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皇朝的垄断特权让十三行家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声望，但最终他们也被政府的“官商贸易政策”所拖累，湮灭在那个时代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1745年9月12日，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哥德堡”号在距离哥德堡港口只有一海里的地方触礁沉没。一次穿越了南中国海、印度洋和好望角、长达8个月的辛苦航程以如此不幸的方式结束。
但是，这之后的数百年间，人们的打捞行动从未间断——30门大炮、30吨茶叶、1260匹丝绸、大量饮茶和咖啡用的精美瓷器，以及比星星还要多的瓷器碎片。
这些宝物来自一个遥远、神秘、富庶的财富特区：大清帝国广州十三行。
十三行家族
华南理工大学退休教授潘刚儿是十三行总商潘振承的第八代后人，他告诉记者：“前几年，孙道临来找我，想写一个关于十三行的电视剧。后来他跟我说，越写越觉得不容易，得回家再多看两遍《红楼梦》。”
和小说相像的是，十三行也有一个“四大家族”的说法：潘家、伍家、卢家、叶家。“卢家和叶家是比较短期的，二三十年就衰落了，”潘刚儿说：“十三行真正最赚钱的家族只有两个，潘振承潘家和伍秉鉴伍家。”
这些十三行的大家族到底多有钱？目前可以找到的记载是：1834年，伍秉鉴资产约有2600万两白银，几乎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被当时的西方称为“天下第一富翁”。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将伍氏商人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
当时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把这些商人的住宅和大观园作比：“我最近参观了广州一位名叫潘庭官的中国商人的房产。他每年花在这处房产上的花费达300万法郎……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据说他拥有的财产超过1亿法郎。他有五十个妻子和八十个童仆，还不算三十多名花匠和杂役等等。他在中国北方还拥有另一处更好的房产。”
广州一口通商85年历史，总商的位置潘家做了39年，伍家做了28年。“但是潘家的同文行（后改名同孚行）是十三行里面惟一一个有一百年历史的商行。”潘刚儿说：“当时同文行主要做茶叶和丝的生意，丝大概就垄断了全国的一半。除了德国，它和西欧的大部分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
潘氏家族的发家，在于出了一个传奇人物：同文行创始人潘振承（名启）。现在，潘振承的画像还被保存在瑞典历史博物馆中。他是十三行首任总商，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
和很多十三行商人一样，潘振承出身贫苦家庭，给人当船工，白手起家。潘氏家谱中记载，他曾经去过三次吕宋（今菲律宾），贩卖丝茶，积累了一些资金，同时也学会了一些英语。后来，他在十三行一位陈姓商人的商行里做事，获得信任和全权委托。等到陈姓商人回乡，他就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商行：同文行。
对于这个人物，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广东十三行考》一书评价说：“彼陷于绝境者多次，然卒能自拔，可见其伟大之魄力与手腕。”当时的官方文件称他为“首名商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则称他为“公行的大人物”、“行商中的巨头”。
为何潘振承能够得到官府、中外商人的一致信任？潘刚儿总结说：“一方面，他的办事能力和公正诚信得到大多数中外商人的推崇，另一方面，他资本充裕，这样就方便和政府内外沟通。”两边都能够玩得转，因此当之无愧是洋商领袖——“英船有误伤害人者，他以其个人在官场之势力得以安然处理一切。”
但是，潘振承的商业诚信是他建立个人威望的关键。“他是同时代十三行商人中贸易额最大，而商欠最少的。”潘刚儿说。他很少欠外国商人款项——当时外国人MORSE记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各商行务最困之时，他所负英人债项不过八万元，实因其个人才干及其与官场之感情足以使彼为当地最可信赖最有作为之人物。”有了这样的信誉，贸易对手就愿意给同文行预付款，这样同文行没有呆账坏账，资金周转负担大大减轻。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资料中记载：17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管委会给他的生丝预付款12万5千两，1774年底，生丝预付款24万两，1780年则达到了60万1千5百两。
他还十分注意利用市场游戏规则，重视链接国际商业关系网络，经过优选，从长远眼光选择执掌十八世纪贸易大权牛耳、航运比较发达的英国和瑞典作为主要贸易伙伴国。这两个对中国贸易需求量大，商人的支付能力也较强。例如，1785年，中国茶叶出口共232030担，出口英国为154964担，出口瑞典为46593担。在当年的对华贸易各国中，中国与英国、瑞典的茶叶贸易量分别处于一、二位。
“当时十三行与海外的商业往来，基本上还是平等贸易。”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文钦评价说。比如，潘振承在广州垄断了生丝贸易，虽然外国商人会给他预付款，他却从来不准外国商人赊欠，坚持必须进行现金交易。在交易价格方面，他坚持优质优价。1775－177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有如下记录：“这时我们见到一种新现象，我们已经发现高级商人，他们善于经营，坚持要获得好的价钱，但是当价钱已经达到极限时，他们立即让步，尊重他们的对手大班，而大班也尊重他们。”
“十三行和徽商晋商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是以海为根基的，什么都联系到海。中国贸易真正走向世界，是从十三行开始的。”潘刚儿说。在十三行的年代，西方工业革命刚刚完成，新的航线已经开辟，新的世界市场正在形成。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十三行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十三行商人成为中国古代商帮中最有国际意识、资本主义萌芽最明显的一个——那时候潘家已经开始使用伦敦的汇票，接触西方金融制度；伍秉鉴曾经投资美国西部铁路；潘振承曾经投资瑞典东印度公司，参与国际三角贸易；潘振承还曾经买下武夷山的茶园，并且用自己的船运往南洋，试图包揽生产、收购、运输、销售的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的贸易链条。
“这些都是向现代企业转型的雏形。但是时代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转型成功，就好像贾宝玉不可能成为探险家一样，他再叛逆，充其量不过是出家当和尚。”章文钦说。
“夹心饼干”商人
“离我最初开始在这里居住已近35年，这个地方简直无法辨认了。这里完全变成废墟。甚至找不到两块叠在一起的石头！”1856年，美国人亨特重返广州十三行，发出这样的感叹。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进攻广州，十三行最后被烧毁。但是，早在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实行五口通商，十三行就已经失去了贸易垄断地位，这个官商背景的商业资本集团也随之瓦解了。然而，十三行商人在鸦片战争中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十三行真的是被鸦片战争毁掉的吗？如果不是，十三行衰落的致命伤又是什么？
一个难以证实的说法是，1840年林则徐到虎门禁烟，曾经因为当时的总商伍秉鉴的儿子“包庇鸦片走私”，把他关进监狱，双方关系闹得很僵。关于十三行商人在鸦片战争中的角色，记者在采访中得到一些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当年鸦片贸易是在珠江口走私进行，但是起草合同、交付银钱，都是在十三行进行的；也有人认为，大部分行商跟鸦片贸易没有关系——他们有没有贩卖鸦片，这很难说，但是没有任何文字资料的记载能够证明这一点。不仅如此，潘家还曾经严辞拒绝过鸦片贸易，并且出钱购买大炮支持林则徐，得到林则徐的亲笔信赞赏。
不过，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这场战争和鸦片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中提到：“英国人发动那场战争，绝非为了走私鸦片……因为在英国人那里，这原本是一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他接着引用费正清的观点：“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十三行的衰落和鸦片也没有必然因果关系。虽然在“十三行与鸦片贸易是否有染”这一点上意见不一，但是所有的采访对象也都承认这一点：鸦片战争不是十三行衰落的致命伤。十三行的致命伤是“商欠”。“商欠”的背后就是清政府限制自由贸易的“十三行官商贸易政策”。
“严格来讲，清朝并没有严谨成熟的外交政策体系。”章文钦说，“它对于十三行的管理基本上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它主要依靠两个制度：公行总商制度和保商连坐制度。”
简单来说，公行总商制度就是在所有十三行商中成立公行，公行由粤海关任命总商，进行广州对外贸易的一系列管理，承揽西欧货税、裁定贸易商品价格，甚至负责交涉广东官府和外商的往来文件交涉。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要向英法联军妥协讲和，也是派当时的总商伍秉鉴处理。“实际上，十三行承担了一部分的政府职能，也具有相当的外交意识，”广州荔湾区地方史专家胡文中说，“他已经不仅仅是洋货行商，也成为兼办洋务的人，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买办阶层的前身。所谓官商勾结，已经不只是在经济上，也是在政治上。”
保商连坐制度则来自于封建保甲制度，就是说，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做保商，要是出了什么麻烦，责任由保商来负。道光年间，一位外国商人私自去内地禁区做生意，被抓获，他的保商同文行潘家就被罚了12万两银子。另外，如果行商中的哪一位欠债欠税或者破产，余下的资金漏洞就要由全体行商共同弥补。
这样，保商制度中又衍生出行佣制度。行佣就是从行商的贸易额里面抽取一定的百分比，用于归还欠税、欠债，以及上交“贡品”、进行贿赂。“所谓行佣，其实就是小金库，就是贪污基金。”章文钦说，“清代官员的主要收入不是他的俸禄，具体到广东，两广总督每年的年俸是两万五千两银子，这已经很厉害了，当时社会上千金之家就算富有了。但是他的实际收入还要再乘以十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对外贸易中搜刮来的。”
“一方面他们是皇朝指定的具有特权的垄断商人，这为他们开拓商业及赚取高额利润创造了有利条件。”潘刚儿说，“另一方面，这种垄断贸易的制度也使他必须承担来自官府和外商双方面的压力——官府的苛捐杂税，滋生腐败；外商也知道这些巨额纳捐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大增加他们的贸易成本，所以他们也要求自由贸易，反对垄断。”
总商处在这个夹缝中，更是两头不讨好。潘振承和儿子潘有度曾经多次辞去总商职务，并试图解散公行。“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外商反对，行商以外的零散商人也不愿意，而且内部管理也有难度——他们以赚钱为目的，但是赚钱手段又不同，就造成一些内部矛盾，潘振承的孙子就说过，宁当一条狗，不做行商之首。”潘刚儿说。
潘家从第四代开始，家族再无行商，到了潘刚儿这一代，倒是总共出过4个翰林、5个举人，成了文化之家。在潘氏家谱上，对家族担任39年总商、叱诧风云的历史只字未提。潘刚儿的父亲是中山医学院的教授，他留给潘刚儿的除了家谱，就是一本《广东十三行考》。这本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梁嘉彬是当年十三行天宝行的第六代后人，他对十三行行商的形容是——“夹心饼干商人”。
后路
十三行的后路在哪里？有潘家这样偃旗息鼓转入文化界的，也有破产自杀充军伊犁的。
在十三行没落以后，中国的外贸中心转移到香港和上海。有大量十三行商人带着身家来到上海。天宝行梁家第七代传人、华南科学院退休的梁承邺说，“有资料记载，上海开埠早期，70%-80%的商人都是来自广东。他们主要从事饮食业和百货业，潮州人则垄断了当铺业。”
“几十年后，有很多民族资产阶级是来源于广东的，像张裕葡萄酒、上海四大百货。他们之所以能够转型成功，是因为脱离了和封建官府的联系。后来，江浙一带的商人来到上海，垄断了银行金融业，掌握了流通资本，那么接下来中国商人就由浙商唱主角了。”
当然，还有像天宝行梁家那样进入官场的。梁承邺告诉记者，家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是顺天府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第四代是举人、康有为的结拜兄弟，在学部做事，第五代在法部做到员外郎。
“不过到了父亲那一代，辛亥革命爆发，紧接着又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做官已经不再是时代潮流，于是他把原名梁嘉官改为梁方仲。”第六代梁方仲和梁嘉彬兄弟二人毕业于清华经济系和历史系，一生全心于学术。
“不过，时代潮流是不断变化的，到了现在，从商做生意又成了最时髦的事情了。”梁承邺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