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没有哪一位企业家在日常生活的二十四小时总是企业家，他所获得的重大的、恒久的成就常常出自难得的灵感闪现的一瞬间。当然，有时候灭顶的灾难也是在一瞬间出现。这些瞬间成了商业史上最动人的时刻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大萧条最厉害的时候，面对崩盘的股市，纷纷倒闭的公司（包括银行），美国人的生活信心遭到重创。那时候，一个叫J·保罗·格蒂的人正在悄悄购买廉价油井。不仅如此。美国太平洋石油公司一共有100万股份，这个人在短时间里竟然掌握了其中52万股。这简单的故事蕴含着一个人超乎寻常的耐心与对经济复苏的信心。与此相反，他的一个同胞把赌注压在了汽车制造上，造出一种 “罗克尼”牌汽车，售价低廉，意欲同福特汽车竞争，结果损失2000多万美元，最终自杀（看来70多年前，美国也有类似以奥克斯集团为代表的汽车玩儿票者，只是人家比较负责任）。
翻开一部商业史，最能打动你的是什么？
对普通人而言，商业史的魅力在于人，在于那些处于关键时刻的企业家的作为：J·保罗·格蒂是如何做出他的决定的？他的那些处心积虑的日子是如何度过的？他的那位同胞自杀前在想什么？
很遗憾，这些充满悬念的问题被商业史忽略掉了。他们也没有传记留下来。
历史极短的中国企业为我们积累这样的细节提供了可能。很多时候，正是那些时刻改变了企业家的命运甚至商业发展的方向。
要说明的是，有的时候，关键时刻是企业家主动制造的，比如他对自己的挑战（虽然他当时可能并不完全知道这挑战对自己的意义）；而有的时候，他完全是被动的，事先毫无察觉，比如机会或灾难。
脱颖而出前的瞬间
1985年，36岁的张瑞敏命令工人把76台质量不合格的冰箱砸掉。面面相觑的工人和迟迟不能落下的铁锤没有改变张瑞敏的决心。
1985年，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冰箱还是一件奢侈品，这一决定的震撼力之大可想而知。决定砸掉冰箱的那一刻，张瑞敏想的是：如果我们继续卖这种次品，企业倒闭的日子就不远了。为此他必须承受铁锤对自己的心脏的打击。
海尔集团在那堆废铁上成长起来。
后来的万丰奥特董事长陈爱莲以张瑞敏为师，创业之初也曾把一批不合格产品长期摆放在车间前的空地上：“这是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他们看着会像我一样心疼。”
一个“野蛮”的决定促生了日后中国企业的范本。
10年后的一个春节，深圳的某家酒店里，一个年轻人在二两白酒一包花生米的陪伴下，开始写下后来受到中小企业广泛欢迎的“管家婆”财务软件的第一行。这是他长久犹豫后做出的决定。他叫邝宁，任我行软件公司的创始人。
邝宁犹豫的已经不是要不要砸掉冰箱。在当时被要求“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的中国，创业成为最动人的词语。如果说张瑞敏改变的是中国企业的未来，邝宁要改变的则是自己的未来。
这个年轻人曾经在深圳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回到成都开了一家卖电脑硬盘的商店。当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发现那些原来远不如自己的人已经开始以千万来计算收入。
“我感到很慌张。”邝宁说。财富的巨大差异暗示着成就感的大小，这让一个曾经有过抱负的年轻人喘不过气来。留下来还是回去继续当小店主，一个年轻人第一次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留下来意味着重新开始，时时承受那些已经跑到前面的人带来的压力。而回到成都，衣食无忧，承认自己与他人的差距，日后内心的痛苦可能更甚于留下来。
白酒和花生米，或许是邝宁为自己制造落魄与孤独的道具。他在激励自己。
他成功地抵制住了回到成都过舒服日子的冲动。
邝宁独自写了一年，然后又与一位同事合作写了半年。这期间，他得到的否定比鼓励多得多，否定有时甚至来自自己的父亲。“我知道我写的东西有用，这就够了。”
多年后，回顾那段经历，邝宁说：“你做一件事，永远都有人说你不行，而且人数不少。但是，有效果比有道理更重要。”
1998年，另一个年轻男人在包头某条繁华路段买下了一座二层底铺。之后很长时间，他并未意识到这里埋藏着可以让他冲向全国的发动机。他漫不经心地在这座面积不太大的房子里上来下去，做着一些前途并不太光明的生意。有一天，他决定开一家饭馆。
他想，开饭馆肯定要做到与众不同。他马上想到的是自己喜欢吃的四川火锅。市面上四川火锅的招牌已经多得数不过来，他怎么样才能脱颖而出呢？他请自己的厨师妹夫来改良火锅的配方。
1999年8月，天气还较为炎热，张钢推出了他品尝后很满意的新配方火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张钢的口味与大众严重重合，他们从第一天起就喜欢上了这个叫“小肥羊”的饭馆。
但是，此时的张钢尚未处身自己的关键时刻：他只是像一个普通的饭店老板一样看到了饭店能够继续开下去的保证。
紧接着，一些朋友要求加入这个仿佛新兴的行业，张钢同意了。陌生人找上门来，包括倒钢材的，到包头要账未果的，甚至卖瓜子的。张钢没有扫大家的兴，只是要收加盟费。不吃独食的态度是埋在张钢饭馆中的发动机的按钮。对于即将到来的机会，他可能察觉未深，但是他按下按钮的姿态很自然。如果一个人的性格也可以算作是一种准备，那么可以说，张钢为这关键时刻准备的时间已经足够长。
张钢不断稀释着自己的股份。如出一辙的小肥羊们像水一样漫向了全国。
深思熟虑的关键时刻
当中国的一批企业家为产权问题所纠缠、以致频频出事时，万科的董事长王石正在登山。他的姿态甚至让自己都感到得意：“一个企业家这么轻松，为什么企业还能做得这么好？”
1988年，深圳市政府与王石商量明晰万科的产权。商量的结果是国家占六成，王石占四成。王石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因为他事先想到就是自己占一成也已经很不错了。随后，王石决定这四成股份由公司全员持股。
1988年，王石仔细地打量着这个突然而至的暴富的机会。他让自己的表弟从老家拿来家谱，翻看一遍后，他没有发现自己的祖上有哪一个人富裕过。他从自己熟读的一些描写暴发户的小说中得出结论：暴发者的下场普遍不好。具体到中国社会，王石说长久以来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暴富者容易成为眼中钉。王石强调自己不是在开玩笑：“我确实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翻看了家谱。”
几乎是从一开始，王石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职业经理人：“我的收入足够用了”。这一决定让他省却了诸多烦扰。无论他的决定是否出于无奈，至少现在看起来，他获得了内心的安宁。而且，万科所奉行的“利润超过25%的项目不做”、“不行贿受贿”等原则也证明了作为企业家，王石不贪婪。
王石庆幸当时的深圳市政府很开明，能够主动与企业讨论产权方面的事宜。即使不是如此，按照王石的人生态度，他在日后也一定不会为此大费脑筋。
在一个远未规范的商业环境中既得到利益又能取得好名声，这看起来很难。王石做到了。
2000年，另一位被尊称为企业领袖的企业家打量的不是家谱，而是两个活生生的人。
柳传志看着杨元庆和郭为。把企业交给这两个人是肯定的，问题是怎么交：是让他们继续合作还是让他们各自为政？
当然是柳传志说了算，但是他不能随便说。外界长期的赞誉没有干扰柳传志的大脑，他知道马上要做的这一选择对这个自己呕心沥血多年的企业有多么重要。
技术出身的柳传志想到了试验：自己有足够的时间，为什么不做得更为稳妥些？柳传志让杨元庆和郭为一主一副管理了半年。这是让柳传志难耐的半年：他比别人更想尽快知道结果是什么。半年之后，杨郭两个人的感觉都不好。“这个时候我再动手拆，就好拆了，”柳传志说，“因为两人在一起合不来。”如果没有之前半年的试验就分拆，杨元庆和郭为可能会对柳有相同的意见：你怎么知道我们合不来？同样，没有试验，柳传志也并不能确定自己的两个接班人是不是合得来。
在柳传志心里，自己的两个子弟兵都属于“一将难求”的人才，如何合理配置事关重大：“他们继续合作，就会产生矛盾，联想的运营效率就会降低。效率低到极限，无非就是两种结果：分拆或者一人出去。如果到那时候，由杨元庆主导来分拆联想，其难度不知道要比我来主导分拆大多少。而到了那时候，我在局外，分拆的事我敢接吗？”
2001年，杨元庆和郭为从柳传志手里接过了联想的大旗。最终做出分拆的决定让柳传志掉了多少头发不得而知。那些事后看起来顺理成章的决定不知道在当事者内心经过了多少斗争和反复。回顾这些让人动容的时刻，可能不会使你掌握成为一个企业家的秘诀，但如果把历史当作故事来读，这些时刻无疑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
蚂蚁如何绊倒大象？
终于要写到那些悲哀的时刻：灾难突然降临，当事人却毫无准备。他们被迫极其仓促地与自己营造多年的企业分手，连说一句再见的机会都不能够得到。而事后看来，他们未能预料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
2003年1月22日，积雪覆盖着山西运城闻喜县东镇的海鑫集团。上午10点左右，一个神色抑郁的男人走进了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的办公室。
像往常一样，在桌前办公的李海仓认识这个男人叫冯引亮，比自己更早办企业，曾一度成为这一地区的首富。后来，冯因经营不善渐渐潦倒，对同村的后起之辈李海仓已望尘莫及。冯引亮有一家造纸厂被勒令关停，他与李海仓协商，希望能把造纸厂的占地出让给李。李海仓也确实有意接受这个建议，但是当他了解到冯引亮并不能拿出完整的土地使用权证明时，协商停止了。
像之前的几次一样，冯引亮旧事重提，李海仓表示不能答应。在冯的心目中，李海仓是说话不算数，答应之后又反悔，他不能忍受。李海仓不知道，面前这个心理变得极端偏执的男人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一个多小时后，两声枪响从李海仓的办公室里传出，曾经的争论停止了（尽管有那么多人希望它重新响起）。冯引亮拿出准备好的手枪打死了那个“说话不算数”的男人，然后把枪口转向了自己。
现在看来，冯的要求的确过于无赖，李海仓的拒绝理由充分。但是企业越做越大的李海仓忽略了一个与自己相比近于赤贫的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会变得多么差，而这个人又曾一度比李显赫过。或许他稍微的让步（就像他以往的慷慨一样）会让那个男人收起杀心，毕竟他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职业杀手，毕竟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曾与人进行过很多重大商业谈判，在他最应该重视的一次谈判中却没有全力以赴。
一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人使一个庞大的企业登时陷入了混乱。
不知道四川峨边县明达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葛君明是否听说过李海仓的故事。在李海仓遇难一年半后，因为极其相似的纠葛，葛君明被人用炸药炸死。
2004年7月21日上午9时许，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出现在明达公司，手里提着一个装有物品的黄色编织袋。他在二楼的楼梯口坐下来。葛明君的办公室正在二楼。
一个小时后，葛明君从明达公司楼上的家中下到二楼，进入办公室。那个等待多时的男人尾随而至，把编织袋放在葛的办公桌上，问：“上次的事情怎么说？”
与李海仓一样，对于面前的男人，葛明君也见过不止一次。他叫张明春。葛明君的公司因为要修水电站而占用了张明春承包的河滩采石场，在未达成赔偿协议的情况下，峨边县水利局单方面决定关闭张的采石场。为此，张明春在水利局与明达公司之间跑来跑去，但未能得到答复。
对于葛明君而言，张明春的要求并不难满足：他要求1万元的赔偿费。而且张明春与冯引亮不同，他提的并不是无理要求。葛付给了张4000元，此后再不同意追加。
现在，张明春听到的回答仍然是“不行”。他没有再给这个自己曾当其面下跪（据张遗书所述）的男人留时间。有过爆破经验的张明春引爆了黄色编织袋中的炸药。
“我这个决定想了很久了，”在遗书中，张明春写道，“因水电局和明达公司串通一气……明达公司财大气粗，在县上是得不到解决的，所以我只有惊动上级政府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与他们同归于尽，在阳间要不回来，到阴间去要。”
与李海仓一样，葛明君无从得知（或者根本不想得知）张明春的脑袋里究竟在想什么，那个手提编织袋的男人无论怎么看都与自己距离遥远，尽管他就站在面前。但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突然之间具有了强大的力量，把一个对自己的前途无限憧憬的企业家推向了危险境地。如果葛明君听说过李海仓的故事，他也不会相信同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正常情况下，一个强大的人是不会选择和比自己弱小的人同归于尽的。所以在某些时候，应该重视的是那些弱小的人，他们可以失去的少，因此可能变得无所畏惧。而蚂蚁与大象的说法只是对双方力量强弱的一个粗浅的比喻，常识告诉我们，蚂蚁是绊不倒大象的，能绊倒大象的通常是大象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