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对那些能够跨国经营的小企业和个人也是十分重要的。要通过吸引具有“大观念”的人,让他们通过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自由地去做一切可做的事情
文/托马斯·弗里德曼
目前,共和党人当政,自由贸易是安全的。但在背后,美国正有一股反对自由贸易的暗流在涌动。由于美国农民的反对,“多哈”贸易和谈被搁置;而美国白宫自由贸易谈判的“总统快速通道”权力很快也将过期。倾向于贸易保护论的民主党人很可能入主白宫或是参议院,任何新的自由贸易协定都将可能被搁置。
我希望民主党人别走这条路线。我一直认为在自由贸易协议的框架下,将会伴随一个更好的养老金和健康保健计划。但我不再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而是一个激进的自由贸易论者。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如此多的人拥有了创新和沟通的工具,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相互竞争,互相联系和开展协作。其结果,今天首要的商业规则是:“凡是能做的事”都将由某地的某人去完成。惟一的问题是,它是由你来完成还是他人为你完成。
在这样的世界环境中,我们社会的繁荣倚赖于,要做到尽可能地开放、灵活并接受教育,这样我们有更多的人能够把“凡是能做的事情”做了。这些因素对于Google之所以能在美国创生至关重要。
印度科技巨头Infosys的首席执行官Nandan Nilekani说,“一个对源源不竭的创意、差异化、新观念和竞争信号接受度最高的社会,将会获得成功。一个社会如果拥有对‘凡是能做的事情’的快速解读能力,拥有从想法到占领市场的执行效率,它也将会获得成功。”
老的左派认为自由贸易只是对跨国公司有益。事实上,今天,自由贸易对那些能够跨国经营的小企业和个人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才是带来好的工作机会的人。
不久前,我在内布拉斯加州遇到了Doug Palmer。他和合伙人从事建筑用绝缘混凝土的生产。传统的方式是,生产好泡沫剂,再用卡车将其运送到全国的建筑工地,然后与混凝土混合。Palmer的公司从韩国进口机器,加上一些自己研制的装置和设备,可以在工地现场同时生成泡沫并与混凝土混合,节省了大量的运输成本。Palmer的公司把韩国进口的机器加上自己的设备,再出口到科威特。他们公司还提供阿拉伯文的宣传册,告诉科威特用户如何使用。这个宣传册是由内布拉斯加州印第安部落里的温尼贝戈尔人开的广告公司制作的。
拥有28名员工的Palmer说,“保护主义令我生畏。如果我们画地为牢,做着如常的事情,自以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们将会走向灭亡。我们必须具备贸易和交换的灵活性。”
几天之后,我在硅谷遇到了Arijit Sengupta,一个年轻的印度裔美国人,有着斯坦福的教育背景,他的公司开发一种软件,能够发现并减少被外包的后台工作中出现的错误。Sengupta递给我的名片上的LOGO是由一个他在网上认识的罗马尼亚图形艺术家设计的,他的数据库软件和网络服务器都是免费的,此外,他还向印度外包了公司的市场部、销售支持和专利申请等工作。我问他,你办公室在哪里?他拿起他的“黑莓”,用它可以接听来自印度、波士顿和帕拉阿图的电话。Sengupta和他的七个员工已经赢得了一个财富500强的客户。
他说,“我开办这个公司的时候,从来没想到过地理位置问题。我所有要考虑的是:哪里有最好的资源把这些工作完成。你需要的是大的思路和观念。这才是最难得的。”
要将好的工作留在美国,绝不是靠竖起围墙,而是要通过吸引具有“大观念”的人,然后让他们通过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自由地去做一切可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