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倡导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说，“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当我们存在时，死亡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在了。”所以，趁着名声在，好好享受生活吧
文/本刊记者 丁伟
砰，枪响了！子弹射进了肯尼迪、范思哲、约翰·列侬、莫里吉奥·古奇、山西钢铁首富李海仓、兰州地产富豪刘恩谦、浙江船王严宝龙……的身体。他们倒在了血泊和惊恐中，也倒在了权力和脆弱中。时尚和商业从未如此动人心魄，却危机四伏。
没有人能回避死亡，再显赫繁忙的人也拒绝不了死神的拜访。悲剧与财富往往有着不解之缘，比起普通人，据说明星的自杀率要高出4倍，而飞机失事更是夺走了无数名人的生命。不过，死亡并不完全恐怖，每个人都记得肯尼迪、猫王、黛安娜、张国荣、超人去世的时候自己在哪里。你也可以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特定时刻。
每个人的死亡都是不幸，名人可能更受名声和财富和压力所累，但一再集中发生的群体性的死亡现象，却不能不让人反思。“不要去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在为你敲响。”如果说名人死亡录是一幅社会生态畸形地图，那他们的死法大全应该成为一本人生“笑忘书”——“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魔鬼交易
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名人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你不同凡人，人们期望你走得有特色，因车祸或老年痴呆而死掉太平常了，服药过量或年华老去又太没有创意了，名人要有传奇性的死法。
你想过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死法吗？比如，拍《大鲨鱼》的斯皮尔伯格被鲨鱼吃掉，演《出租车司机》的德尼罗被出租车撞死，发明视窗的比尔·盖茨被推出窗户，玩帆船赛的拉里·埃里森死于航行，马龙·白兰度厌食而死，莱文斯基窒息而死，大卫·科波菲尔消失在神秘的环境，雷石东被火烧死，泰格·伍兹被高尔夫球击中，Google兄弟被信息淹没……当然，这些调侃你切莫当真。
据统计，自杀行为随季节变动而呈规律——春夏是高峰期，秋冬是低谷期。但无论自杀或他死，都是浮士德式的交易：一旦你成为明星，你就已经死了，已经被防腐处理过了，你必须面临狗仔队、隐私和安全、评论、成就丧失等压力。一位成功人士说，“我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不再害怕死亡。”死神的适时出现，还挽救了许多名人的事业（猫王死前濒临破产）。你英年早逝，却从此不会因变老而伤害了尊严，永远定格在美好的时刻。
电影《公民凯恩》留下了“玫瑰花蕾”的神秘遗言，商业史上也记载着一份长长的非正常死亡名单：开创IBM PC的埃斯特利奇死于坠机，米其林第四代掌门人爱德华死于船难，现代董事长郑梦宪跳楼自杀，古奇第二代传人莫里吉奥被前妻买凶所杀……然而，与中国企业家频频“过劳死”、暴力致死相比，国外很少有富豪系累死或被戕害。老洛克菲勒活了98岁，一次也没用过为他设置的私人病房。温州富商周祖豹生前有6个保镖，却仍在自家门口被刺14刀。
由于猎奇、名利和精神贫乏，大众媒体也最欢迎与欲望、暴力、金钱拜物教相关的新闻，尤其是富豪们的私生活，当他们无论怎么死亡的时候，都格外吸引眼球。
宴散
国外也有企业管理者“过劳死”，但像中国频繁累死的现象实属罕见。1999年，春都董事长高凤来心脏病突发（刚A股上市）。2001年，青岛啤酒彭作义游泳时猝死（56岁）。2004年，爱立信前总裁杨迈健身时猝死（54岁）。网易前CEO孙德棣死于胃癌（38岁）。王均瑶死于肠癌（38岁）。2005年，陈逸飞死于胃出血（59岁）。2006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张国华死于淋巴癌（57岁）……
奥登诗曰：“无人知晓癌症的病因，尽管有人装作知晓；就像一个隐藏的刺客，它等着给你一刀。”
如果说这些企业家为事业透支、付出了生命，那另一种献身精神也许值得赞赏。2004年4月，麦当劳CEO坎塔卢波心脏病突发，据说因为食用了太多汉堡、薯条。此前他还刚刚发起“反肥胖战略”的公关活动，提倡健康饮食和运动，身体力行地证明了快餐食品的危害性。而继任者查利·贝尔上任不到一年，也因肠癌而去世。所谓死得其所。
古代也有陈逸飞这样的艺术家，《韩熙载夜宴图》表达了享乐人生（电影《夜宴》与之无关），依次为“听乐”、“观舞”、“休息”、“清吹”，最后一幕叫《宴散》。
有名有钱为什么不能活得轻松潇洒呢？杰里·莱文从1997年其子被害后就一直患抑郁症，被迫离开美国在线后，他和未婚妻开了月景诊所，专为明星和高级经理人设计治疗计划。“生活的创伤远比生意上的任何问题严重得多，当了CEO，你就完全偏离了生活。”莱文又重新感受到了孩提时学当犹太教士体会到的那种灵性。也许他原本入错了行。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文学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写道。“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与之形成对照，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与富裕、奢华相联系的病。但是，结核病提供了一种从容的死法，而癌症却提供了一种骇人的痛楚的死法。”
不幸之有幸，疾病至少能擦亮人的眼睛，提供一个最终行善的机会。在黑泽明的电影《生之欲》（1952）中，年届六旬的公务员获悉自己胃癌已晚期，只有一年可活了，就辞去工作，做有意义的事，投身到邻近一个贫民窟的事业，反对他曾为之效劳的衙门。有些富人生前就设立基金会，“及时行善”。
作为隐喻的死亡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约翰·列侬唱道：“他们希望的是将我钉在十字架上”，结果自己却被一个疯狂的歌迷杀害。与偶像告别，罗大佑玩了第一次，俗气得令人垂头丧气；张国荣玩了最后一次，仓促得令人触目惊心。索尔·贝娄曾经把诺贝尔文学奖比作“死亡之吻”，并在小说《拉维尔斯坦》中写道：“再没有比怕死更布尔乔亚的了。”
有的死亡充满创意。作为美国商业罪案史上的里程碑，64岁的安然创始人肯尼斯·雷被判45年监禁，今年7月5日，他却因心脏病去世。另有说法雷并没有死，他在权贵朋友的协助下人间蒸发，潜逃至瑞典隐居，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飘》的女主角说，“死亡，纳税，生孩子！这三件事，哪一件也没有合适的时间容你选择的。”但在澳大利亚，这都可以。1979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废除遗产税，当年7月初死亡率突然上升，6月底降幅则相当惊人，每20起可能死亡中，就有一起被推迟，以逃脱全额遗产税。
死亡还带来衍生产品。许多保险公司推出了绑架勒索险。温州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们签订了“死亡协议”（谁被暗杀，公司补贴1000万元）。2004年底，有防弹功能的“安全膜”忽然在浙江商界流行，浙江个私民营企业协会还正式发文推广。死亡也嫌贫爱富。2006年9月，有报道说，重庆警方成立相关办公室，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
然而，诸多中国企业家的他杀和自杀令人感到沉重悲哀。老总遇害事件一直没有停止，由劳资冲突变为贫富对立，由“杀仇”而“杀富”。李海仓、周祖豹、陈世贤（在澳门被赌徒杀害）、陈仕明（被小偷杀害）、陈斌剑（在歌舞厅被人捅死）……他们为社会转型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数据：自1980年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自杀。1993年，上海大众集团董事长方宏跳楼；1997年，贵州习酒陈星国开枪自杀；2003年，浙江东方集团朱云龙在办公室上吊；河南首富乔金岭自杀；2005年，山西鑫龙董事长赵恩龙跳楼。陕西金花集团副总裁徐凯在酒店上吊（生前曾与出租车司机谈自杀方式）；山东德州晶华董事长苗建中因抑郁症自缢……他们也倒在了自己的脆弱和身心健康问题上。
死亡成为一种象征。小说《武士们》写了60年代法国的一些思想家，他们结局都很悲惨：萨特车祸，拉康暴病，福科艾滋病，阿尔都塞精神病……以至于德里达（2004年10月去世）说：“我不得不独自漂泊……每一种死亡都是惟一的，但当看到同一代人中一再发生的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死亡时，我们能说什么呢？”
讣闻
在希腊，人死后没有讣闻，人们只问一句话，他生前有激情吗？
当名人死了，成为一桩社会文化事件后，他们就留在报刊的讣闻版和人们的记忆中了。讣闻是对一个人一生的概括，是关于他的最后评价。国外的悼辞充斥感伤怀念，中国的偏于正统严肃。据统计，《纽约邮报》大多数悼文是犹太人的，《纽约时报》各种人的悼文都刊登，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那些公司董事长们，海军将军的悼辞比陆军将军长，建筑师的要比工程师的精彩，画家似乎都在纽约的伍斯托克去世。
国际大公司都留存着一份不公开的死亡记录。自前CEO凯拉莫1988年死后，自杀在诺基亚就非常敏感。其前中国总裁宏科瓦拉1990年代中期被召回芬兰，还有两年退休却被解雇了，他当天举枪自尽。此事在公司内部也未提及。1994年，迪斯尼的二号人物威尔斯飞机失事，失去了最重要的搭档，艾斯纳的管理就失衡了，暴政最终导致悲剧。
不是每个名人都要与新闻媒体打交道，但人生而平等，死亦如是，任何人的一生都毫无例外地浓缩在讣闻中。一位企业家说，希望向下一代交接的时候，自己做得不太糟糕。有人告诉他，那将取决于悼文作者。悼文作者是“坏消息先生”，但你早晚得进入他们的视野。国外大报有“重点监控人员名单”，全是年迈但依旧健在的世界级领袖，记者们平时报道各种消息，但悼文作者对这些问题都不关心，他只关心最终的结果。
《纽约时报》关于邱吉尔的讣闻在他去世前两周就写好了，开头引用了艾略特的名句：“世界就这样结束/世界就这样结束/没有砰然巨响/只是一声唏嘘。”
倡导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说，“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当我们存在时，死亡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在了。”企业领导人应像罗马皇帝一样，在他们的耳边低声说：“你也一定会死的。”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说，人会死，但机构可以永生。
一次，有人问一位名人，希望别人记住他的什么成就？他答道“永远”。这种幸运你无法预测，时间是惟一不会错的评论家。你可能渴望得到后人的认同。伍迪·艾伦被问及是否想一直活跃在屏幕上，他回答说，我宁愿活在我的住所里。不管你是怎么想的，能对名人说的最好的话就是：趁着名声在，好好享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