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年,辜振甫来上海,在百乐门大舞厅对面的鹭鹭酒家吃饭,指着对面已经改作“红都电影院”的百乐门说:“风华已逝。”
2002年,台湾商人赵世崇出了2500万,重新包装百乐门。静安寺边上又亮起“PARMOUNT BALLROOM”的霓虹灯。
这是台湾人的百乐门情结。赵世崇说,他从小看到很多小人书里就老提到百乐门,还说“没有一根金条进不来”。这当然是演义的成分。据说,当年百乐门的茶五毛钱一杯,大多舞女跳三支舞才一块钱——这价钱可以买5支铅笔或者两匣平价唇膏。尽管如此,“灯火电焰,无拘无束”的百乐门生涯还是在台湾流传下来,无论是六七十年代的秀场文化,还是今天的综艺节目,都多少带着这种肉感愉悦的风格。百乐门就是台湾人的上海梦。
早几年台北忠孝东路上也开过一个百乐门夜总会,很快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对如今上海百乐门的状况,赵世崇表示“基本可以打平”。不过他也说,在成长上有困难:一是静安区文化局出于保护文物,不允许扩大营业面积,难以开展多种经营;二是喜欢跳舞的都是比较上年纪的人,虽然他们有消费能力,出手大方,而且都是跳舞上瘾的回头客,但是这些人势必会越来越少。一个娱乐场所,如果不能吸引最大的年轻消费市场,那么它的成长性就要打问号。
夜里,就我在百乐门所见,人流并不多,绝对无法和新天地衡山路那样的地方相比。坐在里面的,要么是前来猎奇的港澳台胞,要么是一些“老克勒”(洋泾浜英语,取意class,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百乐门重新开业的时候,就数他们最兴奋,抱头大哭,指着舞厅的某个角落,说:和当年一样的呀,我多少多少年前在这里滑过一跤。
但百乐门还是寂寞了,因为属于他们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等他们把旧怀完了,百乐门还能干什么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娱乐方式,我们的爷爷辈喜欢唱戏跳舞,父亲辈喜欢打麻将,将来我们退休了,可能就是拿着笔记本上公园,找别的老头老太一起打联机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