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春江水暖鸭先知。当2004年底，在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以宁之间爆出一场“重型化”之辩之时，“重型化”的实践事实上早在两三年前就被众多企业家以及地方政府联手启动了。那些处于商业一线的人们，其重型化的冲动基本上是被市场、产业、企业发展的真实需求而唤起的。
《中国企业家》在2004年第2期的封面报道《民企重型化》中就曾剖析过这种“真实的需求”何在：市场对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的需求，是由处于终端需求的住宅、汽车、电子通讯等行业的增长而凸显的，这也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偏“轻”发育后、“由轻到重”的必然调整；此外，对很多民营企业巨头来说，实现企业“由轻到重”的跃迁，是其企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
事实上，就在学者们才就“要不要重型化”而唇枪舌剑之时，中国这轮重型化已在短短三四年内，走过了一个由政（地方政府）企合一推动的增长到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收缩、调整、再发展的螺旋式发展周期。那些被“真实的需求”引导、立志要在重化工领域拓展天地的企业家仍坚持认为，重型化是中国产业、经济结构发展的大势所趋，他们仍在顽强实践。
与其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不如眼光向外，看看别的先行者都走过什么样的道路，是否曾陷入和我们一样的情境与困惑。
2005年初，《中国企业家》杂志社记者赴韩，踏上“寻访韩国民企重型化样板”之旅。现代造船、浦项制铁等韩国重工企业在最近二十年突飞猛进，成功奠立其世界地位；同时，韩国与中国地缘相近、同属儒家文化圈、崇尚集体观念、政府强势；并且，两国经贸往来日盛，韩国已是中国第一大直接投资国。由此原因，《中国企业家》选择韩国，期望寻找到能为中国重型化民企所借鉴的脱困之方。
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家》就民企重型化在四个方面向韩国企业求证：第一，类似中国的第二次重工化和民企自主的重型化，在韩国是否同样发生过。第二，政府对民企重型化和国企重工民营化的态度。第三，韩国企业重工化的资金安排，有没有困扰中国民企的资金受限、短融长投等问题。第四，从轻工业发家的民企如何把握重工业的产业规律以及人才储备问题。
在韩国，《中国企业家》对来自商界、金融界、学界、媒体界的6位人士进行了采访，从不同层面了解到韩国企业重型化的全貌。我们了解到，由于韩国的国情和发展史，韩国重工化和民企重型化呈现出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景观。
我们没有为中国民企重型化找到直接可供拷贝的样板，但是我们找到了韩国重工业今天为何能大获成功的逻辑。
而中国重化工业要取得长足发展的逻辑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