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控董事长王东的父亲 董事长的父亲母亲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带着礼物,常回家看看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2001年,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从华为内部流传开来,至今仍时常被人提起。任正非在文中详述了父母亲的坎坷一生,并为自己没有好好照顾他们而愧悔不已。 

 北控董事长王东的父亲 董事长的父亲母亲

2005年,参加“两会”的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为了自己的煤电项目审批眉头紧锁,但还是要去医院守护将做大手术的岳母。 

李海仓生前,每逢过年都要给父母磕头拜年。其父李春元提起往事感慨良多:“我说不要磕了,他不行,非要磕。”在外面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在家里依然是毕恭毕敬的孩子。 

“孝”是中国儒家思想重要的内容之一,它被看作是“仁”得以生发的根本。孔子之所以重视“孝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认为一个人在家孝亲才能够在外忠君,社会才得以和睦稳定。抛开政治不谈,大约三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用诗歌切念父母的恩情了:“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有子七人,母氏劳苦。”中国人极善“破旧”,但好像还没有人大张旗鼓地宣传不孝有理。 

在我们的印象里,西方人大都不懂仁义,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当我们看到阿甘(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主人公)听说母亲生病后一个猛子扎进海里,“游”到母亲床前时,才知道原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们的社会仍然处在急剧的转型中,很多企业家都谈到拜金主义对优良传统的破坏。“这跟我们的教育体制也有关系,”韩伟集团董事长韩伟说,“到处都追求第一,忽略了对团体的重视,忽略了爱。”他认为,最大的智慧是从爱心中来,最基本的就是对父母的爱。 

郭家学(东盛集团董事长)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录取员工的首要条件。“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怎么可能为企业做贡献呢?”我们接触到的企业家谈同类话题时异口同声。 

“最起码的,如果你对父母都不好,别人会觉得跟你交朋友不安全。”高天乐(天乐集团董事长)说。 

多数人看来,更多的财富可能为孝敬父母增添更多的内容,但其本质并无变化。同时,韩伟不同意“忠孝不能两全”论:“永远不要找借口说自己太忙,照顾不了。家庭如同企业,也是需要经营的。我不相信家庭都经营不好的人能在事业上搞定。”  

“要学会感恩。”韩伟说。 

企业家在中国已经成为主流阶层,他们的言行影响甚广。因此,他们对建立社会的优良风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父母就是佛、就是菩萨” 

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太后病危时,康熙昼夜不离左右,亲奉汤药。他不顾严冬,亲率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请求减自己寿数为祖母添寿。其祝文有言:“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时隔未久,孝庄病逝,康熙在其棺前长跪不起,直至昏厥。 

康熙能做到的,我们做起来也并不困难。这说明地位高低财富多少与是否孝敬并无多少关系。企业家们承认自己在改善父母的生活条件方面有优势,但实际上,父母在这方面的要求很少。 

第一代企业家们的父母大多出身贫苦,即使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他们仍然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作风,有的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在大午集团,经常可以看到一位驼背的老人在捡垃圾,人们都知道他是集团董事长孙大午的父亲。“我总告诉孩子们不要忘了本。”孙大午的母亲说。作为亿万富翁的父母,两位老人依然住在破旧的平房里,因为“习惯”了。 

在自己的文章里,任正非提到父母在广东的时候经常购买死去的鱼虾,因为“一死就十分便宜”,并且说这比内地的还要新鲜。买菜与买西瓜总是晚上出去,同样是因为便宜。1995年,任正非的父亲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包软饮料,喝下后拉肚子,直至全身衰竭去世。2001年,任母遇车祸,“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她生前经常在电话里嘱咐任正非注意身体,宴会参加太多对糖尿病不好。而任正非在她去世后才得知母亲也曾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对于父母,关键是要有爱心。”韩伟说,父母对儿女的要求很少,而往往是儿女对父母的要求过高。他经常跟自己的员工开玩笑说,“爱”这个字简化得不好,因为把原来的“心”简化掉了。“没有父母的抚养,我怎么可能有今天呢?所以要用心去爱他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韩伟小时候念的课本里有一首童谣: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爱心,他还会去爱谁呢?” 

韩伟的父亲在韩伟尚未创业时就去世了。1992年,创业10年,韩伟的母亲去世。韩伟清楚地记得,母亲在去世前一天晚上还嘱咐孩子们说:“你们都累了,去休息吧。”只要是在家里住,韩伟每天早上都要去给母亲问安。但是第二天一早,他没有再看到母亲的笑容。 

韩母一生育有十个子女,在其晚年,韩伟创业成功,条件好了,让她搬到城里去住,她执意不去,因为住着不习惯。韩伟为她在村里建了别墅。 

韩伟住在大连,母亲去世后的3年里,他几乎每天都要回到村里母亲的坟上坐一两个小时,“就像是过去坐在她的床前”。 

郭家学认为,自己财富的增加非但没有给父母带来安慰,相反却带给了他们更大的压力。郭家学自称一年大约有五分之四的时间在外面跑,回到西安家里,每天也都是夜里11点以后。“在西安的时候,只要我不回家,我妈是不睡觉的。一直她看见我回来,觉得我睡下了,她才熄灯。”郭家学说,自己的父母实际上是在不安中度过每一天,“担心我工作压力太大,害怕我坐飞机不安全。他们担心的事太多了。” 

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任正非写到母亲临终前两个月还跟他的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钱,“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 

“我们现在求佛啊,拜观音啊,应该认识到父母就是佛祖、观音。”韩伟说。“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养育我们成人,如果讲报应,孝敬他们肯定会得好报应。” 

很多朴素的道理实际上都来自民间,然后由某个伟人总结出来发扬光大——林则徐写道:父母不孝,奉神无益。 

在回顾自己的生活时,企业家们大多谈到父母对自己的影响巨大。任正非说,是父母教会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宽以待人,不计荣辱,忠于事业。他的父亲曾对他说:“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溜。” 

北京更香茶叶公司总经理朱丽俐回忆儿时母亲对自己非常严厉,“坐姿不对都不行”。她认为对自己日后成功有很大帮助的耐心、不畏劳苦等性格来自母亲的塑造。朱丽俐说:“现在她看到我仍然会批评我,并不觉得我的成就有什么了不起。”韩伟小时候家里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经常要向邻居借钱维持一家的生计(这与任正非的童年非常相像)。韩母身体不好,所以经常对孩子们说:“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们一定得把邻居的钱还上。不然,我要变鸡变猪还人家。” 

亲情与管理间的平衡 

中国民营企业多为家族企业,董事长们一边是管理上千人的领导者,回到家里的身份就变成了人子,但当父母的意见与自己相左、将影响到企业本身时,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就变得非常关键。有时候,并不能完全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 

田汉(北京京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舅舅曾在企业里当钢筋工,因为不服工程师的管理,跟工程师打了一架。田汉当时就把他开除了。田的舅舅很生气,说田“有钱了就不认人了”。田汉想给舅舅一笔钱作为补偿,“他一辈子足够用了”,但仍然得不到对方的谅解。田母得知这件事后也非常恼火,说“姥姥家的门你不能进了”。第二年大年三十,田汉带着母亲回姥姥家,其舅及舅母不让他进门,而且三个舅舅对他都是这样。田汉没有办法,与表弟一起去给姥姥上坟,一到坟前,就哭了。因为没人能劝他离开,表弟就回家找来了田的舅舅。二人一起在坟前大哭,然后又一起回了田的姥姥家。尽管田汉没有听母亲的话让舅舅再回公司,但每年过年还是会把一年的费用交给他们。 

其实古人也不是提倡一味地盲从父母。《孝经》里就说,当不义而不争于父,是不能够叫作孝的。现代的人们与父母的分歧一般上升不到“义”的层面,但对与错还是可以分辨的。1998年,朱丽俐与丈夫俞学文的茶叶生意有了较大发展,却受到俞的父亲(曾因为看不到希望而把小茶叶店卖给儿子)的起诉。俞父要求收回茶叶店。亲情和利益的纠缠让俞氏夫妇感情大伤。虽然诉讼的结果是俞父败诉,但俞学文还是给了父亲5万元作为补偿(创业期间资金甚为紧张)。直到现在,俞学文还负责父母(继母)的所有生活费用。可以想见,如果当初不是力争,更香茶叶公司可能还只是一个小小茶叶店。 

高天乐的父亲原来在集团里任书记。企业改制的时候高天乐对父亲说,你60多岁了,应该休息了。你带这个头,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休息。在企业里你老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不休息我们不好干工作。高天乐按公司规定给了回家的父亲补贴。心情不错的高父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没有事情可做,就又回来,而且很生儿子的气。高天乐马上拿出钱来安排父亲去旅游。父母岁数大了,一般比较好哄,高父很高兴地跟一些老同事讲:你们看,儿子拿钱让我去国外旅游呢。有时候高父还是会到公司里来,看不惯的地方就要批评。高天乐教会了父亲上网,现在老人家每天忙着在网上打扑克下棋,也顾不上到公司里来了。有时候电脑坏了,会很着急地给儿子打电话:“快过来帮我修一修呀。” 

及时行孝 

中国人常说“孝字易为,顺字难当”。曾子讲过,一说起孝,大家都认为能养活父母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牛马猪狗,我们一样能养活,“不敬,何以别乎?” 

物质条件的改变使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并不困难的事。父母老了,他们最需要的是安慰。 

每年春节七天休假,郭家学都要在家里跟父母待在一起,“雷打不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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