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不少佛山企业的改制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地方政府与管理层、投资者的激烈博弈
文/本刊记者 周一 李岷
地方财政艰难，青睐外来买家
佛山在珠江三角洲腹地。2002年底，广东省调整佛山市行政区划，顺德市、南海市、三水市、高明市四个县级市撤销，分别设立为佛山市顺德区、南海区、三水区、高明区。而同期佛山在经济层面的调整任务，可能比大笔一挥式的行政区划调整要复杂、细致得多。经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速发展，包括顺德在内的佛山地区产业、企业都面临转型当口。各区的企业改制、招商引资、产业结构调整，莫不考验着地方官员的智慧。
一份研究广东经济发展之路的文本指出，如果说东莞是靠外向型经济、外资起飞的标本，那么佛山就是负债起飞的典型。负债经营的发展方式无可厚非，但是“负债”方式与佛山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相结合，就有可能产生一种依赖银行、依赖政府的经营嗜血症。在政府主导下，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最夺目的佛山企业都是“市(县)、镇两级政府向银行担保，以负债经营方式”发展起来的。有人用“用钱银行贷，还贷下一届，经理用钱，厂长负盈，政府负债”来概括当时佛山企业、尤其是顺德企业的状况。由此，顺德等地在90年代中期曾掀起了范围广阔而影响深远的改制运动。而像健力宝、科龙这样的知名大企业，其改制任务则被延至2000年以后，直到企业增长出现显著颓势、负债重重、几成地方财政的拖累，改制命题在种种压力下才突然变得迫切起来。
接下来的故事由于媒体大量的报道已是广为人知了。在推动改制的过程中，无论是三水、顺德容桂镇、还是佛山市，地方政府和管理层（创始人）之间都产生了激烈的博弈乃至对抗。健力宝的李经纬、科龙早年的潘宁、王国端、后来的徐铁峰、佛山照明的钟信才，和地方政府的谈判均以破裂告终。钟信才在改制的风口浪尖时曾对媒体坦言：“佛山照明虽然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股权在政府，我们想MBO，但总不可能拉着政府的手强迫签字卖给我们吧？”与冷落创始人诉求、甚至不惜驱逐企业家相对应的是，地方政府（大股东）对外来的陌生的投资者很感兴趣。
据了解科龙改制的知情人士表示，当时容桂镇卖科龙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要卖给外地人，因为“科龙很多供应商和原高层有裙带关系”。
更重要的是，这些外来投资者（拯救者？）看似来路不小，出手阔绰，张海花3.8亿收了健力宝75%股权，顾雏军也是拍出3个多亿收科龙20%多股权，而欧司朗佑昌等境外投资者则一举掏出6.78个亿将佛山照明24%的国有股尽皆买下。
佛山市原国资办主任张彩羽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佛山、顺德这些地区的国企，能卖的早年都卖光了，整个大佛山地区的财政状况都不是很好。她说，主持出售健力宝的三水市市长李贻伟刚调到三水时，2001年某些月份公务员工资都欠发，日子非常难过。
可以想见，在地方财政艰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对突然出现的、出手大方的买家青睐有加。出售心情急迫加上了解甚浅，地方政府在选择这些大企业新股东之时，难免有失于轻率的情况发生。
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科龙发展的周其仁教授，曾说：“如果还是潘宁掌控科龙，或者在创始人时期就彻底完成改制，我认为格林柯尔入主科龙就没有那样容易。”他接着问，为什么当年科龙不以潘宁的创业团队为基础完成改制？他认为从某本写顺德产权改革历史的书中找到了一个答案：时任的镇党委书记陈伟并不赞成顺德市“靓女先嫁”的那一套，他主张 “留大、去小、转中间”。科龙既大又靓，当然不能嫁。陈伟认为，“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不过陈伟没有想到，仅过几年，科龙控股权只以三个多亿出让，卖得草率而不无狼狈。（镇政府并没有从科龙的转让中拿到一分现金，见上文报道）
企业经营不善，政府重显强势
从2004年年中张海从健力宝辞职开始，健力宝的故事就渐渐变成了一场闹剧。汇天中恒接盘健力宝，却被三水政府赶走；健力宝厂区，坐在轮椅上的李经纬出场了，据说政府有意请回李经纬；最后，三水区领导亲自挂帅介入健力宝重组事宜中；经过为期近半年的激烈争斗，三水区政府退场，李志达艰难进入。但从此已然与三水区政府结怨的李志达还能带健力宝走多远？
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政府直接介入都是不合法的，这种介入不仅破坏了第一次交易的合法性，而且使政府主导下的第二次交易不合法，政府的功能是创造法治环境。他问，“政府到底应用什么手段来保证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就业的实现？”
与同属佛山的三水区政府强行介入健力宝不同，顺德区政府在介入的方式上则显得成熟许多，三水区政府赶走了所有健力宝原来的负责人，而顺德区政府则扶持科龙电器总裁刘从梦全面接管科龙大局，在谁来接盘科龙的问题上，政府显示了对顾雏军和科龙意志的尊重。也正因此，目前为止，科龙的重组工作推进得相对顺利、有序，不似健力宝案例中的混乱、乌烟瘴气。
但是，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等人仍对顺德政府以“抓人”方式来中止顾雏军掌控科龙的手段颇有微辞。他说，黄宏生涉嫌犯法后能取保候审，继续处理企业事务，像顾雏军这种再不会对社会构成危害的涉嫌犯罪为什么不能取保，让他自己来处理他的产权？
而曾经参与过大量问题企业重组的田文昌律师的观点相对保守一些，他认为，企业固然应该由大股东主导，但在企业的特殊时期，政府为了降低社会负面影响可以参与重组，这在转型期中国，是被普遍采用且证明有效的方式，关键是政府要认清自己担负的是协调、润滑的角色。
那么，佛山地区政府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在新产权结构下的角色扮演？李肃表示，顺德一带地方政府支配产业和资产的意识素来很强，当地很多企业与产业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早年，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也兼任企业董事长，两者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
但是，在90年代中期掀起的顺德产权改革浪潮中，顺德政府积极裁减公务人员、削减政府职能部门的努力，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促进顺德企业改制成功的一大保障。这些学者认为，政府在改制过程中是否进行深入、彻底的机构改革、是否有意识地限制自己的权力，是改制能否成功的关键。
不过事实证明，像顺德这样昔日强势、一手主导企业发展的政府，要真正适应新产权结构下的新角色扮演，是并不容易的转型。一位广东媒体人曾写出了顺德政府在新形势下的某种尴尬：“顺德政府希望从‘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但新的角色扮演并不成功。面对GDP的压力，税收的压力，地区竞争的压力，顺德的官员们不得不关心企业这个经济增长源泉；但“转制”的经验又使自己再无理由介入企业经营中……”这位媒体人提出，“顺德模式”需要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在中国整个大环境还没有真正步入市场化轨道的时候，顺德政府的“有形之手”还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不能过早地缩回来，政府如果太潇洒，让民营企业自生自灭，是不够明智的。“至少在最近的10年、20年中，顺德政府不能彻底退出，不能搞无为而治，更不能放任自流，重要的是参与方式以及适当的距离。”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是这种观点的存在说明在顺德、在佛山，关于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如何扮演正确角色，是有分歧、摇摆和有争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