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家世和成长环境使她把华丽的生活沉浸在骨子里。任何的历史风云到了她这里都不过是一枪虚晃
文/本刊见习记者 雷晓宇
茨威格是一个“对过去的世界充满眷恋”的人。他在自传《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当年他寄居巴黎，住在市中心的一栋老房子里，邻居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女教师，靠教授钢琴来养活自己和卧病在床的祖母。有一天茨威格偶然拜访，赫然得知这位病怏怏的祖母居然是歌德的教女，当年她的洗礼仪式就是歌德为她做的。茨威格不无感慨，他写道：不想时隔百年，我还能亲眼见到一个被歌德的黑眼睛注视过的活人。
和80岁的唐薇红交流，也有类似的感慨。身为名门之后，她随口说一件逸事都是掌故，随口提一个人名都是历史。或者说，她自己就是历史。一个记者遇到唐薇红，简直有考古学家发掘出北京人化石的惊喜。何况，化石是死的，唐薇红的记忆和她保存的老照片却能使历史复活。
7月20日晚上八点半，唐薇红准时出现在静安寺百乐门大舞厅的四楼包厢里。这是她每周必来的地方，舞厅经理和服务生周到殷勤，说“唐阿姨是全上海最时髦的老太太”：粉红色紧身上衣、白色短裙、精致的妆容，还有隐约的香气——她解释说自己用的是“香奈尔5号”。前一天晚上，她和朋友吃消夜到凌晨三点，早上八点就起了床，下午又赶去做头发，不过，“一点都不累的”。这也丝毫没有影响她叙述的兴致和清晰程度。
这真是一个很HIGH的老太太。
海派大宅门
“我哥哥不是替宋子文挡子弹死的，是误杀。”记者还没有开口提问，老太太自己先爆了一个猛料，惊堂木一般。
唐薇红的二哥唐腴庐大她很多，当年是宋子文的秘书。一直有传闻说当年唐腴庐在上海火车站替宋子文挡了子弹，因此宋子文终生都对唐家心怀歉疚。二哥死的时候，唐薇红才五、六岁，但是她清楚记得家里人告诉她的现场情形：“有人开枪，当然马上跑了，哪有上去挨枪子那么傻的。”
当天早上六点多，唐腴庐和宋子文一起坐火车回上海，当时火车站已经潜伏着暗杀的特务了。唐腴庐是秘书，自然第一个下车打点。当天他又穿了和宋子文一样的法兰绒大衣和铜盆帽，结果他刚一下车，烟幕弹和枪声便大作。混乱中特务以为得逞，迅速逃跑，宋子文则吓得躲在了铁轨下面，逃过一劫。唐薇红还记得家里派去接人的是一辆绿色福特轿车，牌号是51。司机马上开车把唐腴庐送到最近的医院急救，但是当时医院都是九点才开门，也没有人坐诊，唐腴庐这就冤枉送掉了性命。
当时唐薇红年纪还小，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斡旋解决的，她说不上来。不过，唐家当年也是上海滩的旺族。唐薇红的父亲唐乃安参加过北洋水师，后来考取了庚子赔款赴德国留学，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西医。唐乃安娶了四房太太，不过唐薇红说，那时候有钱人家的太太们都是分开住的。既然有钱，那就多买几处房子，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唐薇红的生母是第四房太太，不过去世得早，所以她从小就在大太太身边长大，和她感情最好、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同父异母的姐姐唐瑛，“那时候总是学她，想做她那样的人。”不仅是穿衣打扮，她还跟着姐姐学会了跳舞。下课之后，她经常背着家里人和同学一起去百乐门舞厅。那是品流复杂的场所，“那种地方我姐姐是不会去的，也不能够让妈妈知道的。”
唐瑛长唐薇红10岁，毕业于中西女中，当年是上海滩名媛，有“南唐北陆”之称。陆是陆小曼，唐便是唐瑛。当时的一位企业少东在1958年写了一本回忆录叫《春申旧闻》，里面就说：“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在唐薇红心目中，姐姐自然是“比陆小曼漂亮”。陆小曼结婚早，是老派人，唐瑛则是洋派人物，英文又好，人又漂亮，认识的人也多。那时候上海来了外国总统，有什么重要的宴会，唐瑛总是要出席的。唐薇红还记得，姐姐的房间里有一整面墙的大衣柜，一打开，里面全部是毛皮大衣。至于高跟鞋，那更是不计其数了。唐家大小姐穿一件新衣服，那全上海的裁缝都要忙了，因为不知多少女人都要照着做的。
唐家姐妹俩一辈子都结了两次婚。唐瑛嫁给了上海滩上有名的“宁波小港李家”的公子，后来改嫁给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唐薇红的两次婚姻也让她走进了另外两个大宅门。
第一任夫家是宁波人，虽然有钱，但却小气。在娘家的时候，唐家光厨子就有四个人，做上海点心、西点、本帮菜、西菜都有不同的人负责。但是夫家传统又古板，一只鸡摆上餐桌，必定鸡腿给公婆，鸡胸给儿子，等分到媳妇碗里，已经只剩鸡头了。唐薇红爱骑自行车、穿短裤、吃零食、睡懒觉，这些作派婆婆也看不惯。
第二任丈夫是浙江南浔四大家族之一庞家的公子庞维谨。这位公子和唐薇红趣味相投，两人都是玩家，也不用工作，每天就是六大饭店换着吃饭和跳舞。这户人家有钱到什么程度？唐薇红不太清楚。不过，前几年一家拍卖行卖出一幅字画，3200万成交，“这样的画，庞家太多了，不过后来都被烧掉了。”
唐薇红的公公是个有意思的人物。他本名叫庞清臣，后来为了反清，改名庞青城。在《徐汇区文史资料选辑》里面有他儿子庞维谨的回忆文章，说父亲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和民国元老张静江联合在南京路上开设了一个叫 “东益昌”的钱庄，专门经营日本汇票。当年上海的钱庄多过米铺，自然容易掩护，通过这里给身在日本的孙中山汇了很多钱。不过张静江“其人喜嫖赌，花了不少钱”。
创业“闹剧”
1949年4月26日晚上，唐薇红和丈夫从睡梦里惊醒，外面有隆隆的炮声和枪响。唐薇红吓得不行，心想这下是死定了。丈夫倒也镇定，拿了一床湿棉被，给老婆孩子从头到脚地盖上，说：“就是死也要睡个痛快。”第二天早上醒来，唐薇红打开房门，看见门外的马路上满满地睡着解放军。上海解放了。
解放以后没几年，百乐门舞厅数度更迭，最后改成了红都电影院。唐薇红在家闲着没事做，有朋友来找她，出80块钱，和人合开一个小拉链厂。唐薇红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下来，也不顾丈夫的反对。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打发时间的考虑，而不是事业心。她说：“人一辈子总要工作的，再说我也没舞跳了，总要找点事情做。”
不过事实证明，唐薇红虽然从小浸淫商家，但完全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她在拉链厂主要负责两件事情，一件是做会计，管理厂里的6个帐本，另一件是给厂里的工人开饭。后一件事情很成功。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这个工厂的工人也能吃到蹄膀做的夜宵，因此唐薇红虽然每天穿旗袍尖头皮鞋去工厂上班，在工人中间人缘却极好。前一个事情就是闹剧了。工厂开业两年后，有一天街道派出所来人抓走了其余几个股东，一查帐本，发现厂里的钱全部被这几个人黑走了，拿去买房买地养小老婆。这一切，作为股东和会计的唐薇红竟然毫不知情。
40年后，她很无辜地对记者说：“虽然上学的时候学过会计，但是真正对着那么多账本，我还是不会算呀。”既然被黑掉的钱都能买房子买地，想必是一个大数目，但是看不出唐薇红有多么心疼，相反，这次“创业经历”让她比较得意。一个是事发以后工厂被并入国营，唐薇红就一直在工厂上班，“我到现在居然还有退休金好拿的”。文革时期，丈夫去世，唐薇红就是靠着每月84块钱的工资把四个孩子拉扯大。再有一个就是在工厂做拉链，两只手掌都磨起了厚厚的茧子。唐薇红伸出手来给记者看：“我手上都是青筋，那些茧子都是请国外亲戚给我寄密斯佛陀，用最好的化妆品每天浸，才慢慢去掉的。”
唐薇红和庞维谨这一对，当年在上海滩是相当有名的人物。他们太相似了，也太会玩了。唐薇红还勉强算创过业，庞维谨则一辈子都没有工作过一天，完全靠祖荫过活。唐薇红自己也说：“我们这些有钱人家出来的，要说吃吃玩玩那很在行，但真的要做事情，还是不行的。”
“最后的贵族”
一个80岁的老太太，每周三次打扮整齐，来年轻时候光顾的舞厅跳舞，老朋友都不在了，现在的百乐门也不似当年，旁人都来猎奇，惟独她在怀旧……这样的叙述实在让人浮想联翩，充满了长恨歌式的末世情绪。事实上，在之前一些时尚媒体对唐薇红的描述中，也透露出这样的想像：似乎老太太是白先勇笔下的人物，为了一个永不能再回的梦进行徒劳的努力，载歌载舞，长歌当哭。
必须停止这样的想像，因为唐薇红完全不是那种抱着回忆不肯放手的人。她岂止是没有恨，对现在的上海，她爱都来不及。事实上，唐薇红经常来百乐门，不过是因为她实在喜欢跳舞，而现在的上海只有这么一个交际舞厅。唐薇红说自己的养生秘诀就只有两样：“一个动手一个动脚，动手就是打麻将，动脚就是跳舞。”她完全不理会旁人的目光，仍旧穿粉红衣裳，抹CD口红，着FERRAGAMO的高跟鞋，准时出现在百乐门，和24岁的舞伴共舞。问她旗袍好还是洋装好，不出所料，答案是“都喜欢的呀”。
这一句“都喜欢”，就是唐薇红的人生。她的家世和成长环境让她对华丽的生活推崇备至，并且念念不忘，但是这种生活一旦难以为继，在风波面前她又有敏锐的直觉、胸怀和韧性。她能够享受最好的，却不以炫耀的姿态，也能够承受最差的，却不以忍辱负重的姿态，充满了堪称伟大的游戏精神。
她总叫人想起陈丹燕笔下永安公司的郭家小姐，她和唐薇红命运何其相似，一样大富大贵，一样颠沛流离。同样成长在乱世的夜上海，但疼痛中却生出两种珠圆玉润：唐薇红没有郭家小姐苍凉淡泊的情怀。郭小姐是花开花落两由之，唐薇红却是只看花不赏花更不怜花，充满了及时行乐的民间智慧。郭小姐的平静只是因为隐忍而不是满足，和自己较着劲。唐薇红却是觉得“没有不好，就是好了”，对生活充满了符合实际的愿望和恰到好处的嗅觉，是世故，也是天真。
午夜十二点，80岁的唐薇红坐在百乐门暧昧的灯光里，享受着自己的现世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