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企业家，还可以从亚洲式商业灾难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灾难让人们发现共性，自然灾难如此，商业灾难也是如此。
南亚大海啸，让亚洲人突然觉得，原来我们相互的距离这么近；非常巧合，在海啸发生前后的近一个月里，《中国企业家》杂志的记者先后往返于新加坡、韩国采访，大家发现，原来亚洲的商业联系是那么紧，大家彼此的商业伦理是那么相似，就连商业灾难及应对方式也那么相通。
从2002年起，《中国企业家》就在关注“商业上的亚洲主义”，就在提倡“做个亚洲企业家”，收集中国企业界对亚元的看法（2002）、中日企业对视（2003）、中印企业比较（2004年）等亚洲商业问题的观点与判断。进入2005年，中国企业界面对着一大堆的挑战与难题，其中就包括2004年以来发生的几起大的商业丑闻和灾难。但是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亚洲商业的大环境和大历史下去看，也许可以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亚洲智慧”。
对亚洲来说，最大的商业灾难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企业在这场灾难中经受了许多脱胎换骨的检验。
亚洲企业尤其是东亚，一般埋头打造世界级实业帝国，容易忽视欧美资本的巨大力量。韩国汉城大学教授宋西洛在韩国企业界享有很高声誉，他对《中国企业家》说，欧美资本对亚洲商业扩张到全世界一向抱有戒心。马来西亚等国的领导人早就在提醒，但亚洲各国直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才如梦初醒。西方掌握资本和金融的力量，用货币、汇率、股票这些东西，一下子就消磨了亚洲几个国家辛辛苦苦建立的商业帝国以及它们的全球企图。
其实，这样的苦果，日本在1982年“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时就尝过。日本汽车家电企业在欧美市场咄咄逼人的成就，使美国商界产生了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最终逼使美国政界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日元被迫大幅升值。之后整个日本商界在纸面财富突然增加的虚幻中大举进行海外收购，到了上世纪90年代，精心收购的美国资产大都陷入亏损，并波及到日本国内金融，最后导致企业银行大量破产，日本陷入“失去的10年”。
亚洲企业，一般是在与美国资本共舞中成长的。引进欧美资本——大量生产廉价工业品——出口到欧美——赚取美元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亚洲的工商企业与欧美的资本世界，就像在跳双人舞，但前提是亚洲企业不形成明显的“威胁”。一旦亚洲企业强大到杀入它们的本土市场或核心产业（所谓“主流产品进入主流市场”），欧美的“MONEY世界”必然会动用最后的“核武器”，以汇率、资本流动等手段从根本上打击“亚洲工商企业”。
经历了这种“MONEY核打击”而重生的亚洲企业，一般会发生一些变化：
一、改变咄咄逼人的企业出口型战略，寻求“可持续发展”。韩国钢铁协会常务理事吕完九对《中国企业家》说，中国某些产品在短时间迅速扩产大量出口的做法很像当年的韩国企业，中国企业应该考虑一旦市场之门关闭或紧缩后的风险——这是对避免“MONEY核打击”的一种自卫性调整。
二、改变产融（国家和企业）不分家传统。产融结合的多元化财阀被肢解，国家出面主持国有资产的民营化重组。国家退出企业（民营化），企业退出金融；企业建立自己的治理结构，国家建立自己的金融风险防护墙——这是对缺乏独立金融力量的一种调整。
三、注意力从欧美回到亚洲市场。1997年金融危机后，企业界对建立亚洲内部市场的积极性大增，亚洲区域经济的步伐加快——这是对单纯依赖欧美市场的一种自然调整。
四、企业界第一代创始人从国家英雄的地位跌落，国民和政府对待商业和商业人物的态度转严——这是对他们所代表的那种英雄主义商业机器的一种逆反。
对照一下中国企业界目前出现的问题和灾难，恍若前世今生。今天中国企业正踏在当年日本、韩国企业的“世界企业梦想”的门槛上，全球出击，大量出口，大举收购，欧美世界“MONEY核打击”还没有落下，但已是山雨欲来；政企不分产融一家的“坏账”已累积到危险的边缘，企业风险正转移为金融风险；国民和政府对企业家的态度转为严厉，企业家不断“出事”。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科学发展观”，理解“宏观调控”，我们才能充分领会到这些思想与措施中的深谋远虑。再看国家高层这些年对建立亚洲区域市场不遗余力的推动，更感觉我们的政治家又一次走到了企业家的前头。
中国的企业家，还可以从亚洲式商业灾难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