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抵制日货”凸显的是消费者对公司社会责任、公司道德的关注
近日，国内“抵制日货”的规模渐大，引起多方关注。日本官方和部分媒体称这是中国煽动反日情绪的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希望经贸问题不要被政治化；同时，中国一些民众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不满情绪，并不针对日本人民，而是针对日方的错误态度。而被曝光曾支持纂改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的日本公司则纷纷与“教科书事件”划清界限，推脱干系。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抵制日货的行为或者运动？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首先对抵制日货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和认识。国家关系在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上展开。抵制日货完全是中国民间的自发行为。日本政府不能行使政府的应有职能，确保本国教科书客观公正，尤其在侵略和屠杀平民等问题上不能表现出正确态度，作为受害国之一，中国政府可以在国家关系层面进行抗议。而民众和社会组织对日本教科书编撰会及其赞助公司的反应纯属民间层面的活动。政府行为具有国际法意义，而民间行为在这里则只具现实影响力，或者产生国内法意义上的问题。
中国民众在反对和抵制谁？这一点必须厘清。是不分青红皂白、逢日必反，还是有特定的选择对象？是针对日本人民，还是针对作为相关行为主体的日本政府、教科书编撰会或部分日本企业？是拒绝光顾、购买和售卖日货，还是积极出击、破坏日货？
抛开历史纠葛和民族情绪的视角，更加理性地来看，眼下的抵制日货有什么法理基础，彰显了什么问题？
在国际社会，民间的抵制货物活动并非罕见。比如，欧洲足球杯赛拒绝使用童工生产的足球；英国顾客拒绝光顾售卖侵犯劳工权益厂商产品的超市；许多非政府组织监督跨国公司的人权纪录，并号召民众和社会支持，包括抵制这些公司的产品。这些事例，与我们今天的抵制日货一样，凸显了消费者对公司社会责任、公司道德的关注。
为了体现对社会责任的重视，很多西方大公司都开始制定《行为守则》，以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劳工标准等为依据，做出承担社会责任的承诺。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商业与人权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安南1999年发起“全球协定”（global compact）的运动，推动企业负责任的公民意识。2004年5月1日起，欧美国家将开始强制推广SA8000标准认证体系。SA8000是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标准，可以称为“社会责任”标准，或者是企业道德和人权责任的标准。与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一样，可以用于第三方认证。政府对于公司行为的约束是有限度的，而公众的监督和消费者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日本修订《新历史教科书》推卸自己的战争责任，隐瞒加害事实，将侵略战争描写为自存自卫的战争，通过歪曲历史的方法纵容、美化了严重违背国际法的侵略和战争行为，并且构成对邻国人民的不尊重。部分日本公司竟然赞助这样的教科书，违背人类普世价值和公义，与其社会责任背道而驰。
我国媒体对这些公司进行揭露和批评是正义之举，商业企业和消费者自发地对这些公司的产品进行抵制，以行动表示态度，同样是正义之举，都值得尊重。抵制日货，给部分企业带来的可能是利润的损失，给消费者带来的可能是不便和需求满足的欠缺，但它反对的是部分日本公司的错误行为，支持的是和平和正义的事业。
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将抵制日货作为一种运动在全社会长期开展，笔者也并不认为抵制日货会让日本国家或者公司伤筋动骨、大伤元气。但是，中国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都有权利秉承自己的良知，做出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表示正确的态度。
前段背景下，当愤怒的西班牙人一把火烧掉温州鞋后，我们看到国内媒体、商界开始对中国商人应如何“走出去”进行反思。对于那些支持历史教科书歪曲日本侵华史的日本公司来说，不应该认真地反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