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没有这群IPO人，就难有中国互联网的兴盛；但他们中只有极个别能够分享公司的远景
文/本刊记者 程苓峰
难见当年引渡人
谁都知道百度要去纳斯达克上市了。创始人兼CEO李彦宏刚从普华永道找来王湛生做CFO，把具有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的朱洪波提拔成COO，又从凤凰卫视挖来“公众人物”、节目主持人梁冬做营销副总裁。公司另一创始人徐勇则激流勇退，出走百度自立门户。
这是一个不成文的公理：要去美国上市，等于隔山卖牛，必须拿得出让老外信得过的履历。从跨国企业、上市公司请来的职业人士，贴上C‘X’O之类的扎眼标签，就能让美国股民乖乖掏钱。各家各户都这样干，就好比搜狐请李文谦、盛大邀唐骏、掌上灵通找杨镭。梁冬算不上职业经理人，可有人说：“百度上市依托的是搜索技术创新，找个‘娱记’坐堂，正好体现‘求新求异’！”
梁冬看起来状态不错，他表示，融入百度“绝对没有”问题。人容易有错觉，可时间不会撒谎。且看一组数据。
2000年有5家中国公司登陆纳斯达克，在IPO之前的1年内时间里，从外界密集引入了19位副总级别以上的高管。这群“IPO人类”特征统一：出身“名门望族”，拥有极漂亮的履历，在IPO前夕闪电空降。不过，这19位大牌中，有13位在一年之后、3位在两年之后就与庄家“分道扬镳”，到今天，只有UT斯达康CFO 麦克·索非和新浪COO林欣禾两位在原公司“幸存”下来。
想一一寻访出分手真相可谓艰难，17位“撒手”大佬中，至少10位早已在中国的互联网圈子和媒介视野里消失，踪迹难觅。当年搜狐的COO李文谦和副总裁陈祥辉据称都已退休，现闲居香港；CFO Thomas Gurnee自2000年底离职后就未在中国出现。网易老臣，CEO黎景辉和COO陈素贞在2001年中同时离职后就双双回归台湾未再露面；“曾给丁磊极大帮助”的CFO何海文“隐”于上海相夫教子，婉拒了《中国企业家》发出的采访请求；副总裁Wei Jie自离职后就不知踪迹，CTO许绪良现供职于eBay美国，已“少问江湖事”。新浪原CFO Victor Lee和CEO沙正治则鲜有人知其下落。
2000年中国概念股大规模登陆纳斯达克是一个开端，之后几经起伏，到如今共18家公司成功上市，圈到的资本以数十亿美金计。靠着这笔钱，中国的网络先驱们撑过泡沫破灭的低谷期，坚持基础设施投入和提供免费服务，到如今成就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时下中国概念股市值总额以百亿美金计，40%的纯利率使其成为眼下最赚钱的行当。而今回首，却难见当年引渡人，不免抱憾。
根据现有的零星史料和业内人士的回顾，IPO人类与庄家的相处和分手并不和谐。李文谦当年身居甲骨文中国总经理、在IT业声誉极重，却未能在搜狐COO任上呆够300天。临行，搜狐一高层为其下了“对具体事务的应变、处理能力严重不足”的评语。被新浪从网景副总裁任上挖来的CEO沙正治，没干足半年、在正式IPO之前就尴尬退场。互联网观察家吕伟钢回顾说，沙正治偏重美国市场的策略与董事会专注中国的主张相左，因之离去，后来转变成一个“反互联网人物”。网易创始人丁磊和黎景辉、陈素贞的矛盾从2001年初开始就一度公开化、甚至传言“大打出手”；之后，网易假账风波爆发，二人败誉、复归台湾。
“空降兵很痛苦，公司也很痛苦！”
易凯资本CEO王冉认为，IPO人的历史作用，就是从财务、审计、流程、架构等方面把一家个人色彩很强的本土创业公司转化成一个能够进入美国公众市场、符合其标准的公司。而“由内部很难实现这样的转变，须要借助外界力量”，吕伟钢说。
其实话分两头。对于财务机制的建立或者财务数据的包装是相对表面化的，这就是为什么IPO人类中，CFO以外国人居多并甚少发生“绯闻”的原因。来来去去，大家相安无事。搜狐第二任CFO Derek Palaschuk就在2004年初改投E龙门下，为其包装上市；而第一任CFO Thomas Gurnee即使在职搜狐期间也极少到中国，主要在美国应付投资者；IPO后不足半年，便旋即进入另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成了“IPO专业户”。
财务包装之外，对流程、架构等具体运营的改造就要深入和复杂许多，顶着CEO、COO、和总裁帽子的IPO人将不可避免地同原有体系和团队做直接磨合，大部分“绯闻”都流传在这群人当中。很大程度上，他们遭遇到普遍的“空降兵难题”，又有特殊在于，他们空投到的，是一片为创业文化和个人色彩渗透的土壤。
这群IPO人与原创业团队间究竟会发生什么？相信曾任亚信中国区总裁的王秦岱是眼下极为稀有的享有发言权的“当事人”之一了，他的感言很直白：“空降兵很痛苦，公司也很痛苦！”
王秦岱在1999年12月从北电网络高管的位置上到亚信出任中国区总裁，当时正值创始人田溯宁离开亚信赴任网通，其职责一分为二，CEO丁健执掌战略和国际业务，王秦岱负责运营和中国业务。亚信随后于2000年3月上市；2001年初，王秦岱携4位亚信副总裁同时离任，三个月后，以王为首的6人团队对当时UT斯达康旗下的华友斯达康进行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 In），更其名为华友世纪、进入无线增值业务；2005年2月，华友世纪登陆纳斯达克，王秦岱作为大股东，一直担任董事长兼CEO。
“Q.D.（王秦岱在圈子里的昵称）没什么‘绯闻’，先是做职业经理人、现在又创业成功，两种角色都尝试过。要是没这个经历就不方便说话，也难保公正。”这是圈内人士向《中国企业家》推荐王秦岱进行采访所给出的理由。在王秦岱眼里，自己与亚信之间互有助益。在跨国公司经历的系统管理经验，与原创始人的创业精神互补，这不仅在IPO时给投资人以信心，也在实际上影响着亚信。反过来，亚信使王秦岱们得以适应本土市场和创业型公司的环境。“西方公司里成型的各种理论，到了中国，如果不经过裁减、甚至完全打破后重来，就不见得有效果。正规军的作战方式在创业公司所在的丛林战里几乎没用，还按原来的路数，迟早被歼灭。”
这些浮在表面上的利益互补，在实际进程中就意味着深沉的痛苦。
“原有团队的信任是在多年创业过程中逐步磨合出来的。IPO人要在短期内适应创业公司的文化和特点，赢得元老和员工的支持，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如果信任关系建立得比较慢，那么推行一些新的管理自然就比较慢，双方对如何产生价值常有很大的分歧。这就是痛苦，你想尽快地改变一些事情，却欲速不达。”
“反过来，公司董事会重金聘请、寄予无限希望，目的就是要空降兵改变现有的文化和管理体系。这种期待非常之高，但实际情况又需要相当的磨合。你要把国际公司来的人裁剪成能适应创业环境的状态，确实要碰到很大的冲突。两方面矛盾交织一起，是个很痛苦的经历。”
在亚信，王秦岱第一次听到“打单”的说法。从AT&T到朗讯再到北电网络，王所熟悉的是“销售”，先是针对客户习惯的培训，再学习如何做介绍和沟通、如何事后服务等等，一步一步来。而在亚信，要的是与华为相似的狼性，老板下了命令，你出去就要把单子拿下来。一次不行，两次不行，就要走人。也是在亚信，王秦岱开始接触到一些本土公司在对待政府和客户关系上的“本土”做法。
在亚信“痛苦”不到一年时间，王秦岱于2001年初离职。他感受到，在亚信难以实现新的想法，而自己的创业基因开始发酵。“在亚信学会了如何从无到有地建设一个事业，学会如何去带领一个创业队伍，当时机成熟，就觉得应该自己做点感兴趣的事情了”。
强势创始人下的IPO人类
叶忻是另一位“双料”IPO人，也是至今仍留在中国互联网圈子的几位“幸存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90年代拿到学位后，叶忻先后加入硅谷两家技术型公司Tivco和Marimba，分别负责技术、销售、及国际业务拓展。2000年5月，叶正式加入在之前就鼎力支持的搜狐，担任主管技术的副总裁，一年之后离职担任中关村科技（Censoft）CTO。2003年底，叶忻加盟掌上灵通担任CTO，3个月后，掌上灵通上市。
“当时的创业者都是在尝试之中，这反映到公司层面，就是内部没有章法，不像一个公司的运作，”这是叶忻初到搜狐的感受。“之前，开发的产品不经测试就会放在网上，我会要求他们进行调试。之前，创始人一有什么想法就会去做，李文谦就把标准的流程引进来，预算、预测、分析、目标等等。用这些传统方式做事对搜狐有很大帮助。”
叶忻认为IPO人“集体”离开有一个共同的底层原因：这个平台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空间，那么就会去选择更好的机会，做更有激情的事情。叶忻不排除IPO人在跟“老板”的斗争中被动离开的可能，他认为中国企业的一个基本挑战，就是创始人只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增值的途径就是带来我们的想法。如果大家不能和谐，呆下去就没有意义。”
与在搜狐不同，叶忻在掌上灵通似乎更加得意。在任已1年多的时间，叶忻还没有离开的打算。“这是一家由管理层控制的公司，创始人已退出、CEO杨镭是职业经理人，我们共同点更多，容易沟通，想像力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无独有偶，王秦岱执掌下的华友世纪也有一个稳定的团队。CFO刘晓奚和其他三位高级副总裁季平、杨凡、李杰强，都是王在AT&T、朗讯、北电网络的高管同事，五人团队一起空降亚信，也一起离开亚信、创建华友世纪。显然，这个团队并不需要为了IPO而从外部引入经理人。感受过空降兵的痛苦，王秦岱更倾向于自己培养接班人。
不过，能像叶忻这样全身而退、甚至王秦岱这样另辟天地的IPO人实在太少，职业经理人的成功在这里并不具有代表性。在中国互联网，大唱主角的是在“尝试”中摸爬的“土鳖”创业者。王秦岱并不讳言对强势创业人的赞赏，“陈天桥的战略视野和丁磊的创新精神都无人能出其右，他们的头脑里没有界限。”
IPO人的艰难，实有必然。王秦岱常说，如果后生十年，一定学丁磊小师弟、一开始就创业。他眼里，在跨国公司里习惯的条条框框对适应本土创业环境非常不利。“那些经验能帮助公司从创业期向成长期转变，但在最早的创业和生存期没有大作用，而相反，你要完成转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王秦岱最终完成了转型，不过更多的IPO人在固有经验和现实环境的挤压下，失意离场。
如果放到一个大背景下，叶忻对IPO人的整体意义极显自信。“我们对中国互联网贡献很大，国际资本经过我们的帮助进入中国，这笔钱用来雇佣最优秀的中国人，建造令他们激动的事业。”当今的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与国际接轨程度最深、与国际差距最小的新兴产业。
但是，也正因为资本来源地和产业所在地的分离，使连接这两者的“IPO人类”天生要在二者之间牵扯制衡。很多人怀疑，来去匆匆的IPO人没有时间、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公司的本质，甚至反而为其带来动荡。但王冉相信，外部经理人对成长中的中国公司还是利大于弊。“无论成败，他们都会有效地冲击一些落后的东西；他们起码能让本土创业团队开阔视野、让他们了解外面的做法。这个非常重要。”“这些公司无疑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跟国内其它公司相比肯定要优秀得多。如果国内上市公司一多半还是罪犯的话，海外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还算良民。”一位资本界人士如此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