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近东的沉默
面对“美乐”合并以及国美董事长黄光裕的一再挑衅，苏宁董事长张近东保持沉默。自从收购永乐后，黄光裕与永乐董事长陈晓就俨然成了“好兄弟”，而无时无刻不缠绕着这对好兄弟的张近东随即成了两人的常用“题材”。
合并消息发布当天，黄光裕称，新国美加起来将相当于“竞争对手”的3倍。6天后，黄光裕高调宣称未来将收购苏宁，此后三天，被媒体问到有无进展时，黄光裕又笑称，大家在探讨，没有明确意见。
如果说“收购说”只是这位前首富一个随意的玩笑的话，首富的另外一处“随意”却让张近东吃尽苦头。7月31日，黄光裕向媒体直呼，“苏宁股价虚高”，不知是受到“美乐”合并影响，还是黄氏的有意打压，随后四天苏宁市值“蒸发”逾16亿。而这一“论断”使黄光裕迅速摆脱了过往的阴影——在最高峰时A股上市的苏宁市值一度高于国美和永乐在香港的市值之和。
声音大、敢判断、敢放言的优势使国美收购永乐后迅速赢了针对苏宁的第一场战役——口水战。这一时期媒体鲜能听到张近东的声音，与黄光裕的桀骜不驯迥异，张近东一贯低调，颇有些“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味道。与身处北京和上海的国美、永乐相比，出身南京的苏宁先天具有传播“劣势”。这是张近东“口水战”大败的主要原因。
但是“口水战”毕竟不是商业的根基，更非长久之计，相信无论是张近东，还是黄光裕对此都会深表赞同。
事实上，张近东深信“美乐”合并案并不意味着新国美竞争力的迅速提升。曾经雄霸上海滩的永乐导致其向国美俯首称臣的根本原因就是扩张，走出上海一路亏损，使永乐从此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而经历2005年高速扩张，国美同样面临对自身“竞技水平”的进一步检视和提升。虽然市场互补性的存在不会使永乐成为国美目前的包袱，但是似乎也还远不到成为国美必胜无疑的筹码的地步。
由于2005年经营状况整体恶化，国美和永乐的毛利率都下降了0.6个百分点，而苏宁仅下降了0.08个百分点，张近东较强的控制水平由此可见。此外，由于国美和永乐转身成为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从而享受着优于苏宁的税收政策。张近东的副手孙卫民在反驳黄光裕的“虚高说”时，曾列举2004年、2005年双方的纳税额度，苏宁为2.73亿元，而国美和永乐合计仅为2.1亿元。试想未来一旦内外资“两税合并”的话，对双方利润影响之大。
不知道是出于不善炒作的原因，还是个性使然，张近东始终保持着不评论对手的原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近东称，行业需要更加理性，苏宁最大的对手是自己，未来会按照过往思路继续，不会因为对手改变而改变。看起来，这种沉默和理性似乎展示着张近东内心的自信。（周一）
樊纲继任想象空间有限
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经国务院批准，任命樊纲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免去余永定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在余永定之前，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金融专家代表有过三任，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黄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在三人当中，黄达对货币政策有很深研究，与其继任者吴敬琏一样，他们两人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而李扬和余永定，一个是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都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中“具有宏观经济、货币、银行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依据上述条件，此次新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人选，市场呼声较高的人物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钱颖一、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小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所长汪同三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所长李扬。
但谁也没有想到樊纲会接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在任职之前，樊纲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近年来他还被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亚太经社会（ESCAP），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
但是，我们在樊纲经历中看不到“货币、银行”等方面的字语，这让我们不仅想起两年前余永定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情景，曾赴牛津大学学习过的余永定对西方经济学、资本市场、金融政策有很深的研究，所以他继任时，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委员会可能会在汇率等政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的确，余永定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期间也一直主张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增强汇率机制弹性，但他公开发表的言论却无法维持连续的逻辑，比如他在2005年7月8日称目前不必调整利率，但是之后在7月11日却又称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指日可待。
余永定的尴尬是所有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面临的共同情况，虽然《委员会条例》规定“委员要了解金融货币政策方面的情况，对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出席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就货币政策问题提出议案，”但实际由于身份特殊，金融专家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所以，樊纲继任后带来市场想象力就更加有限，一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发挥的作用有限，二是樊纲的个人经历也难以让金融专家代表在建议和决策上有更多的发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