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2002年2月，沙钢的工人在多特蒙德市赫尔德区以踩气球的方式庆祝开拆仪式时，距离沙钢本部张家港锦丰镇不足100公里的常州，一个叫戴国芳的人也开始了自己的钢铁巨头梦。6个月后，经过对项目反复调整，他报批的规模从200万吨拔高到了840万吨。
2004年4月，“凤凰”钢厂的部分设备第一次在沙钢启动同时，戴国芳已经锒铛入狱。
关于“铁本”的故事，沈文荣不愿意发表太多评论。铁本垮掉之后很长时间内，诸多民营钢铁企业都被以另一种眼光重新打量。
玩钢铁的企业家具备“赌性”的不只沈文荣一个，戴国芳赌输了，但就在铁本事发后，民营钢铁业中声势仅弱于沈文荣的西洋集团董事长周福仁还有意接过这块别人避犹不及的烫手山芋。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周就通过收购数家国有企业进军钢铁行业，2004年一片风声鹤唳之下，他也没有暂停自己的布局。
这是一个在某种悖论中成长的群体：来自地方政府和地方产业政策的鼓励与来自国家层面的控制始终交织在一起，铁本不过是在这个悖论中折戟沉沙的极端例子。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经历了两个大的起伏。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的第一次大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强劲上行，直至90年代中期，基础工业和建筑业极大拉动了钢材消费，民营钢铁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仅河北唐山一地，大小民营钢铁企业多达700余家。
像沙钢一样，民营钢铁企业起步时一定程度上受国有企业产品结构布局分配的影响。当时国有企业朝板材、大型材、专用材的方向走，恰恰是逐步淘汰一些小型材，这等于给民营企业腾出了发展空间，尽管一无资源二无经验三无实力，但市场反应速度迅速，由此民营钢铁企业斩获了巨额的短期利润。民营钢铁企业属地基本都是地市级以下，很快就成为地方利税和就业的支柱。
1999年前后，世界经济低迷，加上市场无序竞争，只能自己准备过冬棉被的民营钢铁企业受损尤为严重。低技术含量、高产品重合度、贫血的资金链等症状集中爆发，很快出现大面积亏损。据《中国冶金报》报道，当时唐山市所能正常运行的民营企业所剩不足10%左右。
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步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并进入城乡建设高潮和重工业化发展阶段，全国民营资本仿佛又看到了10年前的“钢铁热潮”，纷纷加大了对钢铁生产的投入。尽管多年的痼疾并没有得到医治，但灵活的营销体制，严格的成本控制，再加上全行业的景气配成了一剂麻药，让他们暂时忘了两年前的伤痛。
四溅的钢花再次点燃了地方政府关于GDP的想像，据说，北方某县由于钢铁企业污染严重，县环保局长被拎到市环保局挨训，回来后县长亲自拜酒压惊：“你为全县人民受苦了。”这种氛围下，对钢铁项目的审批、土地、贷款等关键环节在许多地方都大开绿灯。
兰格钢铁咨询公司专家马中普当时就职于中国钢铁协会，他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关于怎样看待产业的动向，钢协内部存在颇为激烈的争论，“当时能预测到“十五”期间钢产量能突破2亿吨的人已经算有远见了”。但到2003年，中国就成为世界上唯一年产钢超过2亿吨的国家。“《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就是那个时候酝酿起草的。”
2004年以来，国家调控措施陆续出台，直到2005年，《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发布，目前尚不能说过热的发展势头得到了完全的遏制，但铁幕之下的确有许多民营企业减产或停产检修，库存超过了正常储量。之前大部分上马快、盈利周期短的大路货已逐渐滑入微利状态，只能靠走量来维持高销售额，这种状况无疑让未能升级的钢企日子难过。
钢铁研究总院教授东涛认为，一些调控政策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他在给钢厂做规划的过程中感受到数年来政策的调控档位有三个阶次的变化：第一次超过100万吨，第二次超过500万吨，现在超过1000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在特定阶段国家要支持这么大规模的企业，低于这个规模，土地、贷款、项目就都容易被卡住。”他说，这造成了大家争着上档次，地方接受到这个信息也鼓励扩产，“本来300万吨的，怎么也要搞到500万吨吧。不过一旦发展失控，或惹出了大麻烦，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恐怕也不会救你。”
从这个悖论中杀出来的钢铁大佬，如沈文荣，是最早就放弃在低效率道路上直线前进的企业家，舍得更新暂时还能像印钞机一样的落后设备，而且数次抢点把盘子做大。更重要的是，沙钢能与地方政府保持着一种互相尊重而又若即若离的微妙平衡。由此，沙钢终于获得了正面挑战大型国企和走向国际化竞争的机会。它在接下来钢铁业全球整合洪流中的命运，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