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势力庞大的金融买办家族，出演了旧中国商业史上的动人一幕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1929年12月6日，历史跟上海席氏家族开了一个玩笑。
当天中午，时任上海总商会会员、汇丰银行华经理的席鹿笙在福建路一品香菜馆给自己的警犬买牛肉的时候，被6名绑匪枪杀。
东方不亮西方亮
“这在当时的上海是非常轰动的大事。”席鹿笙的堂侄儿席与棠说，“当时席鹿笙的儿子一个7岁，一个才5岁。所以，从此以后，席家连续三代人担任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长达55年的历史结束了，买办的职位也旁落了。”
席鹿笙的祖父席正甫在清朝末年为避太平天国战乱，从苏州东山来到上海。此前，席家祖上是做棉布生意的洞庭商人。他从钱庄伙计干起，逐渐进入外资银行。1874年，席正甫升任汇丰银行第二任买办。1904年，长子席立功在父亲去世后接任这一职务。1924年，汇丰买办一职传到了席鹿笙手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买办在外商银行中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称呼也改成了“华经理”。
看起来，这一次突发事件似乎应该是席氏家族命运衰落的开始。
“根本不是这样。”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马学强说，“席鹿笙的去世并没有影响到上海金融界的格局，也没有影响到席家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这一脉只是庞大的席氏家族中的一脉而已。”他估计，到今天，席氏后人大约有一百多万。
当时席氏在上海金融界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资料数据是：从1874年到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68家，其中历时较久、影响较大的20余家。而席氏共有13人在外资银行充任买办或高级职员。
以席正甫同辈兄弟四人为例，老大席嘏卿在英国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工作，是该行的中国元老。老二席正甫一直担任汇丰银行买办。老三席缙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至于老四，被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人称“沙逊老四”。
不止如此，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除了大量的席氏后代陆续介入家族的买办生意，还有相当多的姻亲、同乡、同学也逐渐进入这一体系，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和宋子文是在美国求学时的同学，他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曾是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德懋则担任过当时的中国银行总经理。
“席家把中国传统商帮的地缘、血缘、亲缘观念发展利用到了极致。”马学强说。
很多年后，席嘏卿的曾孙席与棠曾经遇到过很多上海银行界前辈，他们都表示非常羡慕席家如此的关系网络。“他们互相之间是通气跟合作的。”席与棠说，“比如，沙逊老四曾经得到消息，说上海租界要扩大，他马上把消息透露给了其他三个席家兄弟，不久以后，他们买的地皮涨了几十倍。”
这个关系网络实在太过于庞大，以至于席鹿笙的儿子席与镐的说法是“他们等于控制了上海的Money”。这样，席家轻易就形成了在上海金融界“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在抗日战争期间，英国、美国的银行相继停止营业，席家部分成员的生意受到影响，但是仍然有发展得更好的。席与棠举例说，“我的父亲席函深是中法银行的买办，因为其他外国银行停业，法国背景的中法银行就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另外，和宋子文关系密切的席德柄、席德懋兄弟把生意迁到了重庆，也发展得很好。”
“事实上，一直到解放前为止，席家的势力从未真正的衰落过。知道我为什么花5年时间来做席家的研究吗？”马学强说，“我曾经无数次带着外国朋友从外滩外白渡桥走到延安路高架那边，一路上很多大楼都是当年的席家买办办公的地方。曾经如此风光，应该有人记录下来。”
最后的贵族
“他的办公室特别大，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桌子。桌上有20几部电话，还有电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电传。电话不停地打进来，他两只手拿着两三个电话，一会儿对着这个说中文，一会儿对着那个说英文。他还有5个助手，他们的英文也是非常过硬的。”
这是席与棠小时候在伯父席颂平的办公室见到的情景，席颂平是中国银行外汇买进卖出的主管、上海滩有名的外汇高手。“当时国际主要货币不是美元，是英镑，英国和上海的时差是6个小时，所以，他们炒卖外汇还不用熬夜。”
在席与棠的记忆里，伯父席颂平是穿长袍、戴圆眼镜、留长胡子的中年人。实在很难想像以上场景会由一个如此造型的人来主演。
一个事实就是——因为长期接触外国人，席家人养成了很多现代、西化的生活习惯，甚至是一些堪称“雅皮”的个人爱好。
席与棠回忆说，席家的每个小辈都有英文名字，长辈称呼他们不是叫中文名，而是叫英文名，Willam、Victor之类。前面提到的席鹿笙，除了“做生意很泼辣”之外，也是一个很会玩的人，他喜欢养狗，还有13匹马。席与棠的父亲席涵泺则有一个奢侈的爱好：收藏名表。“平时一看到报纸杂志上出了什么新款式的表，他马上买回家收藏。”“文革”时候，席与棠家里被抄走的名表有27块。席与棠的妻子回忆自己的公公是把表当宝贝一样：“那时候的表都是机械表，要上弦的。他每天睡觉之前就打开抽屉，27块表全部排开，然后一个一个上弦，上完才能睡觉。”
在席家的亲戚里，席德柄一家是公认比较洋派的。席与棠对席德柄的两个双胞胎女儿印象深刻：“小时候我到他们家去过，那时候她们还在中西女中读书，长得是非常漂亮的。”几年前，席与昭、席与明两姐妹从美国回到上海定居。有记者在外滩十八号见过她们，“姐妹俩说话很轻，跟人保持着不远也不近的距离。每吃完一道菜，姐妹俩就掏出化妆包补妆：口红、唇彩、粉饼，三道程序一道不漏。”
1949年夏天，19岁的席与棠从南洋中学毕业。父亲希望他读金融，继承家里的事业，但是席与棠最终选择了大同大学电机系。他解释说，“一来我对金融没有什么兴趣，二来，我觉得中国的形势很快就要发生变化了，学金融，变数太大。”
父亲并不在意这一点。“他觉得，虽然金融和时局的关系很紧密，但是到了任何时候，银行都还是需要的。如果银行都倒了，这个国家也是要亡了。”1949年，父亲拒绝了中法银行法国同事的邀请，没有出国发展，留在了上海。1951年，他来到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
席与棠的女儿席时欣说：“我爷爷是个胆小的人，他不敢出去。而且他受西方经济的那一套影响太深，根本料不到解放以后会发生什么。”
她拿出“文革”时期家里被抄家的清单给记者看。一大摞装在牛皮信封里的白纸，上面盖着“西城区革委会”的红章。其中一部分是珠宝清单，大量的翡翠、钻石和古董，而估价数字是——5775元人民币整。
有人说席家是：“生于金融，死于金融。”
猜得到开头，猜不到结局。事实有时候比想像更加滑稽。前几年，席时欣陪父亲回苏州东山老家，这是席氏家族近代发家的地方。他们看到，曾经的席家祠堂已经非常破败。“更有意思的是，祠堂里供奉的已经不是席家祖先，而是毛泽东。”席时欣说。
附文
席氏家族与上海
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江南大族，通过上海，拥有了一张更加庞大的网络
文/马学强
近代上海外滩一带，十里洋场，是中外注目的地方，那里集中了众多的外国银行。从外白渡桥一路走来，依次是：英商之汇丰银行（黄浦滩12号）、德商的德华银行（黄浦滩14号）、华俄道胜银行（黄浦滩15号）、英商麦加利银行（黄浦滩18号）、日商横滨正金银行（黄浦滩31号），还有英商有利银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这些外资银行的买办职务，先后由来自太湖之滨洞庭东山的席氏家族子弟或与他们有姻亲关系的家族充当。
席氏家族自唐代后期从北方迁居江南，聚庐托处其间，子姓繁衍，逐渐成为洞庭东山巨姓。明清时期，席家在商界的声名渐起，涌现出不少富商大贾，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沿长江沿运河地带。到了近代，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席姓子弟来到通商口岸上海，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从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祖孙三代世袭汇丰银行买办，再到后来，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懋成为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另一个孙子席德柄出任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家俨然成为上海的买办家族、金融世家。
东山，是洞庭席氏的家园故乡，上海则是他们的重要发祥地。上海的生活，深刻地影响着席家人，而席家人也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很多印记，他们的花园、别墅、洋房，等等，散落于市区各处。近代上海的经历，对席家人来说，那是一段“黄金岁月”。在上海的百年，是洞庭席家的鼎盛时期。回顾席家历史上的这段辉煌期，有几点值得关注：
其一，席氏家族在近代的成长，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
从1843年开埠以来，数十年间，上海迅速从一个对外贸易的口岸逐渐壮大为中国最大的商埠。从世界都市来看，上海是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城市。洞庭席氏家族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这个家族经营了数百年的商路，因连绵的战争而断绝，在混乱的时局中，席家人选择了上海。从贩运贸易开始，后来又纷纷选择去洋行，不少人当上了外资银行的买办。上海给席家提供了许多机会，席家也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机会。此后，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变化，席氏家族也在快速成长转变，作为一个经商家族，不仅体现在财富的积累上，愈积愈多；而且表现在其他领域诸如融资渠道、投资方向、行业选择，等等，都在“因时而变”。近代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的最终形成，促成席家历史上迎来了诸业俱兴的局面。席家在近代文化经营领域的有所作为，包括办报纸、开书局，在印刷出版方面盛极一时，也直接取决于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与确立。席家的这种适应性，与一些传统经商家族、商帮的“不适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二，洞庭席氏家族在近代上海最具势力的领域还是在金融业，与外资银行关系尤为密切，这一特点影响到家族盛衰。
尽管，席家子弟在上海从事的行业非常广泛，举凡银行、钱庄、典当、银楼、棉纱、绸缎、出版、百货零售、医药，以至房地产、代办业、律师，等等，诸多行业都有人涉及，但席家真正具有影响的领域还是在金融业，特别是因为较早充当外资银行的买办，逐渐形成了以席氏家族成员为中心的“银行买办集团“，从而在上海金融界确立起自己的地位。以后，席家在其他行业的发展，或多或少也借助了这一势力。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外资银行在上海、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盛衰过程，而买办本身作为中外商人的居间人，东西之间的中介人，伴随开埠而来，在晚清民初达到其鼎盛，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由于形势发生变化而日渐式微。这时，买办一般都改称“华经理”了，其权势、地位与当年的买办不可同日而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买办已经失去往日的地位，这里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中外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双方可以直接交易，买办的重要性必然下降，有的外资企业甚至不再设立买办职务。同时，又与国内民族主义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当然，各行业、不同地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与此相印证，1930年代以后，除席德懋等人在国内银行界还保持一定的影响外，其他则很少有席家人在他们的行业中显姓扬名。这是什么原因？为此，我们曾专门与一些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席姓子弟进行过探讨，大家看法不一，因为各支各房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差别太大，但就整个家族的发展而言，普遍认为存在着几个问题：
首先是席家始终没有找准真正具有发展潜力的投资方向，错失了不少良机。与其他家族相比，如无锡的荣家及浙江的几个工商家族，席家尽管也有人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但人数很少，能坚持者更不多。换言之，席家没有成功地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席家尤其是席正甫家族，在晚清民初拥有大量闲资，但考察他们的资金去向，便知一二。如席立功，除在1910年与无锡人祝大椿合资成立上海公益纱厂外，其他的资金基本上多投资于钱庄。席立功先后投资开办了多家钱庄，此外，他还经营银楼、金号和绸缎庄号。到了他的儿子席鹿笙，继任汇丰银行买办后，除购置房地产外，丰厚的资产大量用于满足奢华的生活。席鹿笙很会享受，他一个人的开销每年即达五六千元，出入有小车，居住的小洋楼有几幢，周边的环境很幽静。从照片上看，他家的居室宽敞，装饰考究，分中、西客厅，里面的设备一应俱全。他有汽车，有保镖，有车夫，有跟班，家里有佣人，还有几个马车夫。后来，席鹿笙还与人合作，开起了自己的跑马厅。从大量的事例来看，席家人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领域，去实现其资产的保值增值。或许，到了席鹿笙那一辈，他们也不知道，要这么多钱来干什么？
其次，是客观形势发展所造成。1930年代以后，先是日本侵略，八年抗战，后又是内战，持续的战争严重影响到上海金融业发展，不少家族的财产由此蒙受重大损失。政局波动，金融行业最容易受到冲击，席家经营的钱庄、典当或任职的银行，几经折腾，大多一落千丈。所以，有人说席家是“成于金融，败于金融。”席家的另一笔大财产，就是用于购置房地产，他们在上海拥有大量房地产，除自住外，大部分用于出租。而上海的房地产，受时局的影响，出租的到后来也都收不到租金，甚至房地的产权，也在再后来的时局变革中无从着落，荡然无存。那是时代巨变所造成的，非个人或家族能力之所及也。
然而，无论是时局的变化，还是行业的兴衰，近代上海的经历深深影响着在这里的洞庭席家子弟，甚至他们的后代。上海改变了许多席姓子弟的生计职业，由此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教育背景发生极大变化，在许多方面都超出了中国固有的传统，同时，视野开阔了，见识增多了，交游网络与商业关系也拓展了。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不少席家子弟离开上海，借助于各种关系迁居海外，又开始了他们重新创业的历程。目前，洞庭席家后代已散居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及香港、台湾等地，有的分布于国内各大中城市，活跃于科教文卫、行政、经济诸领域，他们在海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其人数也十分可观，而考察其渊源，大多经由上海出去的。
洞庭席氏家族 —— 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江南大族，通过上海，拥有了一张更加庞大的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