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遭受了2004年的重挫之后，重型化先驱者们的承受力是更脆弱还是更坚强？
文/本刊记者 周一
“请经济学家们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重工业的市场需求’，如果有我们不选择重型化，那谁来满足市场！让给外资吗？！”
就“吴厉之争”，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这么说道。而其他接受本刊采访的几位企业家，也几乎都直言不讳称“我赞成厉以宁的观点”。
当吴敬琏和厉以宁在2004年底就中国现阶段应不应该以重化工为产业发展重点而展开辩论后，我们鲜闻企业界和政府的声音，而他们正是这场“重型化”的主角。
在2004年2月《中国企业家》推出“民企重型化”封面报道时，本刊就发现，从2000年以后，企业界这场“由轻到重”的产业升级之路，就已经如火如荼展开，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这场升级运动中的主角，坚信在全球产业大转移过程中中国将成为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汽车、机械设备、建材等重工业全球新的栖息地。但在他们大举向重化工进军后不久，即遭遇重挫——2004年春天由中央政府掀起的一轮主要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产业的宏观调控，直接将这拨向重型化挺进的企业家以及他们的产业梦想推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最艰难的2004年刚刚过去，2005年还有诸多因素并不明朗，“吴厉之辩”使重型化运动招来众多目光关注。但很多正在实践重型化的企业家拒绝、回避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对这场讨论他们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和警惕，最令他们担心的是，这场讨论最终会将他们刚刚稍作喘息的重型化命运带到哪里去。
一场政企合作发力的“阳谋”
进入21世纪的头两年，由于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和基础设施等行业需求大增，迅速拉抬了市场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的需求，最终这两方面又带动了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的需求增长。企业界率先发现了这个巨大的机会。
“羊绒产业我已经做到世界第一了，我是要寻找一个次主业，也要做到世界第一。”2001年左右，当鄂尔多斯总裁王林祥终于决定进入硅铁行业时，王发现他与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的想法几乎一拍即合。同期内蒙古政府正处心积虑将自治区的工业结构“由轻向重”调整。
其时，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杨晶已经对重型化观察、研究了数年，“重化工业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对地方经济发展带动力非常强，”杨晶津津乐道，“做强做大重化工业是内蒙在全国产业分工中争取有利位置的机会。”这位省部级官员认为，中国的工业增长已经明显由重化工业主导，而内蒙资源丰富，又有装备制造业基础，发展重工业正是其优势所在。
王林祥不讳言“如果没有内蒙政府的支持，我早就不干了！”与此同时内蒙古政府也向其他一些意欲重型化的企业家们张开了怀抱。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对此深有同感，他的总投资高达100亿的“稀铝”项目，在内蒙政府的立项、审批中一路畅通。
此时在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虽然工业重型化起步稍晚，但很快就已经演进得如火如荼。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这里开始筹划其钢铁产业的宁波之梦。2003年，浙江台州汽车城的产量已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市场份额，据说当年浙江民营企业搞汽车的不下40家。
2002年，一度在产业选择上“避重就轻”的广东省政府，以史无前例的决心开始引导全省产业向重化工业倾斜。在政府一手推动之下，当年4月广东南沙著名的“临港重型化工业区”终于建成。这一时期广东省政府几乎不惜一切举措以吸引重化工业企业来粤投资。全国最大的石化项目中海壳牌南海石化工程、全国最大的乙烯基地、临海大型钢铁基地等项目在当年纷纷上马，一大批以汽车、石化、重型装备工业为核心的重型化企业，迅速在广东落地生根。政府在规划其重工业蓝图之际，也给意欲在重型化方面放手一搏的企业家们播下了无限希望。
收缩、调整
政府和企业间的蜜月持续了约有一年，对那些早早开始重型化的政企来说，他们的时间可能会稍长一些。从2002年到2003年，这些急于重型化的政企，共同的选择即“大干快上”。
2003年，创办铁本公司不足七年的戴国芳决定要在长江边上建一个840万吨的钢铁项目；而唐山建龙的张志祥其时已经完成了从唐山、遵化、吉林、承德、到宁波等地跨区域的扩张；刘永行在山东聊城刚刚签完了一份总投资15亿人民币的电解铝项目，其河南三门峡的105万吨氧化铝项目也已经万事俱备，刘又开始在全国寻找下一个目的地……
这一年中国汽车、铝业、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分别达到了77.8%、88.4%、96.2%、113.4%，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一份政府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末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的比重已经一路攀升至64.3%。
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太快了！
与重工业巅峰式增长同时到来的还有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缺电局面，在一些用电高峰期全国28个省市同时拉闸限电。一位发改委官员看到，在浙江和广东沿江的店铺工厂门口几乎每家都自备一台柴油发电机，据说浙江至少有700余万台，而广东则高达1200万台。
在“能源紧缺”和“重复建设”等指责声中，2004年初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过度投资的调控措施瞬即到来，不久又扩展到了有色金属、建材等产业。积极推动产业重型化调整的一些省份，包括内蒙、江苏和浙江等都成了重点调控的省份。这使得当地政府进退两难：一边是中央政府的红色警戒线，一边是当初与企业一起做的依托重型化扩张的强省之梦。
但宏观调控最终使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被动地开始抑制他们刚刚孵化的重型化果实，在浙江和江苏，地方政府甚至不得不将产业结构再次回调至轻型化。重型化企业迅速遭遇重挫，2004年末相当一部分重型化企业纷纷跌倒，另外一小部分“体格健壮”的也已经陷在绝望状态。
在《2004年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年水泥业投资增幅回落了121.5个百分点，炼铁业投资则直接下降22.9%。全省非金属矿物制品产值、钢产值、水泥产值的增幅分别回落了50个、15.2个、9.6个百分点，铝产量则直接下降了10.4%。
无一例外，对重型化的冲动者来讲，2004年成为充满压力、惶恐不安的一年。
“可以说我做企业20多年以来，这两年是我感觉压力最大的。”2003年还对整个硅铁项目豪情万丈的王林祥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情势一下子陡转直下。长期以来根本没有对资金感到过焦虑的王林祥在2004年深陷于资金困境，这个王认为“20年来抓住的最好项目”第一期投资额高达37亿人民币，而此时银行态度大变，此前有意投资的高盛集团见势又掉头而去。
在王林祥告诫自己“咬紧牙关挺直腰杆，我们最终能成功”同时，一大批刚刚挤进重型化通道的企业都面临资金链断裂，习惯性的短融长投方式最终使他们撑不下去了。
王林祥最终幸运地依靠某投资机构发起设定的基金解困，但在审批这道关口他依旧一筹莫展。在硅铁项目上，截至2004年鄂尔多斯已经投入了20多亿，2006年6月份就可以发电了，但是历时两年多王林祥依旧拿不到发改委的批件。这使其焦虑万分，“箭已经射出去了，我回不了头了。”
刘永行的恶梦来得更早，2003年9月底，国家环保总局公开曝光“包头稀铝项目”为“典型环境违法案件”，随后其河南项目被有关部门叫停，山东项目阴晴难定，一年前雄心勃勃进军氧化铝产业的刘永行，至此其重型化项目全面受困。对此除了被动等待企业界其实全无脱困之术。
情势急切，连政府都坐不住了。据说2004年末一位去内蒙视察的中央领导被自治区领导直接带到了“东方稀铝”项目的现场，当对方对这个完全现代化的项目表示赞赏时，自治区领导适时亲自公关，“您能不能给发改委那边亲自说明一下情况以保证审批？”
直至现在，对于建龙集团的宁波项目，董事长张志祥依旧避而不谈。据说2005年2月份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已经对宁波建龙的情况进行过调查，“现在我们在等国家发改委的最终审批意见，”高度紧张的张志祥终于稍作轻松，“（能不能通过）我想压力应该不大。”2005年3月9日在北京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王林祥也松了一口气。“发改委刚刚出台了一个市场准入条件，三个硬指标我们全符合！”
争论会将他们带到哪里去
尽管看起来对那些真正优秀的重型化企业而言，形势正逐步明朗，但是对2005年重型化命运的预测，谨慎的张志祥和坦率的王林祥都没有给出明确的描述。
对于重型化争论，多数地方政府保持沉默。但是从一些地方公开的政府报告中，我们又可以嗅到另一种浓浓的味道，2005年重型化仍旧是各地政府经济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在浙江省政府的杭州湾产业带规划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力扶持六大成长性产业集群”中，交通运输设备、先进装备制造、新型金属材料等重工业产业集群依旧是重中之重，而区域规划中的诸如宁波、杭州汽配产业基地、舟山船舶造修中心、宁波石化制造中心、浙江临海重化工业区等都依旧寄托着地方政府的强省之梦。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则致力于在2005年将其三大产业比重调整至8:28:12，工业将继续成为拉动全区经济增长的核心。自治区主席杨晶强调说，自治区要积极引进大企业、大集团参与内蒙的重化工业发展，要鼓励和优先扶持区内大企业发展重化工，“2005年自治区还将建设一批有特色的大型重化工业项目。”
而深圳市政府正在争论“深圳的产业结构到底要不要适度重起来。”年末广东省社科院公布了一项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深圳由第一退居第二，广州则上升至首位。一些专家深信“正是以汽车、石化、重型装备工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带动了广州的蓬勃，而深圳败北的根本原因就是产业结构‘重’不起来。”
“危险的重型化”还是“带来希望的重型化”？没有中央政府全局规划的重型化是否意味着盲目、片面和低层次？中国市场有没有对重型化的强烈需求，避免重型化的中国将依靠什么来满足这种需求？地方政府应该在重型化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当学界这一次终于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重型化问题时，这场争论会如何演变，会给将企业的重型化命运带来什么影响，对此重型化的先驱者们深感忧虑。
在2004年的重挫之后，他们的承受力正变得愈发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