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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严格的标准看待商业与商业人物
“树欲静而风不止”，企业和企业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中国社会和国际商界衡量他们成败荣辱的标准和尺度
2004年有那么多企业出事，真是20年多年来少见的“硬年份”。2005年会怎么样？在新年来临的日子，企业界很多人都希望2005年阳光灿烂，希望2004年只是个“阴差阳错”的例外。
但是，2005年的企业年历，仍然可能写满风险。那些导致2004年企业灾难的因素，在2005年依然不会消除；而2004年没有暴露的系统性风险，也可能在2005年“成灾”——整个社会倾向用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企业和企业家。
2004年的企业灾难，首推百亿级企业的债务危机。德隆、三九两个百亿级公司先后以百亿级的债务陷入重组，以南方证券为代表的大券商出现整体破产崩盘迹象，市值达10亿美元的中国航油申请破产重组。而著名家电龙头企业长虹也在年底爆出几十亿的巨亏，老牌企业健力宝几经转手最后连正常生产都难以维持。这种数额巨大、涉及面广的企业债务危机，在20多年企业史上实属罕见。
接二连三的企业债务危机，让政府和金融界疲于奔命，“拯救”不及。虽说是“谁的孩子谁抱走”，但最后都得政府财政和银行买单。中国还没有形成可以处理百亿级大企业破产重组的市场机制，更糟糕的是，银行本身也需要被“拯救”，为了降低负债率，中央政府不得不用外汇向两家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数450亿美元！正因为如此，吴敬琏老先生才发出“警惕企业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危言”。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面积的企业债务危机？宏观调控、银根紧缩肯定是直接诱因，所以很多人认为把希望寄托在放松调控上，并据此对2005年充满期待。但我不认为问题会这么简单。“中国制造”的软肋，在“中国金融”。平静的水面之下，还有多少企业在紧绷的资金链上艰难挣扎？相信不在少数。整个中国制造业，都在“短融长投”中虚假繁荣，反过来又在不断累积着金融风险。企业家们在这样的融资环境和金融文化下，也没有建立起健全的资本观，投资人和债权人意识淡漠，一味不计成本不管胃口地圈钱，追求营业额忽视利润率，典型的“高耗资”型制造业。
在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完成之前，起码是投融资体制改革完成之前，“中国制造”的债务危机仍然处于高发期。“银行逼债大企业”，2004年只是个开头。必须提醒，2005年还可能有一批大公司突然倒在债务危机上。
2004年的另外一种企业灾难，是著名企业家的突然倒下。黄宏生的创维业绩很好，但谁也想不到他会绊倒在多年前的一个“小问题”上——在当年，在国内，这类“化企为私”的灰色行为不太会被发现，也不太有人认真追究。郑俊怀的伊利在猛牛追逼下有点慌乱，但想不到一向简朴自律的创始人会倒在MBO的关口——而地方政府过去一向是当地名牌国企及其领导人的保护神。陈久霖7月才成功收购了新加坡石油公司20%的股权，10月就因石油衍生交易声名扫地，自身难保。相比之下，赵新先、倪润峰的到点退休，已经是令人告慰的“安全落地”了！
在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一种值得企业家高度警惕的变化：地方政府不再愿意保护与创业型企业家的“发展同盟”，只要企业亏损或企业家要求MBO，很容易被抛弃；中央政府尤其是国资委倾向用严格的标准要求企业家，大批更换国企经营者的同时加强了对他们的约束，一旦经营出现问题对经营者毫不手软。而这一轮的调控更让有些民营整合者生发出“劫民（企）济国（企）”的梦魇。这一切背后，依稀可以看到“郎咸平效应”在中国社会的发酵。在高速发展20年后，中国社会从单一注重效率转向同时注重社会公平。
当然，2005年中国企业的风险，不止来自国内。以黄宏生和陈久霖为标志，“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面临国际商业伦理的重新检验。TCL、联想这些进行了大笔海外收购的国内企业，其国际风险在2005年可能逐渐加大。
“树欲静而风不止”，企业和企业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中国社会和国际商界衡量他们成败荣辱的标准和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