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是美国“百人会”成员，他喜欢被称为“爱国华侨”
文/本刊记者 丁伟
“联想电脑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至少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施振荣，一个是我。当然，我是在幕后。”2006年4月，58岁的美国中经合集团（WI Harper Group）董事长刘宇环在北京对《中国企业家》半开玩笑地说。
这话如果被柳传志和施振荣听到，不知他们是否会同意。联想与宏的合作早已开始，但1998年，中国内地“IT教父”与“台湾IT教父”深入交流，的确有一部分是刘宇环的牵线作用。该年柳传志率杨元庆等人考察了台湾IT业，在日月潭开会确定了联想集中国内市场、不去进攻美国的战略转折点，之后联想成为中国PC老大。
在投资圈，刘宇环是那种有着特定“江湖地位”的老大哥式人物，有人也称他为“华裔风险投资第一人”。其风险投资生涯始于1983年，据说是他最早把风险投资引进台湾，并于1985年与人合伙创建华登国际投资集团。二十多年来他频频往返太平洋两岸，做了很多案例。1992年，他又最早回到中国大陆，之后离开华登，创建美国中经合集团（WI Harper Group），由此创造了所谓“中经合模式”。
刘宇环说，“中经合”的意思就是“中国人经济合作”。《商业周刊》专门写过他在大中华区的投资策略和人脉关系，《洛杉矶时报》称他是“中国的John Doer”（指美国著名投资基金KPCB合伙人约翰·杜尔）。
有意思的是，今年3月，约翰·杜尔来中国却“气得要死”，他那么有名，中国却没人知道，看了很多公司绕了一圈回去了。跟杜尔很熟的刘宇环对他说，“你要对中国有贡献。”刘宇环也常常告诉投资人要先读中国历史，理解中国文化。
创投长征
1985年，刘宇环在他称为“精神启蒙老师”的“台湾科技之父”李国鼎的邀请下，与另一位硅谷华裔名人陈立武合伙创办了华登。那个时期台湾IT业欣欣向荣，华登逐渐奠定了江湖地位，协助台积电、联合电子、致福等，管理数只创投基金，在太平洋两岸投资过200多家高科技公司。十几年间刘宇环参与投资了65个项目，年平均回报率60％以上，因而成为国际VC界的传奇人物，并因此入选美国杰出华人组织“百人会”，并荣膺亚太经合组织（APEC）筹委会委员。
在华登，刘宇环做的最大案子就是新加坡“国宝”级的创通（Creative）。1989年，决定170万美元初始投资创通时，其创始人沈博望“还是小孩一个”，声称要把多媒体声霸卡做成比微软还大的标准。华登一位经理给宏的同学打电话，然后给刘宇环递条子：“下十年就是这个产品。”1992年，创通作为第一家非美国科技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达17亿美元，增值200多倍，在太平洋两岸引起轰动。
对《中国企业家》谈及创通，还勾起了刘宇环与已逝院士王选的一段往事。1994年，他在北大计算机研究所见到王选，建议将其桌面出版系统也去美国上市，“新加坡有一个成功模式，咱们也去一个。”但此事未果，1997年参加中国院士演讲时，王选对刘宇环遗憾地说，“我们真的miss（错过）掉了，非常可惜，一隔就很多年。”
随着华登在亚洲快速扩张，刘宇环对中国大陆市场越来越感兴趣，但其他合伙人并不看好，这就产生了观念分歧。1996年，刘宇环与华登正式分道扬镳，自立门户，以旧金山、台北、香港、北京为基础组建了跨越太平洋的中经合。
1997年，刘宇环在美国遇到电信专家陈五福，即大唐与之合资研发SCDMA的信威的创始人，“我敢出手，中国做电信标准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但3G标准历经曲折，一做就是9年，至今尚未真正商用化，刘宇环说，“做TD-SCDMA一定要有远见，和有长征的心理。”中经合的投资周期一般为3年到5年，却持续给信威提供资金，协调股东关系。“等3G成功我就可以退休了。”
如同中国的3G在世界上有一个位置，将来的数字媒体，刘宇环也认为中国会居于领导地位。在“十一五”规划自主创新中，中经合也参与一些重点领域，他是华旗的外部独立董事。中经合的投资组中包括一百多家高科技公司，主要目标在互联网、无线、半导体、生命科技等领域，还先后投资过芯原、美通、TOM在线、亚洲医药网、博奥（生物芯片）、分众传媒、爱康网、全景网络等。
多年来与诸多企业家合作，刘宇环最欣赏还是施振荣，说他“有远见和心胸”。 1997年，太平洋经济协会科技高峰会，柳传志和施振荣正好坐一桌，相谈甚欢。1998年，刘宇环邀请柳传志到台湾考察，参观宏的电脑制造厂时当地总经理反对，他给施振荣打电话，让他感动的是，施振荣说他亲自接待，而且丝毫没有保留。
“爱国华侨”
今年4月，刘宇环参加了美国“百人会”在旧金山主题为“金桥联中美”的年会，讨论了中美关系、互联网、创新等话题。比起做投资，他更喜欢这样的角色。“百人会”由贝聿铭、马友友等发起，成员还包括骆家辉、杨致远、张忠谋等意见领袖，促进中美之间的交流，协助华人在美国成为主流人群。
被介绍身份时，刘宇环最有荣誉感的是别人不讲他是商人、投资家，而是“爱国华侨”。刘宇环专门坐中国民航的飞机，“钱还是让中国赚”，他记得早期每次都坐CA101，早上7：50的航班。
90年代初当刘宇环回到大陆推动风险投资，其实是回家了，没有外商那样的文化差异。他1948年生于北京，成长于台湾，台湾交大毕业，1974年获美国柏克莱商学院硕士。他喜欢吃炸酱面，喝二锅头，他对“百人会”创始人贝聿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中美关系是文化差异，只有经过文化交流才能促进双方，求同存异。”
刘宇环是其家族在北京的第七代，国内有一大堆亲戚。1989年他第一次回国，陪母亲去广州探望舅舅，后者是广州外商协会会长，不时对他说，“要为祖国做贡献”。1992年他到北京，立刻适应生活、文化习惯。他有个叔叔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把党校的理论在家里给我讲，怎么认识政策国情。”
中国传统文化对刘宇环很有影响，他说儒家思想很适合在大中华区，“你做投资不要赶尽杀绝，美国硅谷有些culture（文化）就像恶虎恶狼一样，很凶悍，有时候人性比较少，我喜欢做事情协助，帮助企业家成长，你又有回收，这不是皆大欢喜吗？”像《孙子兵法》，就是投资领域里的“圣经”，孙正义的成功受此影响很大。刘宇环早期去东京，孙正义派人开车来接，他在车上就看到放着一本《孙子兵法》。
1993年，刘宇环带了一个二十多人的科技访问团到中国，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项怀诚接待了他们，“很热情，介绍了很多公司，我们非常开心，中国需要风险投资。”而当时国内通货膨胀严重，正在宏观调控——他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宏观16条”，需要风险机制和专业人才。该年他还协助“台湾科技之父”李国鼎第一次来国内，参加财政部的经济研讨会，并向国家领导人讲述台湾高科技经验。
刘宇环说，“创业家都是player，给了他钱，继续耐力支持，年轻企业家要focus，急功近利的人常常把车开到小巷，运气好绕回来，运气不好crash（撞车）。有些创投家自己带球跑，投进球得分后还踢人家两脚犯规，风险投资家一定不能贪婪，要有自己的风范。”
刘已年近六旬，仍充满热情，喜欢到处帮助人，“我像传道士一样去中国各省教，联想创投、清华创投、上海及深圳的风险投资机构都是我们教的。”但“投资有时候让人发狂”，一位按摩师（据说是李连杰的师傅）教了刘宇环一招养生之道：早起早睡。他受益菲浅，每天早起散步，头脑清楚，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他现在也到处劝人尤其是年轻人早起早睡。
很多人把刘宇环视为“Rainmaker（造雨人）”，他谦虚地说，不是他多聪明，“有时候投资还是要运气、时间、机缘巧合”，他也经历了一些困难挫折，更多的时候他是在企业背后协助，默默耕耘。他认为风险投资最关键的不是投资，而是发展性的工具，多年来他塑造了一种独特、高附加价值的华人创投模式，斯坦福大学曾经把中经合作为课堂案例。
整年在亚洲各地飞，刘宇环也喜欢收集葡萄酒，他的酒窖里有3千瓶酒，他也收集手表，但北京的二锅头、胡同里的小餐厅同样令他甘之如饴。
如今，刘宇环最想做的是慈善。当年财政部给他们科技访问团做简报，中国有6千万穷困人口，身为副团长的刘宇环号召一家公司出2千美元，共捐了2万美元给云南一所小学。“百人会”很多人都在默默地做慈善。中经合有很多慈善基金，刘宇环说他退休后就去边远贫困区，也把成功的风险机制向学校学生们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