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想了解如何实践企业社会责任，不妨看看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是怎么做可持续发展事业的
文/本刊记者 丁伟 韦巍
当企业开始谈论CSR（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发笑。
市场经济的祖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段经典名言：“我们能够获得晚餐，并不是因为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这段话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最近商界的潮流正在变为“绿色”。
绿色是环保的颜色。在全世界最热爱金钱的地方——华尔街，已经有逾40家银行签署了赤道原则（评估投资项目是否有利于环境和社会标准）。GE、西门子等把可持续发展写入公司战略。石油、钢铁、汽车巨头们争相承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
道理很简单：企业不是一座孤岛，不可能在一个破坏的社区长久繁荣下去。精明的跨国公司CEO们越来越明白，主动将可持续发展纳入自身业务策略，就意味着可以更早识别环境和社会风险，发现未来机遇。
当许多中国企业还停留在尽量逃避环保责任，将公益捐款视为额外成本的时候，让我们看看另一些企业是如何将投资与善意划等号的？
福特的“阳谋”
上世纪初，亨利·福特用T型车和5美元日工资发动了一场社会革命，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在严苛的环保主义分子看来，世界的废气污染自福特第一辆T型车开始就一直飘到了现在。
因此，有人把1983年在英国开始的“亨利·福特环保奖”视为一种作秀或“赎罪”。从2000年起，“福特汽车环保奖”引进中国（每年100万元），旨在表彰并鼓励由民间团体NGO或个人自行发起的环保项目，是国内规模最大、由企业出资且独立运作的环保评奖活动。
“追求商业目标与追求社会与环保需求并不矛盾。我相信一个好的公司与一个伟大的公司是有区别的：一个好的公司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今年10月26日，福特董事长比尔·福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七届“福特汽车环保奖”颁奖典礼上致辞道。
七年的福特环保奖投入近2000万元，资助了上百个环保项目，造就了治沙劳模殷玉珍、古长城植树人李荣、大天鹅卫士袁学顺等“环保明星”。今年的主题为“创新发展，人境和谐”，奖金105万元——多的5万元用于新设的青年环保创新奖项。
福特中国公共事务副总裁许国祯实地考察过很多环保项目，他们还组织培训民间环保NGO，“我们希望送一根‘渔竿’或一个‘渔网’，而不仅仅是一条‘鱼’。”
今年10月，福特发布了第二份《福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3-2005）》。福特从两大层面履行责任：一，为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做贡献；二，为更广泛的相关利益人负责，并在环境、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和健康四大领域参与社会活动。“这个报告并不完美，期望下一份CSR报告变成《福特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许称。
环保关乎福特的长远生存。在美国汽车的偶像之地——荣格（Rouge）中心，福特进行了总投资20亿美元的改造工程，迪尔伯恩卡车制造厂有世界最大的生态屋顶，当年的污染大户成了环保标杆。20世纪的人们来这儿学习的是大生产的奥秘，如今则是可持续经验。荣格模式也借鉴到了中国。福特的重庆和南京工厂就专门设计了雨水收集功能，雨水过滤后可以继续使用——这在水资源缺乏的中国意义很大。
有专家对CSR提了一种形象的说法：企业是需要“阳谋”（公益）和“阴谋”（盈利）共存的。绿色驾驶是未来的主流，各大汽车公司都竞相研发乙醇、氢燃料等新型汽车，混合动力汽车也写进了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但新能源之路并不容易。1996年，通用汽车斥10亿美元推出一款环保、节能的EV1电动车，吸引了众多拥趸，但几年后，所有的车都被召回并集中销毁。纪录片《是谁消灭了电动车？》道出了真相：如果普及电动车，传统的汽车制造商和石油业就会蒙受巨大损失。
但愿这样的环保悲剧不在中国上演。许国祯说，中国汽车业用20年走完了国外100年的路，可能有最好的机会一次跳过别人犯过的错。
福特中国有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由六位副总裁组成。许国祯认同CSR是企业的内在需要的理念。他记得美国一次反全球化运动，街上的商店都被砸坏了，只有一家全民熟悉的快餐店幸免于难，“这就是善意的存钱箱。”
三星的新农村试验
9月16日，星期六，天津市蓟县城关镇东马坊村，5岁的杜家学早早地起了床，她又要见到给幼儿园做“好人好事”的“三星叔叔三星阿姨”了。
来自三星中国各地集体培训的60多名新员工也很兴奋，他们见证了天津三星光电子和东马坊村的“一心一村”结缘一周年庆典。2005年9月，三星中国总部社长朴根熙提出，要将韩国成功的“一社一村”活动移植到中国。
“一社一村”公益活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三星的农村公益事业，当时集团要求30家子公司每家至少与一个农村对口帮扶。2004年，三星和韩国农协、《文化日报》一拍即合，联合发起了“一社一村”，并成为韩国的全社会运动，写进韩国农村建设的“五年计划”，已经有8300个以上的村庄和企业结缘，使96万个以上的农村家庭受益。
在韩国之外，中国是三星复制“一社一村”的惟一国家（改叫“一心一村”）。作为三星在中国实践“一心一社”的第一个法人团体，天津光电子选择了蓟县东马坊村。东马坊村有350户1300多人，以养殖业、务工为主。三星使这儿大变样：重修幼儿园，街道治理，广场绿化，改善医疗设施，接上自来水，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等。东马坊村现在已是天津有名的文明生态村建设村。
“一心一社”并非简单的扶贫或捐赠，而是通过长期深入的援助使农村的生活环境及村民的精神面貌得到改善。天津三星光电子总经理赵富植说，他将带领员工将东马坊村幼儿园的改造经验继续扩展到其它村。
目前，三星中国已组织了151次农村服务活动，参加总人数达4600人次。对于尚未有所行动或行动迟缓的单位，朴根熙甚至在内部会议上公开批评。
在三星看来，CEO的志愿作用至关重要。10月18日，在三星中国总部姊妹村河北省玉田县林南仓镇第一联合村，朴根熙、40名员工、接受入社培训的80名新员工，和村民一起清理水沟，向贫困家庭发放公司内部慈善会收集的大米和食用油。朴根熙说，“‘一心一村’已成为三星向中国社会传递‘分享经营’之重要性的星星之火，有成为支持农村新榜样的趋势。”
“分享经营”理念是2003年三星会长李健熙提出来的，他说，“社会公益是企业最崇高的美德，也是我的信念和经营理想。”三星社会公益团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已经“和营销部门平起平坐了”。据透露，2006年预算为5000亿韩元（约5亿美元）。
三星中国的社会公益分为四大类：支持农村、资助教育、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一心一社”既是独立的，也与三星其它的公益项目交叉结合。三星向供应商销售商及更多的企业发出倡议，“农村支援对于减少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即城乡差距会有一定的帮助。”
东马坊村的村支书徐双喜知道三星手机，村里的医疗室、电脑培训中心是三星建的，一些费用三星还能报销。对此，村民基本上照单全收。三星中国总部常务丁奎一说，他们还不懂“利用”我们，如果有明确的发展项目，三星可以投资。
三星认为，上世纪80年代企业讲求的是销售额，90年代是利润额，21世纪则是公益和可持续发展。至于回报，“这种回报来自企业内部，当发现只有在大公司才可以实现纯公益梦想时，自豪感就会被唤醒。”
汇丰的长江实践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坐在洪湖的船上，看着碧水蓝天，荷红叶绿，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郑海泉不禁哼起了这首歌。
今年4月，郑海泉考察了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今年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汇丰银行（WWF-HSBC）长江项目的第五年，也是最后一年。2002年，汇丰投入210万英镑（约3000万元人民币），携手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千湖之省湖北签署了五年合作框架，在长江中游开展生态重建。三个示范点（涨渡湖、洪湖、天鹅洲）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之前世界自然基金会在洞庭湖做过退耕还湖项目，在涨渡湖、洪湖、天鹅洲，则是通过重建江湖联系，帮助当地农户进行可替代生计发展，湿地保护区网络建设和推动流域综合管理四大模块的工作，逐步恢复长江“生命之河”的复合生态系统。
眼前的变化令人吃惊，洪湖上昔日的鱼网密布已不再，5000亩的阳柴湖示范区恢复水生植被，调整渔业模式，每年有近万只水鸟回归。后来湖北省政府投入7300万元进行洪湖的全面恢复与保护。“推动环保是一项很长远的使命。”郑海泉高兴地将一网兜的鱼倒入湖中，植草和鱼种投放有利于湿地生态修复。走进汇丰资助的观鸟屋，远处不时有鸟飞过，从小就喜欢观鸟的汇丰中国业务总裁翁富泽兴致勃勃。
涨渡湖位于武汉新洲区，是离长江最近的阻隔湖泊，经几次开闸灌江，湿地得到涵养，一些消失多年的鱼种重返。项目先后提供90多万元滚动资金，鼓励农民发展雷竹、种桑养蚕等。世界自然基金会还培训他们发展生态渔业及旅游，特种水产品如武昌鱼的收益是常规养殖的两三倍。在附近的南山村，墙上刷着WWF-HSBC的标识。
石首市天鹅州长江故道是糜鹿和白暨豚的国家级保护区。世界自然基金会在这儿做灌江纳苗试验，同步开展泥沙、水文、鱼苗、血吸虫监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