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4年煤变油等替代能源项目的建设呈现一片乱象，原因在于国家缺少一个通盘考虑的能源战略
文/本刊记者 郭大鹏
进入2005年，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神华集团董事长陈必亭面临亦喜亦忧的局面：可喜的是神华集团去年独家发起设立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地和香港两地同时发行上市的计划得到证监会批准；堪忧的是神华股份的重要项目“煤变油”受到投资者的质疑，以至于市场传出这一项目将被剔除出拟上市资产的消息。
曾被神华集团以及众多业内人士认为市场前景良好的“煤变油”项目，在海外资本市场这块“试金石”面前，反倒成了“绊脚石”。而在此之前，国内业界关于“煤变油”项目该不该推广的争议早已是一浪高过一浪。
能源战略缺失
中国目前正在兴建和拟建的“煤变油”项目已达1600万吨，计划投入的资金额高达150亿美元。但是，在2004年开始兴起的纷纷攘攘的建设热潮中，细心的人们会发现，“煤变油”项目在中国能源格局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地位。
这种将煤炭间接液化生产出汽油、柴油的替代能源技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着手研究，走走停停，几经反复，到1998年，国务院将大约110亿的煤代油基金划拨给神华集团，意味着国家将实施煤变油战略的主要任务交给了神华集团。
不过直到2003年，神华集团才开始迅速发力——近两年能源短缺的背景应该是直接诱因。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规划建设年产500万吨油的“煤变油”直接转化工程上，神华就将投资600亿元。到今年1月，神华集团又计划将原先规划的1000万吨“煤变油”项目规模提高到3000万吨甚至更高的规模。
2004年7月初，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访问非洲4国，随同他出访的陈必亭还在南非签署了“煤变油”技术合作协议书。据说，中国将利用南非这项已有50年生产经验的成熟技术，在煤炭资源丰富的陕西和宁夏设立两个“煤变油”项目，每个项目投资几十亿美元，以从战略上缓解中国正在面临的石油资源短缺问题。
表面上看，“煤变油”似乎是一种国家大力推行、符合中国能源战略的替代能源。专家们的建议也往往赋予“煤变油”高度的战略意义。
比较典型的建议是：随着中国石油进口量迅猛增加，必须考虑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作为保障石油供应的手段之一。其综合对策包括，加快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开展石油外交，开发海外石油；还有发展替代燃料和替代技术——其中就包括“煤液化”作为石油替代品。
国家“煤变油”项目首席科学家李永旺研究员认为，针对我国石油资源短缺的现状,通过煤液化合成油是实现我国油品基本自给最可行的途径之一，也是解决能源危机最有效的途径。
但是把“煤变油”放到国家能源格局中通盘考虑，人们就会发现几个目前还无法回答的问题：在中国探明可直接利用的1886亿吨煤炭储量中，将有多少可以用于这个项目？在中国日益巨大的成品油需求中，这个项目将实现多大比例的替代？与其它能源品种相比，这个项目将占多大比重？
看起来，“煤变油”这个替代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好像是在上演一场指挥缺位的交响乐。而本应回答这些问题的国家能源战略却不知在什么地方。
对煤变油一直持反对态度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不久前在某媒体也发表了质疑的观点：
从世界范围看，很长一段时间内，以煤炭为原料制油没有任何优势，不是新能源发展的趋势。中国是贫油国家，但并不意味着为缓解能源紧张就必须发展煤制油。虽然中国煤炭总体储量不小，但人均煤炭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值的60%，煤炭资源也是有限的。现在所进行的这些煤制油大项目说明，我们许多能源政策是在照顾各个集团的利益，不是真正的优化方式。开发煤制油技术，做一些努力不是不可以，但不能以能源危机为借口，做一些违反规律的事情。以一种稀缺资源去替代另一种稀缺资源，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个更令人担心的现象是，目前中国像“乙醇汽油”、“核电”这样的替代能源，似乎也在重复类似“煤变油”的交响乐。几年前出于解决“陈化粮”积压目的的“乙醇汽油”项目，在能源短缺的背景下再度被大力强调，目前已经在东三省、河南等省强制推广，但是这种项目将在中国石油需求中占什么地位、什么比例，同样也没有清晰的规划。
“核电建设”去年也是势头甚猛，在停滞7年后终于新批了两个项目，并且有关部门也提出了清晰的发展规划：预计2020年前，中国将新建27个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核电总规模将达到3600万千瓦；核电在中国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6%提升到4%。但在中国能源的整体格局中4%的比例是不是合理，就众说纷纭了。《中国企业家》不久前采访中国惟一一任能源部长黄毅诚时，他介绍，去年他曾向政府高层建议在浙江建20个核电机组（他是主张大力发展核电的），但最终获批的只有两个。
市场风险难测
战略缺失下的“煤变油”项目，在对待市场风险上也显得有些草率。
中国神华煤制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卓不久前曾对媒体表示，煤制油在中国的产业化前景非常乐观。2003年，他们通过美国能源部做了对比研究，考察了影响成本的三个要素，结果是：从投资上说，建同等规模工厂，在中国投资只有美国的65%；中国煤炭开采成本低，按坑口价每吨100元算，比美国低得多；从人力资本来讲，同等规模工厂，按1000个工人计算，内蒙古项目是每个工人一年8万人民币，而美国则是8万美元。因此他认为，煤制油项目在中国完全有利润空间。但是这种与发达国家的成本比较有多大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而对于“煤变油”市场风险担忧的声音显然要更强烈：一方面，在炼油界，对煤制油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煤制油压根就不行，成本高昂，风险巨大；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小规模示范，进行技术储备。总之这两种观点其实都不赞成大规模的煤制油项目上马。
另一方面，即使是神华集团的人士，有时也会为这一项目的前景担忧。神华集团煤液化项目的一位负责人去年曾表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工业化的煤直接液化工程，煤直接液化项目在技术上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2005年1月12日，神华集团对外披露了一个乐观的消息。“煤直接液化的工艺流程业已打通，神华煤制油向实现产业化迈出了关键一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项目已经大刀阔斧地开工许久，技术上走向产业化的“关键一步”才刚刚迈出，当初面临的风险可见一斑。这不由让人联想到“西气东输”工程在仓促开工后，才手忙脚乱地去开拓下游市场，如今据说又忙着在建销区的储气设施（按道理，这应该是在开工前就规划好的）。
目前正在轰轰烈烈推广的乙醇汽油，市场的风险同样让人担忧。中石油股份公司哈尔滨石化分公司赵玉梅曾作过一个调查，在经过复杂的计算后发现：乙醇汽油的调配成本高于销售收入，说明该项目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而且，赵调查的项目为依托老厂的新建项目，成本计算中没有考虑新增人员及新增销售成本等项费用，如果按正常新建项目计算，其调配成本将更高。
此外，乙醇汽油本身的成本、原料价格能否降低，也是试点推广中面临的最大难题。中国农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导致农作物的生产没有实现机械化，由此造成玉米的生产成本甚高以至作为其深加工产品的乙醇成本也随之升高。由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使得乙醇汽油缺乏应有的市场竞争力，生产企业大幅亏损的局面仍然难以扭转。在这种情况下，推广乙醇汽油就意味着国家要提供大量的“补贴”。
核电的情况倒是相反，一般的意见是，发展核电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这在较早运行的大亚湾核电站项目中已经得到证实。但由于种种原因，核电项目的获批恰恰是最难的。
依然大干快上
不过，能源战略的缺失并不影响“煤变油”的大干快上。
据说云南省政府曾责令省内8家实力较为雄厚的企业，每家出资10亿元，以推进云南“煤变油”项目尽快落实，但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出资。
据报道，目前几乎在每一个有煤炭规模化生产的地方，都在谋划上马“煤变油”项目。资料显示，除了列入国家“十五”规划的云南、陕西、内蒙古、黑龙江的“煤变油”项目外，国内数得出来的大型煤业集团基本都进行了“煤变油”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大部分项目已经提交了“可研报告”或者“预可研报告”。
在产煤大省山西，“煤变油”已经被列入省级发展规划，并计划在今后5年－10年内，依托自己的煤炭资源优势，在朔州和大同几个大煤田之间建成一个以百万吨煤基合成油为核心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在山东，其最大的煤炭企业——兖矿集团坑口煤炭液化项目也正在紧张运作中。此外，在安徽、黑龙江、河南，甚至在新疆，大小不等的“煤变油”项目，都在“蠢蠢欲动”。这种景况与现在各省发展核电的激情何其类似。
去年12月本刊曾作报道，指出当时中国至少有13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政府提出了自己的核电发展计划，并且在中核总公司和中广核公司之外，已经有中电投等业外企业积极准备投资。不过由于政府对核电审批更为慎重，目前新的核电项目和投资准入方面尚未有新的进展。
“乙醇汽油”的推广同样也在迅速扩张。但这方面，中央政府的“意志”表现得更强烈一些：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等8部委决定开展车用乙醇汽油扩大试点工作。扩大试点范围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５省及湖北、山东、河北和江苏４省的部分地区。按照计划，到2005年底，这些地区要基本实现车用乙醇汽油替代其它汽油。已经或将要推广的地区，一般都会以强制的方式进行，即在区域内只允许销售“乙醇汽油”。
而直到此时，专家认为推广“乙醇汽油”需解决的三个关键技术问题仍然在困扰着这种项目：一是乙醇汽油百公里耗油量高于同牌号的汽油消耗量；二是由于中国乙醇汽油的推广刚刚起步，究竟乙醇汽油对加油机、汽车等零部件是否有影响及影响程度均不是很清楚；三是由于乙醇汽油不宜长期储存的特性，其调配和销售同普通汽油相比具有更大的质量风险。
不知道，中国这种能源战略的“乱象”还要持续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