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喧闹的慈善风潮，掩盖不住中国慈善还处在粗放、原始阶段的真相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边杰
慈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2006年中国商业社会最时髦、最流行的词汇。大大小小的慈善晚宴如火如荼，明星、高官、企业家是少不了的主角；各种论坛如果不跟慈善、社会责任扯上干系，就显得不那么主流；而不同机构发布的所谓中国慈善榜，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制造富豪榜和慈善榜闻名的英国人胡润提供的一组数据似乎是慈善流行的乐观佐证据：2006年的慈善家榜从2005年的50位扩大到了100位，榜上前50位企业家从2003年至今累计捐赠近51亿元，比2003年到2005年累计的13.5亿元翻了近4倍。榜上的100位慈善家从2003年至今，共捐赠了56亿元人民币。
中国社会真的到了大规模慈善来临的临界点了吗？中国企业家们真的开始普遍直面社会责任了吗？纷纷攘攘慈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中国企业家》从2006年6月开始，寻访到了目前在中国做慈善风头最健、知名度最高的三个人：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他因为将自己20亿元的财富捐给社会而声名远播，被称谓中国的慈善冠军；世纪金源集团董事长黄如论先后捐款5.8亿元；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的总捐款接近3亿。
通过和他们面对面地访问，我们看到了中国慈善业一个真实的侧面：做慈善多年的余彭年，叹息中国慈善环境的艰难；黄如论的观点则代表着大多数商人慈善者最朴素的动机：出于对穷苦者内心的恻隐与怜悯而一次次捐献自己的钱财；而翟美卿所运作的慈善基金会，现在则处于一个初级发展阶段，她说她打算在10年后全心来运做基金会，“基金会规模最终将达到10亿元”。
除了这些感性的认识，另一些数据更直指中国慈善现状的惨淡：据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04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的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
“当前中国的事情千头万绪，排序可能还没排到这（慈善）上面来。另外，这件事由谁来推动？税务部门会轻易让税收分流吗？当前中国的慈善机构会积极推动吗？我不敢说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至少生活得很好。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在积蓄条件。”清华大学教授宁向东对《中国企业家》说。
毋庸置疑，中国现阶段的慈善事业还处在一种粗放、原始的阶段；而在参与慈善事业的各类主体中，商业力量、财富阶层虽往往成为其中夺目的明星，但囿于各种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实则有限。这就是今天中国慈善的真实面目，是谓“真相”。
真相一：自发的“零售”慈善
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动因主要来自内心怜悯心的驱使，这种慈善行为随意性比较强。在现代基金会没有成为慈善的主体组织形式之前，中国社会大规模慈善的时机还远远没到来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并不缺乏同情心，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很苦。我们从低层走到高层，就知道低层的痛苦。今天事业有所成功，对这些人就更加同情，很简单。”捐赠了近6亿元的黄如论这样表达自己的慈善动因。对境遇远不如自己的人，翟美卿也具有同样朴素的情感。“与他们相比，我得到的太多了。”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董事长赵永亮说：“不讲迷信还要讲良心。我们富得在流油，老百姓还在流泪，我们十年前就是万元户，老百姓还穿着烂棉裤。”先后捐了1.6个多亿的地产商人黄怒波说，慈善是凭良心做事，凭企业的文化做事。
从中可以看出，除了来自外部的政府动员和社团劝募而不得不做的捐赠之外，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动因主要受怜悯心的驱使，而这难免使他们的慈善行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大多数人在慈善事业上并没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规划。黄如论的很多捐赠行为是因为从报纸、电视或者政府官员口中得知一些信息，触发了自己的恻隐之心而做出的。2005年，黄如论回到家乡福建，听说古田县有一个农民因为穷困看不起病，拿着炸药坐到公交车上，爆炸了。“我们的省委书记请我吃饭，提起这个事。我的家乡还有这么穷的人，我拿出1个亿来建立福建省江夏百姓医疗互助基金。”媒体所报道的东南亚海啸惨状令网易丁磊深受震动、心下恻然，随即决定个人捐出一千万元现金。而翟美卿在一次做美容过程中碰见一个家庭困难的女孩，就决定帮助她。这种随机性捐赠的例子在其他富人身上也多次发生，这和西方企业家有目标、系统性的捐赠有很大不同。
“目前中国的慈善是结构性而不是规则性的，大多是伴随着大的灾难事件发生。”宁向东说。从已经发布的慈善榜来看，教育、社会公益和健康以及一些突发性灾难事件仍然是企业家们热衷的捐赠领域。
学者杨团在《公司慈善与培育中国公司的慈善文化》一文中提到，100多年前，欧美国家的富豪一开始采用慈善信托的方式，即委托信得过的人向慈善机构捐赠。后来，一批受慈善思想影响的工业巨头创造一种公司形式的慈善基金会，191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次年，卡内基基金会成立。之后，美国人的这一组织创新被全球的富豪们效法，现代基金会现在遍布全球。仅在20世纪的美国，不到100年间，它就从几个发展到4万个。这标志着慈善从传统方式走向现代。
这种制度创新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使慈善组织有了法人治理结构，捐赠出去的私有财产能保持其私人特征，也使慈善从老式的“零售”转向“批发”，更多人能够受益。
显然中国现阶段的慈善还处于“零售”阶段，大多数捐赠是零星的。慈善的组织化运作才刚刚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阶段的慈善发展状况相当于100多年前的美国。
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民间慈善组织是2004年由100位企业家发起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现在已经运行了两年，发起者中已经有19人退出。“这很正常，”秘书长杨平说，“国际NGO(非政府组织)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第一阶段叫热情高涨的参与期，热情过去之后，就是第二阶段的风暴期，分歧开始产生，对组织战略目标意见不一，如果协调不好组织就崩溃了。”虽然阿拉善生态协会的工作得到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认可，但任重道远。而中国第一家被批准的私人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时间是2005年6月，还处在运行的前期阶段。
在现代基金会没有成为慈善的主体组织形式之前，中国社会大规模慈善的时机还远远没到来。
真相二：首富榜难以和慈善榜重合
怕露富、纸上富贵、担心“越捐越麻烦”让“首富”们成为慈善的配角
美国《商业周刊》评出的2005年“美国最慷慨的50位富人”中，盖茨夫妇、沃伦·巴菲特、乔治·索罗斯、迈克尔·戴尔等名列前茅，与他们在《福布斯》杂志2005年“美国400富豪排行榜”上的排名大致相当。这似乎表明，在美国，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大。
中国的情形怎么样呢？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做慈善最多的企业家并不是最有钱的。目前被视为慈善楷模的黄如论和翟美卿在胡润排出的百富榜(2005)中分别排到97位和36位，而余彭年则根本未能进入。排在富豪榜首位的黄光裕、严介和、陈天桥、丁磊等人是这个创富时代的标杆，而在慈善榜的前列，他们无一例外地缺席。根据胡润的统计，2005年百富榜的前4名(黄光裕、严介和、陈天桥、丁磊)，所有的捐赠加起来还不到4000万元人民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慈善业还没有真正开始。”胡润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其实，那些轮流坐庄的所谓中国“首富”们，只能算是纸上富贵，他们的财富很多是按股票面值算出来的，真正可以流动的资金并不是想像得那么多。另外，还有很多人的财富是固着在企业上，流通在生产财富的过程中，这些还不是个人支配式的财富，所以能够用来慈善的底气不足。目前在财富阶层还有一种普遍的担忧，一是富豪们对不透明运作的慈善机构不信任，另外担心“越捐越麻烦”，怕接踵而至的各种拉赞助的捐赠活动，扰乱工作和生活秩序。
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占有社会财富80%的富豪们，对社会的慈善捐赠却远远不足20%！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则显示，国内登记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真相三：公关性慈善
慈善常常被用来作为企业的一种软竞争力，用来作政府公关、提升企业形象，这在现实中得到了人们的理解
对于富豪们在慈善上的慷慨，很多人心存芥蒂，揣测他们的动机，怀疑他们是为了做秀，赢取名声，或者怀疑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商业或政治目的，或者是为了赎罪，为了享受丰厚的税收减免。而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慈善被当作企业的一种软竞争力，用来政府公关和提升企业形象，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而且也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宽容。
上海建桥集团目前捐建了12所希望小学，其所在地大多有建桥的地产公司。“不在当地做点事，刁难你的人太多。如果大量行贿，受贿者抓进去，我们也完蛋了。所以我要求各地的分公司，要送大礼就送给当地的人民，不送给个人。”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说。“虽然没怎么送礼，但是你做了这个事，他们也就不好意思再刁难你。”
周星增把这样的慈善称作是“规避风险”。对周的作法，黄如论和王石都表示赞同。“捐钱为企业形象，是可以的。”黄如论说。“无可厚非，”王石对此评价，“作为一种公关手段，蛮好。”
“慈善有这样的功利性并不是坏事，”翟美卿说。十几年前，当翟美卿第一次捐出一大笔钱支持教育时，“肯定是考虑回报的。当时企业很小，我捐那么多钱，甚至想有没有双重回报。”“对企业对社会都是好的。但是不是一定每个人都有？不一定。有些人做这些根本就不考虑回报。”翟美卿认为自己已经过了要求回报的阶段。
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张心国说，国内的企业规模普遍还比较小，因而捐赠的时候会提很多宣传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真相四：支持慈善大规模展开的价值观并未成形
出于中国人传统思维和财富安全方面的考虑，把财富尽可能多地传给家族子孙继承或管理是富人们普遍的想法。这样的选择让一大笔财富失去了慈善的机会
美国的财富史是一幅充满矛盾的画卷。学者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宿》一文中这样分析美国国民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寡头们利用残酷无情的方式巧取豪夺大量财富，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捐赠中又如此热忱慷慨、急公好义，以社会乃至人类的福祉为己任。虽然过程血腥，但结果温馨。
“死后留下大笔财富的人是可耻的”，卡内基这句名言已成为美国100多年富人作慈善事业的某种驱动力与信仰。卡耐基在比较了三种使用剩余财富的方式——传给家族子孙、死后捐给公用事业、由财富的主人在生前妥善处理——之后认为，第三种方式是最应该采取的。这一思想在他之后的美国富豪们那里得到了响应。美国的慈善富豪伯贝尔说：“哪种做法更好呢？是使你自己变得富有呢？还是对上帝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以造福他人？当你命归黄泉的时候再做决定就晚了。”在对待财富的传承上，美国很多有钱人都不把遗产传给自家子孙，而年轻人也对继承遗产不感兴趣，他们更崇尚白手起家，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反观中国，财富创造和传承的历史是中断的，而现在财富积累的时间不过短短20年时间，而在对待财富继承的问题，大多数人没有作好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在继承方式上，《中国式继承》一书中写到，中国现在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富代际间的转移，是一种双重继承，即管理权和所有权同时转移，这和西方家族企业常见的在继承时将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是不一样的。出于中国人传统的思维和财富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大多选择把财富传给家族子孙，这样的选择让一大笔财富失去了慈善的机会。
2004年，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的“裸捐”曾轰动一时，但这只是个案，还不具备普遍意义。
就在《中国企业家》进行本组报道时，2006年6月，全球排名第一、第二的首富相继发表了两则声明——它们不但给商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更是颇具震撼力的慈善新闻：6月15日，比尔·盖茨宣布自己将在今后两年内淡出微软公司日常事务，以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卫生及教育等领域的慈善事业上；11天后，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在其公司网站贴出一封公开信表示，他计划把自己所持股票的85%捐赠给5家基金会，其中盖茨基金将收到全部捐赠额的六分之五。按最近的股价计算，这笔捐赠大概值300多亿美元，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捐赠。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慈善行为，巴菲特亦体现了他一贯的精明与挑剔。美联社报道，巴菲特在信中提出了今后每年继续向盖茨基金会捐赠的三个必需条件：一、盖茨夫妇需有一人积极从事该基金会慈善计划；二、巴菲特的个人捐赠在法律上保持免费捐赠地位；针对巴菲特个人捐赠的其他税款和估价应计入该基金会净资产5%的开支之中。
我们当然不能拿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义举来作为标杆，以检讨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心，但起码中国企业家从这两起最新的新闻可以体会得到，如果他们自己要做慈善，他们应该像作一笔真正的商业买卖那样孜孜以求、讲求效率。中国商人的慈善，迟早要走出自发性捐款的阶段。
故事
黄如论：“我拿出的都是真金白银”
黄如论自言以后不会留给后代很多家产，大部分会捐给社会。“在我老的时候，走到那些学校去看看，对我也是个鼓舞，是个不会磨灭的纪念。”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见房地产商容易，见黄如论难。从北京追到东莞，黄如论说：“你们也不容易，见就见见吧。”
一大早赶到东莞萦菲特御景湾酒店，黄如论在一群人簇拥下正从大堂向外走。“吃饭没有？先去吃饭。”他不是客气，坚决让下属陪记者去用早餐。
后来谈到吃饭，黄如论说自己最爱吃的福州菜在福州的一家破烂的小店里。有一次他进去吃饭，一屋子的人都停下筷子看他。“他们很吃惊，这么大的老板，跑到这么破的地方吃饭，太抠了吧？”
“我哪里抠？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本来在五星级饭店吃一碗，到那儿能吃两碗。那次以后我就不去了，最多让手下跑过去买两个菜回来吃。”
这位世纪金源集团的舵手，还有别的方式让别人继续感到吃惊。
“别人支持我1，我支持他10”
十几年前，黄如论开始每个月定期给家乡村子里满60岁的老人发生活费。“那时候我的钱不多。这些老人温饱没有问题，只是缺少零花钱。”现在，接受照顾的老人的数目增加到了300个。2005年，黄如论回到家乡福建，听说福建古田县有一个农民因为穷困看不起病，产生了异化心理，拿着炸药坐到公交车上，爆炸了。“我们的省委书记请我吃饭，提起这个事。我的家乡还有这么穷的人，我拿出1个亿来建立福建省江夏百姓医疗互助基金。”
同样做地产生意的联华国际董事长廖翊畅是黄如论的忘年交，他评价黄“对朋友肝胆，对社会有责任感”。“我们都对他很敬重，”廖说，“不是因为他有钱，我们也有钱。”
黄如论从小由祖母带大，老太太信佛，多年中反复告诫他“不要骗人、害人、欺人、诈人”、“慈悲为本”。从农村走到城市，黄如论结识了很多退休的老干部，从他们那里，他学到了“临危不惧、说到做到”。“从少年到青年，我受到的都是这样的教育。”后来，黄如论每年都会买东西去看望这些老干部，他们的子女有什么事黄也全力相帮。黄如论认为自己村子里一位给他讲过三国等故事的老者对他影响很大，因此把老者的儿子培养成了公司里的一个总经理。早年在菲律宾寻找机会时，黄不懂英语，当地人即使说福建话也是闽南话，而他熟悉的则是闽中语。那时候，举目无亲的黄如论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追求上进，人家喜欢帮我，就像一个学生肯读书，老师就喜欢教你嘛。”发达之后，当初帮过他的人都得到了回报。“饮水思源，以德报德，别人支持我1，我支持他10。不报答，那成了什么人啊？”
“我是农民的儿子，”黄如论对自己曾经的艰辛生活念念不忘，“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很苦。我们从低层走到高层，就知道低层的痛苦。今天事业有所成功，对这些人就更加同情，很简单。”
对境遇远不如自己的人的同情，是目前很多企业家做慈善的初衷。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具有同样朴素的情感。“与他们相比，我得到的太多了。”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董事长赵永亮也如此说：“不讲迷信还要讲良心。我们富得在流油，老百姓还在流泪，我们十年前就是万元户，老百姓还穿着烂棉裤。”
2003年，黄如论捐资1.8亿元兴建福建江夏学院。其中，黄的捐资用来建教学楼和图书馆，当地政府负责建宿舍。这是黄如论最大的一笔捐赠。黄说，当时福州出了一件大案，牵涉到各级官员数百人。“这些人行贿受贿，就是因为不懂法，没有很深的文化基础。出了这样的事，我们感觉很耻辱。”黄如论知道人民大学的法律系和新闻系很有名气，就想能不能跟人民大学合作在家乡也建一座以这两个系为主的学院。他的想法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黄如论包了两架飞机请人民大学的校长和教授等一行人前往福建考察。江夏学院今年9月开始招生。
黄如论的性格决定了他对慈善的态度：率性而为，受到感动则出手相助。北京市修建将军陵，有关部门找到黄如论，他觉得自己义不容辞：“江山是这些将军们打下来的，我们捐点儿钱算得了什么？”
不规范的慈善
迄今为止，黄如论已经捐款5.8亿元。他认为这个数字只少不多，因为一些零星的捐赠，“谁还去算呢”。
但这不表示他对每一笔捐赠的结果都感到满意。“中国目前的慈善运作很不规范。首先，对慈善没有好的政策支持，国家的相关免税政策只针对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等几家。我做了十几年慈善，有的直接捐给当地政府或个人，有的通过慈善机构。国家对于直接捐赠没有免税政策。为什么企业家对慈善不积极，这是一个原因。”黄如论说。对于捐出1.8亿兴建江夏学院，他说：“如果利润是在福建产生的，还有免税的可能。但现在我大的项目都在北京，就不好说了。”
“再有，把钱交给慈善机构，他是不是真正去做慈善？即使建了学校，会不会继续办下去？”黄如论在福建助养了3000个孤儿，起源于他的老乡、原福建省人大副主任的请求。老乡再次见面，黄如论说：“钱我拿了，你到底有没有3000个孤儿啊。”“有啊，”老乡说，“都造了册。”“造册能解决问题吗？”黄如论对《中国企业家》说，“中国人的人情观念太重，不是支持穷的，而是支持跟自己熟悉的，关系好的。有的孩子母亲还在，不是孤儿，也帮助。下面的人思想境界不够，骗你，有什么办法？”最近，黄如论再次回到家乡，他的老乡问他能不能拿几百万出来助教，因为很多学习很好的孩子上不起大学。黄如论的想法是：“如果我要做，我就登报纸，发布我要在福建省帮助多少个学生，大家来报名。然后我去调查，你是不是真的很穷上不起大学，把钱真正落实到需要的人身上。我们的慈善机构做得有没有这么详细呢？调查不清楚不就是失职吗？”
捐赠者本来对于执行机构是有监督权的。“捐钱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监督的时候得罪人啊。”黄如论说。他在重庆捐款几千万元，当地政府每年会给他一个报告，这让他满意。而在云南省的两千万助教捐款，他表示“有没有真正搞起来不知道”。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继续捐款？“感动到就捐。”有一次，在飞往重庆的飞机上，黄如论从报纸上看到重庆有一个学校的教师六个月没有发工资，学校因为校舍失修坍塌无法上课，当即决定为其捐款。“看到这么穷我就捐，管它免不免(税)。”
“我拿出的都是真金白银”
“做人一定要低调。”这是黄如论经常说的话。按照这一原则，他绝少接受媒体采访、参加各种论坛，只是因为实力雄厚，黄如论在地产界的名声很大。
很多事情黄如论不公开说，但他看不惯，比如今年引起广泛争议的“地产商只给富人盖房子”的说法。“一个人要实实在在做事情，不要做一点儿事就讲话讲得过分。有些人讲只给富人盖房子，讲七讲八，好像自己很了不起。中国有多少富人？赚了一点点小钱，对社会根本没有一点关爱，还没有走一步，就跑到十步去了。”
黄如论有资格这么说。累计捐款近6亿，在中国的地产商里绝无仅有。如此庞大的资金对一个地产商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当然，这些钱如果去投资，过两年可能又赚5.8亿。但是不一样，一个是求事业的发展，一个是对社会的关爱，境界不同。一个人老想着我捐的钱要是去投资能赚多少，那就捐不了钱了。”
对于某些企业家，黄如论也不屑一顾。“吹没有用。有的光嘴巴说，承诺捐多少多少，你捐了几个学校？学校在哪里？无私才能无畏。光承诺，不算英雄。比如你捐钱是为了拿地便宜，那是交易，这样的人我看不起。福建有好几个这样的人，请我吃饭我都不去。”
“我拿出的都是真金白银，绝大多数是我的个人财产。”黄如论说。
但黄如论不反对为了企业形象的捐赠。上海建桥集团捐建了12所希望小学，其所在地大多有建桥的地产公司。“不在当地做点事，刁难你的人太多。如果大量行贿，受贿者抓进去，我们也完蛋了。所以我要求各地的分公司，要送大礼就送给当地的人民，不送给个人。”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说。他把这样的慈善称作是“规避风险”。对周的作法，黄如论表示赞同。另一位地产商、从去年开始提倡“做企业公民”的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对此的评价是：“无可厚非，作为一种公关手段，蛮好。”
受祖母的影响，黄如论也信佛。今年回乡，当地举办海峡两岸佛教大会，黄赞助200万元。“我家乡能够得到上千个和尚的祈祷，是一件好事，我义无反顾。”
黄如论捐建的大学、基金会都交给政府，他不参与管理。《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私人基金会允许注册，黄如论表示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这要看以后身体的情况、公司的发展和股东们的意见。”他今年55岁，仍然全国各地飞来飞去：“企业要盯着，要赚钱，不能亏本。”
黄如论的孩子们对父亲做慈善很支持，这让他感到满意。有时候夫人会“唠叨两句”，最终也听之任之。
尽管黄如论给商界的印象有些深不可测，但他表示自己无意做得太大。“做大了很累，维持现状吧。如果上了市，给股民带不来回报，得不偿失。股民骂你两句是一时的，你内心欠疚是永远的。”
黄如论自言以后不会留给后代很多家产，大部分会捐给社会。
“在我老的时候，走到那些学校去看看，对我也是个鼓舞，是个不会磨灭的纪念。”
故事
翟美卿：“把基金会做好是我的最高境界”
把慈善当作一项事业，由偶发转为系统，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是被采访者中惟一的女性，而且最为年轻，也最为时尚。如果她办公室中的沙发不是红色，肯定会让人感到有所欠缺。
与黄如论和余彭年一样，翟美卿、刘志强夫妇在慈善排行榜上的位置要比财富排行榜上的靠前许多。全国第一家私人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申请下来已经一年，她谈起来仍然兴奋。
把慈善当作一项事业，由偶发转为系统，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好的东西我占了很多”
最近，翟美卿到美容院做美容，认识了一个打工的女孩。她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大，每个月要给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寄回1000元供他们生活、读书，而她的工资也只有1000多元。翟美卿对她说：“我认识一个基金会里的人，把你的资料给我，他们可以帮助你。”该女孩并不抱希望，因为她之前找过民政部门，得到的答复是“帮不过来”。在翟美卿的坚持下，女孩把个人资料交给了她。
这样的事让翟美卿感到高兴。“你能够帮助别人，而别人也需要你的帮助。人人都想成就事业，为什么偏偏是我得到了成功？我做到了，别人没做到，我就很幸福，就很感恩。我得到的太多了，好的东西我占了很多。”翟美卿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着真善美，但是很多人没有机会去挖掘。最近在北京的一次慈善晚宴上，翟美卿提议为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在贵州发现的贫困患病儿童白飞捐赠治疗费。“我原来以为每个人拿100块钱就可以了，只要他们‘心动’就达到了目的。结果很出乎我的意料，竟然有16万多。”
对于上海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谈到的企业家做慈善的功利性，翟美卿认为，有功利性并不是坏事，因为就结果来看，这对企业对社会是好的。“但是不是一定每个人都有？不一定。”翟美卿说。“有些人做这些根本就不考虑回报。若是想着回报，以后人家不给你回报，你会怎么想？会不会失落？你不想这些，就会很开心。而且，做好事总是会带来好结果，有的人可能事先设计好了，有的人可能事先没想到。一个企业做了好事，就得到了好的名声，一个有爱心的诚信的企业，人家都会跟你合作。”翟美卿承认，自己十几年前第一次捐出一大笔钱支持教育时，“肯定是考虑回报的”。“当时企业很小，我捐那么多钱，甚至想有没有双重回报。”“随着你的目标一个一个不断实现、你想得到的东西都逐样得到的时候，你就想，你还想要什么？你究竟在追求什么？当你赚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的时候，再赚多少钱，只是数字概念，没有触动感。”
一个企业家，安排了员工就业，照章纳税，遵纪守法，已经尽到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对这种看法，翟美卿说：“说得都对。但是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富跟贵怎么区分？富就是有钱，贵不是用物质来衡量的，是思想境界。不停地赚钱，很俗气的。”
她的看法与东达蒙古王集团董事长赵永亮一致：“这样的人将来写生平都不好写。写‘这个人很伟大，一辈子存了很多钱’？”
翟美卿自称现在每天经手几个亿的资金，单纯地赚钱已经不能让她感到兴奋。基金会给了翟美卿新的动力，她找到了新的赚钱的理由。“这是我的事业。只赚钱很空虚，人要有更高的目标。这个事业已经不只跟我个人有关系，所以面对困难的态度也不同了，人更无惧了。”
“人都是自私的，”翟美卿说，“但实际上你无法自私，因为你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带不走。”
“我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10多年前，翟美卿就有了成立私人基金会的打算，“东捐一点西捐一点，很不系统”。但这在当时不被允许。
2000年，美国各类基金会总计4万余家，其中资产在300万美元以上、年捐款在20万美元以上的1万余家。基金会是目前美国公益事业的主要推动者。“我们肯定也要走这条路。”翟美卿说。
对于中国目前慈善环境的评价，翟是几位受访者最乐观的一位。“我们的市场经济才只有20多年历史，比起当初，现在的环境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但是谈到从申请基金会到正式批下来，5000万元注册资金在民政部的账户上趴了一年多时间，她还是有点儿遗憾。“毕竟是第一个嘛。”
2006年4月，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得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捐赠所得税前扣除的许可：“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是按照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设立、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其宗旨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扶贫济困，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对纳税人通过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在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或者未超过申报的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或者个人所得税前据实扣除。”这是通过申请获得的。“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送上门来的。”翟美卿说。在此前，类似的税前扣除只对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等12家慈善机构有效，其中有7家被许可对捐赠全额免税。
周星增为两所希望小学的捐资被当地政府改作它用，这让他感到气愤。“为什么不追究？”翟美卿问。“我们的捐赠都签了合同，也会派人跟进。我们企业有地产项目，建一座学校花了多少钱大概知道的。我的捐款，除了赈灾的，我要指定捐到哪里，这样看得住。”
翟美卿没有余彭年等人的经历，她对理想、对现实的“童话般”描述很可能让人理解为别有心机。“别人怎么看我不在意别人，那对我不重要。他不是我，所以他不会理解。你不会因为别人说你好你就好，关键你要有个原则。一般人认为做生意的人很狡猾，充满商人味道，所有了解我的人都说我身上没有这种气息。”
翟美卿说自己很简单。“我出来做生意的时候，跟其他人比，显得很敦厚老实，别人说你怎么这么笨呀？我曾经怀疑自己：我真的不行吗？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我实在，诚实，简单，才有我今天的成就。”
“我很清楚我的定位，”翟美卿说，“把基金会做好，对我来说，是最高的境界，最大的幸运，无求了。”做好一个基金会不仅在于资金的多少，更关键的是要找到能够持续下去、不断深入的项目，而且要能保证它的效率。目前，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以贫困地区的儿童教育、医疗为主攻方向。“我有管理企业的经验，管理基金会不会比企业更困难。”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的起始资金是5000万元，翟美卿认为这远远不够，表示还将不断投入。需要投入的还有时间和精力。“现在我95%的时间都在企业，希望在10年内把精力都转到基金会里来。”
翟美卿打算将来让自己的孩子分别在企业和基金会工作，“让他们知道赚钱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
故事
余彭年：愤怒的慈善
“政府应该立法保护慈善事业的参与者，保证他们不被欺骗、敷衍，让捐献人有信心，这样只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做慈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