型等各方面约束条件。而女权运动,只不过是现实约束条件变化之后所产生的附属物。经济学上的大多数理论,也如女权主义一样,是事后诸葛亮式的现实点缀品。
当然,由于我国市场配置资源正处于形成期,一旦舆论形成预期,政策相随而行,对苦心经营品牌的企业将造成极大打击。我们已经看到郎咸平的理论与政策互动形成了一次大规模“路演”,这也是“李书福们”大声抗议的真正原因。幸而,此次争辩的主要双方都已褪却了官方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