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弥留之际，刘文辉反复跟家人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文/本刊见习记者 雷晓宇
即使撇开“大地主刘文彩的哥哥”这个身份，刘文辉也还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一方面，他曾经是雄霸西南一方的大军阀，更曾经领导过一个现在在地图上已经消失的省份——西康省。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政治嗅觉极其敏锐的现实人物，上个世纪40年代，他在中国历史变局的关键时刻做出的政治选择使得他能够在以后的历次风波里全身而退。
刘文辉的长子刘元彦今年77岁，是人民出版社的退休编辑，一生从文。记者问他：“您父亲对您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他晚年的时候，很少回忆自己的过去。只有一次，他跟我说：搞政治没意思。”
刘文辉其人
儿子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是爱，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是理想。一个儿子回忆自己的父亲，似乎是容易的，因为是那样的熟悉。但是真正去回溯那些点滴，又是困难的。一来，毕竟是两代人，尤其刘文辉这样一个历经风波的人物，很多事情他永远不会说，即使是和自己最亲近的人。二来，要彻底地认识一个人本来就是困难的，更何况是一个已经消失的人。不过，刘元彦的见闻和记忆算是目前能够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加上刘文辉自己的回忆文字和相关研究，我们试着触摸这个已经消失的人物和一段永远不会消失的历史。
刘元彦出生于1928年，这个时候，正是他父亲政治上最得意的时候。这一年，四川省的军阀混战尘埃落定，基本形成了刘文辉和刘湘主宰、二刘和邓锡侯、田颂尧四巨头分割四川的政治局面。也就在这一年，南京国民政府指定刘文辉担任四川省主席，他的侄子刘湘担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的委员长，这叔侄二人分别控制了西南重镇的军政大权。
刘文辉的回忆录里提到，当时自己拥兵十几万，拥有防区七十多县，“等于大半个四川”。这一年刘文辉33岁，新得了儿子，仕途又得意，可算少年得志，不可一世。他曾经用三句成语来描绘自己当时的心境：“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
这种“山大王”般的气势在刘元彦的记忆里实在是找不到踪迹。因为，到他能够懂事的时候，刘文辉已经迅速走过了自己的政治颠峰。1933年，刘文辉在和刘湘的政治博弈中失败，退守到偏僻的西康。
“可能是这一次失败对他的性格有相当的影响。反正我的记忆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不但对我们小孩子从来不打骂，就算是对他的部下，我也从没见他凶过。”刘元彦说自己家里的格局实在不太像人们想像中的军阀家庭——刘家是“严母慈父”。
刘元彦的母亲是刘文辉的第三任妻子，也是感情最好的一位。她是一个性格非常强硬的人，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让刘文辉觉得和她沟通起来比较容易，也很信任她。刘家的家事都是夫人说了算，家里的钱也是夫人管。
在生活方式上，她对刘文辉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刘文辉是行伍出身的人，“典型的粗线条”，他对于吃穿等生活琐事一概不在乎。穿衣就是长袍马褂和军装，解放后就穿中山装，一辈子从来没有穿过西服。吃饭就更不讲究了，而且他终生保持着军营里的习惯——吃饭特别快，而且只吃摆在自己面前的菜。刘元彦说，有一次还闹过一个笑话，他现在想起来还是忍不住乐。有天早上，佣人给刘文辉做早点，错把洗脸用的蚕豆粉当作麦片冲给他喝，可是他居然丝毫也没有发觉，可见他是如何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刘文辉的妻子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变化。比如，因为身居要职，难免应酬，他们开始学着打网球；因为要经常请人在家吃饭，家里便请了中式和西式两个厨子。
刘文辉的发迹
说起刘文辉的发迹，有密切相关的两个人物。这两位都是刘家的家族人物：刘文辉的侄子刘湘、五哥刘文彩。
说到刘文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就是刘文彩。对于刘家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刘文彩名气虽然大，但刘氏家族的掌门人却是刘文辉，刘文彩是依附于他的。刘元彦并不太愿意提起这段历史，他只说：“刘文彩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奢侈。当年他也不过是走街串巷的货郎出身，到我父亲有点势力了，才把他接过来一起干。这个也叫做官商结合。”
当时的中国是典型的“枪杆支配政权”，想有权就要有兵，但有了兵，紧接着面临的就是一个装备问题：一个是武器，一个是人才。所有这一切，都要花钱，而且要花大量的钱。这个钱怎么来？
刘文辉一方面扩大防区。因为当时四川的防区长官拥有税收权，每年的盐糖税收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来源。但是刘湘和他分而治川，这部分收入就有局限了。刘文辉于是把五哥刘文彩接了出来。
刘文彩比刘文辉大七八岁，对于经商很擅长，有了刘文辉的政治保护，他的“敛财功能”发挥得相当成功。从银行到商号，从信用放贷到变相高利贷，从办加工作坊到近代工业企业，刘文彩都驾轻就熟。有人评论说，只要能挣钱的，刘文彩都干。
这个“都”，包括做鸦片生意。刘文辉退守西康以后，他自己说是“成了破落户，财政陷入极端困难……终日焦头烂额，无法应付”。他从西康发掘了两个财源，一个是当地的金矿，一个就是种鸦片。后者可能挣钱更多些，也是刘文辉后来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不过，说起鸦片，当时的四川军阀少有不染指的。
刘文辉和刘文彩的兄弟感情还是很深的。刘元彦一辈子就见父亲哭过一次，就是在二十世纪40年代末刘文彩的葬礼上——他哭红了眼睛。
再说刘湘。黄炎培先生曾经写诗说到二十年代四川的军阀混战：“刀兵二十二年多，蜀难从头数岂谁。战役四百七十九，伤心父老泪滂沱。”刘湘和刘文辉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混战中结下交情和梁子。在当时的各派中，他们二人的实力是最强的，联合起来击败了刘存厚、赖心辉，瓜分了两人的地盘，形成了前面提到的四巨头割据四川的局面。
不过，刘湘和刘文辉一样，当年都是野心极大的人物，政治支配欲相当强。刘文辉自己回忆说：“旧中国的军人，照例是兵愈多，官愈高，政治野心就愈大，我自然也不例外。”两人都想统一四川、问鼎中原，因此他们的合作也只能是暂时的。
刘元彦回忆说，到他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和刘湘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有一次，刘文辉派人给刘湘送口信，意思是，你从四川打出去，我留下来支持你。刘湘不同意。刘文辉又派人问，那么我打出去，你留下来支持我，行不行。刘湘还是不同意。怎么样都不行，可见已经势如骑虎。刘元彦说：“到了这个地步，两个人的信任已经没有了，一山不容二虎。”
不过刘湘这个人比较有心计，他获得了蒋介石的支持。1933年，刘文辉在二刘战争中失败，退守西康，他身上的锋芒逐渐隐去，开始了生命中低调的15年。
暴风雨来临之前
西康的生活是宁静的。
“一到成都，觉得天变小了，一到雅安，觉得天变得更小了，因为四面都是山，像个桶一样把天空围了起来。”刘元彦这样回忆西康的雅安。事实上，这种独特的地势似乎也象征了西康在刘文辉人生中的地位——一个处于守势的人生阶段。
在西康的生活也是刘文辉前半生中少有的山居岁月。刘元彦记得，到了西康，自己和父亲的接触才渐渐多了起来。以前在成都很少见到他，见到了也是匆匆一面，说话很少。在成都，他居然有时间和心情常常陪家人去泡温泉、骑马、郊游。
在宁静的表象下潜藏着暗流。到了1948年春天，20岁的大学生刘元彦才意识到这一点。
当时刘元彦在成都念书，和地下党有一些接触，有人通过他向刘文辉递话，表示中共四川省委想要同他面谈。刘元彦心里有些犯嘀咕，他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其实他是一个开明的人物。之前我搞一些学生运动问他要钱，他也给我的。我估计这一次他如果不同意，也顶多是骂我一顿，但是否同意，那就是没把握的。”
一天早晨，刘元彦趁父亲一个人吃早点的机会，说了这个意思。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父亲告诉他，自己早已和共产党方面建立了联系，联系人和电台就在雅安。刘元彦这才恍然大悟——以前的暑假里，他回雅安经常看见父亲翻阅毛笔抄写的新华社电讯稿，他还以为是父亲自己派人搞来的，原来却是党中央的电台直接送来的。
刘元彦回忆说：“那些电讯稿上的字都是用抽掉笔尖的毛笔写的，这样就完全看不出笔锋，也辨认不出笔迹，可见保密工作做得相当细致。”
刘元彦后来进一步得知，原来父亲和共产党的联络从1942年就开始了。那年2月的一个深夜，刘文辉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的家里见到了周恩来。30多年后刘文辉回忆说：“在座只有我和周二人，约谈了一小时，谈完后周马上走了。”
多年以后，刘元彦也问过父亲，为什么连自己也不告诉。刘文辉笑着说：“能够说出来的，就不是秘密了。”
父亲的形象在刘元彦心里渐渐清晰了。这也能够解释刘文辉当年为什么能够称霸西南一方：一个一味温和的人，怎么能够应付那么复杂的政治形势，他身上必然还有更加霸气、更加深沉、更加强硬的一面。
有了这一次经历，1949年底刘文辉在彭县通电起义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尾声
1959年，刘文辉从四川调任北京，担任林业部部长一职。当时，他已经65岁了。他的部长生涯是怎样的呢？
刘元彦说：“后来我碰到他的一些老下属，人家跟我说，别的领导是什么都要管，你的父亲倒是好玩，他什么都不管，什么事情找到他，他才说几句，找不到他的他从来不问。”
有一次刘文辉参加一个重要的饭局。席间，他的老相识、老对手、老朋友邓锡侯也在场。“人家过得可能不太顺当，都吃不太下去，就他，还是那个样子，吃得飞快，只吃摆在自己面前的菜。”
这样一个老人，和当年那个意图问鼎中原的刘文辉差别太大了。他自己难道丝毫不觉感慨？对于一个已经故去的人，我们无法得知他每一个神经末梢的感受，不过，他儿子的反应非常直接。刘元彦说：“他是一个现实的政治人物，像文人的那些失落啊感怀啊，他是绝对不会有的。”
不过他也说：“那个年代，我父亲是过得比较压抑的。”
1976年6月24日，刘文辉在北京去世。这个时候，距离粉碎“四人帮”还有三个月。弥留之际，刘文辉反复跟家人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