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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两起经典银行重组案的当事人，都已和中国的银行改革联系到一起
看着今年三菱和日联银行合并成全球资产最大的银行集团（1.8万亿美元），新桥投资（Newbridge Capital）的单伟建也许遗憾和庆幸参半。遗憾的是，他未能再像投资韩国第一银行以及中国的深圳发展银行那样“创造历史”，庆幸的是，日本复杂而沉疴的金融改革并不欢迎外来者，其在政经媾和的力量下合并成的三大银行集团：三菱-日联、瑞穗、三井住友，整体盈利能力依然低下，尚未真正摆脱困境。
不过来自美国肯塔基Ripplewood Holding（也译橡树投资）却曾在日本金融界成功扮演了一位外来者角色。它于2000年接管了倒闭的、曾是世界第九大银行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并改名为新生银行，并成功游说前花旗银行日本分行负责人八城政基担任了新生银行社长。经过一番重组及冲突，新生银行已于2004年上市，Ripplewood Holding当初投入的12亿已增至120亿美元。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另一起经典收购重组案就是新桥投资1999年以5亿美元购入韩国第一银行51%股权，2005年以33亿美元出售给渣打银行。
如今，这两起重组案中的当事人已和中国的银行改革联系到一起。人们关注新桥的点石成金之术能否移植到深发展，关注八城政基如何运用其经验帮助建行改制而不是“国际级花瓶”。
是私人股权投资提倡的“创造性摧毁”，还是比较制度研究学者所说的“适应性进化”？这是亚洲国家银行改革普遍面临的选择。从技术上来说，新生银行通过改变放贷模式、引进信息系统、强化消费金融服务等，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日本式的商业银行，总资产接近600亿美元，资本充足率超过21%。而作为韩国金融重整的典范，新桥5年把韩国第一银行发展成总资产400亿美元、资产负债表最干净的银行，也是注重零售业务、依靠信贷文化的结果。
对于Ripplewood Holding来说，最幸运的莫过于其CEO蒂姆·科林斯在飞往东京的头等舱偶遇坐在身边的八城政基，这个在埃克森石油、花旗银行分别工作了30年和8年的老头儿，是日本极少数理解并沟通世界的人之一，美国投资者和日本金融高官都能信任他。当八城政基在新生银行开始他的第三个职业时，前花旗集团CEO约翰· 里德把他与拯救日产的卡洛斯·戈恩相提并论，但作为本国人的他比戈恩更具使命感和雄心，他不仅让银行更有效率，还要改变整个银行业的体制及观念。
《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特写的《拯救日本》一书提及，新生银行引入华尔街冒险家及哲学的这场大胆实验，带给日本银行界的震动不亚于150年前美国炮舰的到来结束了这个国家的闭关自守政策。由于来者是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就无可避免地触碰了其国敏感而沉重的神经，政客及新闻界关于“卖国”或“阴谋论”的指责不绝于耳。“新生”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今天的深发展和建行来说，概莫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