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俗话说：在商言商。可如果有商人不仅言商，还神情认真地告诉你鼓动他不断付诸努力、乐此不疲的最高精神指引，那么你不妨坐下来听他讲一讲。有这么一拨人，早早开始了收藏之旅。一种基于兴趣爱好、童年记忆、时代造化的不可遏制的冲动使他们悄悄留藏起历史往复的见证。
拜时代所赐，如今，他们得以将私藏设置成共享，以个人名义和开放姿态主动反哺，填充中华文化缺失的链条，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私立博物馆。无法预知，商业力量的不断介入最终会使他们的私立博物馆呈现何种景象，但作为当仁不让的民间文化守门人，他们已隆重出场。4月间，《中国企业家》先后在北京、成都采访到三位私立博物馆馆主，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博物故事。
马未都：京城大玩家
已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开到杭州、厦门的马未都系京城四大玩家之一。1996年，他建立起新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观复”之名取自老子的《道德经》：“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那意思就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关于此人文物鉴赏能力之高有如下段子：一个澳大利亚人用报纸包着件瓷器，来找马未都鉴定。没等那人打开包，马用手一摸便道：“是件缩腰盖碗，乾隆时期的。”老外愣住了，嗫嚅半天憋出一句：“你怎么这么大本事？”“不是我本事大，见的东西多而已。”
生于乙未年的马未都自小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马早年下乡插队，回城后当了几年机床工，业余时间写小说。1981年，他发表了小说《今夜月儿圆》，因此成为《青年文学》编辑。他曾用笔名“瘦马”，和王朔、刘震云等人一起组建了“海马影视创作室”，集体创作过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红极一时。
好汉不提当年勇。写字太累，文坛浮躁——在《青年文学》干了10年，马未都一心一意搞起收藏。“我只不过比别人早一步而已。”马无意夸大所谓的艺术直觉，他更相信一个人的高瞻远瞩和独特创见必与其历史积淀有关。对历史了解越多，对现实和未来的把握度就越高。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收藏界青黄不接，大批艺术品贬值缺位。清康乾雍三代的官窑碗10元一个，雍正青花大盘只卖16元，一对清红木椅子比电镀折叠椅还要便宜。马未都凭借自己的眼光，利用工资和稿费在民间市场淘得不少宝贝。令他郁闷的是，每当他向同事展示，往往遭到哂笑。知音难求——收藏家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到了1988年，马的藏品初具规模，收藏之名渐起。“马未都看好什么，什么就涨。”玩家中甚至流传这样的口讯。可为佐证的是，马的一只以5000元从琉璃厂小摊买进的鼻烟壶，在香港拍卖市场上以6万港元成交。
北京观复博物馆几经迁址，最终落在大山子区。据马介绍，博物馆现有员工五十余人。目前展厅面积1300平方米，藏品以器物居多，有家具、瓷器、工艺品，还有一部分书画，另有一现代馆，展出现代画家的油画作品。从拱门、扶手到油画展厅的座椅，所有设计均为马未都亲自督导。他一会抚摸楠木墙体，示意观者看这光亮材质；一会又抬起厅内座椅一端，解释上面的印章：“看，我们的LOGO”。
艺术藏品不是简单的物什，而是活生生的人文证据。西汉时期的青瓷，乾隆时期的花瓶反映了中国古人精神层面的丰富需求。若中国文化是一座巨山，则任何人都不会到达顶峰，即使文化精英、大家名流也只能达到半山腰。更重要的问题是自五四运动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愿意爬这个山——马的比喻充满了反思。
作为商人，有能力支配财富的时候应当注重精神享受和精神投资。没人天生会审美，欧洲贵族也是从小学习艺术。之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美人的判断跟东方人不同，是因为西方人受的教育和审美观不同。中国喜欢的古典美人到欧洲就“没戏”。据马未都观察，许多富人家中陈设看似堂皇，实则庸俗不堪。“这也难怪，长期的物质匮乏使很多国人小时缺乏严谨的艺术训练，审美几成定势，在童年被人灌输的所谓好看的东西正是被社会摒弃的。”
马未都坦言，年轻时往往将财富看得比较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淡：任何人再有钱也不可能购买所有的东西，人不能跟财富较量；另外，并非每人都能控制自己财产的最后流向。西方讲究终极消费，对一个富人来说，他的终极消费便是慈善。富人中午吃的饭可能跟普通人并无两样，但真正享受高品位生活的人仍是寥寥。历史的原创性对人类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作为收藏家，马认为博物馆里的这些古董会变成一种力量，改变一个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现状。
晌午的日光越发强烈，马未都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拿起手机看看时间。就在刚才，助理在一旁轻声提醒：下午有台湾客人在古玩城等他。
樊建川：一个人的抗战
“如果看到卖家手里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手会发抖，赶紧揣到裤兜里，不动声色，继续砍价。”宜宾人樊建川讲起话来干脆利落，言语激动时会摆出手持冲锋枪的姿势。作为成都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抗战和文革文物收藏家”。
“文革爆发那年我九岁，因为父亲当即成为走资派，所以‘政治上’早熟。当过红小兵、红卫兵、知青，在文革结束之年入伍戍边，全程观察了十年长剧。1979年进入西安政治学院读书，环境稍稳，即动手收集文革历史碎片，一枚像章，一张传单，一枚票证，日积月累，从未松懈。”——这是写在《建川博物馆聚落》一书中的樊的一段自述。
从地图上看，大邑县安仁镇距成都不过30公里。此地系出过“三军九旅十八团”的军人之镇，历史争议人物刘文彩的故乡。如今，樊建川大规模的私人博物馆即选址在此，似也暗合了安仁古镇的人文传统。
从5岁收藏自己的成绩单开始，樊的收藏意识初露端倪。文革记忆、当兵历史、大学教员、政府职员、下海商人，种种经历使樊建川对于近现代历史，对于抗战和文革题材的收藏情有独衷。“当时别人打击我，你神经病啊，你又花钱，有什么出路？！”
做过收藏的人都非常清楚兴趣的重要性，强努跟风要不得。樊称自己下海经济实力提高之后，发现周围人玩瓷器，玩玉器，玩铜器，当时自己也动摇了。“跟着他们玩，买了很多明清时代的兵器之类。”后来他发现自己对那些收藏喜欢不起来，于是重回老路，把跟风之藏全部送人。
“当兵的一般责任感更重一些。”樊建川不仅搜罗了诸如“请用国货”瓷盘、冯玉祥题词“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花盆（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等抗战文物，还独辟蹊径建造中国二百壮士广场，首次将国共两军的抗战将士集合在一起。每个壮士都严格按历史照片塑造，不美饰不夸大，还英雄以本来面貌。
如果说抗日收藏品是“为了和平，收藏战争”的话，樊的文革收藏品则是“为了未来，收藏教训”。樊建川发现，现在的孩子只知道林志颖，不知道林彪；只知道范晓萱，不知道江青；不知道国家和民族曾经卷进“文革”的大旋涡，十亿人九死一生方得逃脱厄运。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二十年间，樊建川收藏文革历史文物多达190余万件，有瓷器、陶器、铜器、唱片、电影胶片、票证等数十个品种。“如果你看到，文革期间妇女的月经带也要凭票供应，一定会感到惊奇。”
文物可以固定一个人的一辈子，历史最精彩处往往靠具体的瞬间，而非抽象的说教。樊建川认为抽象和具体可以互相包容，甚至要靠具体的瞬间来体现这种抽象。比如汉奸梁鸿志，一般的史料照片是他受人伺候，红光满面。而樊则收藏到他的另外一张照片：梁鸿志被拉出去枪毙，他女儿在后面用手捂着嘴哭。由此，汉奸的可恶和他的下场，他最后的民族悲剧，家庭悲剧都一目了然。
收藏日久，有意识地阅读相关的史料著作使樊建川成了抗战研究方面的专家。如今，樊已出版《一个人的抗战》，而创作完毕的《抗俘》也即将出版。“抗日俘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理应得到关注。俘虏也是战士，他们中许多人被日军杀害，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常常写到哭。”樊建川坦承。不仅如此，樊还讲述了自己收藏过程中的奇特感受：有次，他收藏了一个抗战时期八路军的身份证，看着看着就产生幻觉，‘哎呀，老兄。’好像他跟我说话，还是陕西口音，跟我交流。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会梦见他跟我说话：我们打日本人，我们很艰苦，他会告诉我很多这样的，很奇怪。”
眼光、坚持、热情和实力是樊得以建立私人博物馆的重要原因。喜欢造词的他提出“博物馆聚落”的概念，文革、抗战、民俗三个主体博物馆的200余万件藏品将裂变成25个分馆。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也恰是樊建川的本命年。他的抗战博物馆将于8月15日正式开馆。
朱成：再造“精神鸦片”
四川雕塑家朱成最早接触到的空间艺术是传统石刻，这对他的影响远远压倒了罗丹和米开朗基罗。对于最近六七年开始的石刻收藏，朱的描述是“好象上天有一个意志一样，必须拿到，必须收藏。有一种冲动，就是劝不到自己，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有一天忽然吓了自己一跳。”
生于1946年的朱成自称三岁就有了记忆。他生于四川，后辗转到上海一个明清风格的古镇，常穿梭于现代图书馆，翻看不同年代的读物，在荒凉的山里当过农民，又回到四川搞起艺术。朱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颠三倒四的时代，常有时空错乱之感。曲折的经历使他有时认为自己的年龄肯定不止60岁，容量很大。
巴蜀之地石刻资源丰富，朱收藏的石刻大部分是地下石刻：即来源于古时坟墓中的石刻。由于热爱艺术，朱并不忌讳石刻的出处。他的理解是地下文物就是文化，这和墓地已是两回事。盗墓者把金银细软拿走，而将看似无用实则非常宝贵的石刻留下来。
“文物政策放开后，鼓励私人收藏，提倡‘谁保护，谁受益’。”朱笑言自己比较“贪婪”，对文化特别贪婪，只要看见就收。90年代初收到二三十块的时候，脑中隐约有了博物馆的雏形。“以前我这个博物馆是半公开，半地下的，2001年批准正式建立。”
尽管收藏颇丰，朱成仍然不忘强调自己作为艺术家对于博物馆的再造功能。“其实我更擅长的还在于陈列，对藏品专题进行陈列，制造精心的随意。”朱本人曾以雕塑《千钧一箭》获得“中国首届体育美展”和国际奥委会颁发的特等奖，善于制造“不伦不类”的惊艳之感。
城市化把很多传统的东西抛弃，朱成希望自己的石刻博物馆可以填补这些断裂，将今人没有见过，甚至见过已经遗忘的所有人类的共同记忆和现代连接起来。在朱成收藏的古代石刻图案上，可以看到汉代简约的房屋造型，唐宋繁复的寺庙文化。
“我要做一个瓦全工程，把民间民俗以栩栩如生的形式表达出来，让公众觉得传统的老房子还这么美，以前他也看到，老人也看到过，把这个画面放在现代的建筑里面，他会觉得老建筑还这么美，有一种美仑美奂的一种审美体验。”朱成认为，以前老说传统就是腐朽的东西，就是破烂玩意儿，其实绝非如此。“艺术就是麻醉人们的一种精神鸦片，但是麻醉是很不容易的，麻醉要主动的被麻醉，如此才能唤起对传统，对过去的记忆。”朱提醒道，陶佣是中国古代死里逃生的智慧，始作俑者实是为了避免殉葬活人，制造栩栩如生的陶佣让统治者觉得这也可以代替活人。如他所言，任何艺术藏品背后都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朱成不仅是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个个体企业主。他主要依靠自己雕塑工作室赚来的利润来养石刻收藏。朱形容自己就是一个守门人，“有时很陶醉，是我私有的，晚上很欣赏，但是早上起来觉得很紧张，大量石刻摆在仓库里，是个沉重的负担。”为了石刻博物馆的扩容，朱成不得不考虑修建筑，修房子，还要买地贷款，一天到处转。
“晚上我坐在这里非常安静，人要闭眼，闭嘴，闭心。以前吃荤，现在胆囊结石，吃东西要注意一点。不只是博物馆，我还要生存，还要创意，要投标，很多事情需要做。有点痛不欲生。”朱成若有所思，这位致力打造第三代博物馆概念的艺术家脸上显出有些疲惫的表情。
不过，最后他也仍没忘记强调更大的“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