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如愿。他正是最得意的时候，抗战开始了，这就给他一个很大的挫折，生不逢时。很快又内战，又解放……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下午四点，阳光没有那么刺眼了。她坐在哥哥身边，一只手支着膝盖，一只手托着下巴，开始回忆自己的父亲：“去世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他笑眯眯地跟我说，开工厂的叫资本家，都是剥削、不劳而获。但他突然生气了，撂起胳膊给我看，看胳膊上那些伤疤，说，我怎么剥削了？我怎么不劳而获了？他最想不通的是这个。”
1953年10月15日，62岁的父亲吴蕴初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吴蕴初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建立起包括天厨味精厂、天原电化厂、天盛陶器厂、天利氮气厂在内的“天字号集团”，在当时中国化工业界有“南吴北范”的说法，北是范旭东，南是吴蕴初。1949年10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他的时候，称他为“味精大王”。
可是她突然安静下来。“今天哥哥在，让哥哥说。”吴志莲指指身边的三哥吴志进，“抗战的时候我还小，他和父亲都在重庆，他对父亲比较了解。”
几个礼拜之前，吴志进刚从美国回北京度假，他说：“父亲一辈子，名和利两个字，名比利更重要。” 以下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回忆。
父亲其人
我父亲发明味精是在1922年。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父亲是炽昌新牛皮厂的厂长，他们在上海南边的卢湾区租了一个房子，经常在亭子间里做实验。后来我在重庆听母亲说过，父亲那时候脾气很坏，实验没做成的时候心情很烦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有时候试管破了，弄得他手上都是口子。
父亲是兵工学院学炼钢学化学出身，有一点技术基础。其实他那个时候不只是搞味精，同时进行的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哪个先成功就做哪个。那都是当时中国比较缺的、非常实用的、大多是日本货的领域。比如人造丝，也弄出了一点样子。他们同时代的一批企业家，都有这种抵制日货、实业救国的理想。那个时代的氛围就是这样。
但是他性格一点也不像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书生气。在我的记忆里，不能说父亲的脾气很不好，但他是个不太会掩饰自己情绪的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不高兴了就不高兴，想拍桌子就拍桌子。他说话是极其粗鲁的，骂起人来简直没有个样子。他还喜欢舞刀弄枪、打太极拳。
有一段时间，他对我大哥吴志超那边有些不太高兴，因为吴志超大概喜欢到外面去做做股票。现在做股票好像很普遍了，叫做炒股。可是以前我们不叫炒股，叫投机。做投机生意在当时是被正派人非常瞧不起的，不是一个好行业。吴志超喜欢搞这种投机生意，我父亲就很生气。那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在重庆猫儿石的山坡上，我们住在上面一点，吴志超的房子在下面一点，就像一个小坝一样。吴志超他比较年轻，人洋气，喜欢听收音机，听外国音乐，有时候在家里跟朋友一起跳舞。他就对儿子很生气，对这种行为特别烦，他不高兴了，就拿个棍子把天线都砸了。在重庆那一段他非常生气，家里就他一个人，儿子不上来的，太太有几个朋友，早早就出门活动去，不在家待着。他一个人生闷气，拿着刀子乒乒乓乓把家具劈得一塌糊涂，把太太的床都砍了。
在生活上他很粗线条。他吃饭快极了，上桌子三两分钟，吃完了拍屁股就走了，从来没有和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好好吃点，没有这样。他不像有的人那么讲究，一般大老板不会在街边吃东西，但是他会。有一次在上海复兴公园门口，我和他出来，看到卖油炸臭豆腐的，用一捆稻草穿在那里。他想吃，就买了一个吃，边吃边说，不要看到熟人。结果真的碰到熟人，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人家跟他打招呼，他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可尴尬了。
小时候我和父亲接触不是很多，但是他也喜欢跟我开玩笑。他会在我睡觉的时候把我画成大花脸。在重庆的时候，他也喜欢和我一起炸麻雀，因为他懂怎么样用火药。他喜欢喝酒，家里有很多酒，但是他又很小气，只能他自己一个人喝。有时候我会偷他的酒喝，后来他发现少了，就用铅笔在酒瓶上做记号。可是后来我也发现他的记号，就在偷喝之后把记号擦掉，再画。
我的脾气和他一样，也是有点无法无天。我在南开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个教官冤枉我，说我欺负另外一个同学，其实我们是小孩子闹着玩。我跟他辩论，他就在我脑门上打了几下，吃栗子，我就踢了他一脚。那不得了，南开是管得很紧的，学校就把我开除了。我拿着铺盖卷回家，父亲说了两条出路：第一，你被开除了，关防空洞关两个礼拜；第二，教官怎么打你，你就应该怎么还手。
他这样粗线条的人，也有细腻的时候，但是很含蓄。他来北京看我，会悄悄地去给我做一件棉背心。1950年抗美援朝，妹妹吴志莲在复旦大学报名参军，他虽然没有反对，但是内心是舍不得的。后来吴志莲在文章里面写到当时的情形：
“父亲虽然很舍不得我，但还是支持了我，那几天他一步不离地陪着我，亲自为我买了所有他认为到部队适用的东西，带我到照相馆与他照了合影，并在照片上题了字，还召集全家人为我饯行。临行前说好他不再去车站送我，但我上火车后，同学告诉我，父亲来了。我急忙飞奔过去，只见他站在送行的人群后面，眼含泪水。他说，不想让我知道他来送我，悄悄来到车站，只是想再看看我。”
交游广阔
重庆时期，父亲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情就是：1945年9月17日，他和王若飞共同签名发送请贴，邀请重庆的工商界人士和毛泽东桂园座谈。
当时的历史条件，父亲未必说多么了解共产党。他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傻乎乎的，没什么心眼。那时候他和黄炎培、章乃器这些人很要好，这些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经常在一起聚会，叫做“星期五俱乐部”。那时候重庆也没有什么好饭馆，冠生园是最大的饭店，他们就经常在那里聚会。那时候有舆论说让工商界和毛泽东见见面，应该说有人可以出面的，但是这些人都不愿意出面，因为出面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父亲无所谓，他是有点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他经常去欧美考察，受美国的影响很深，比较欣赏多党政治制度，他觉得让人家讲讲话也很好，是很朴素的民主观念。
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比较在乎名声。这对于他来说恐怕不是一个政治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事务。他没有多少政治头脑，没有什么倾向性，也不太懂。抗战胜利以后，他是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还帮我母亲去贿选国家代表，买了几个手表送给人家，后来还是他的老朋友钱昌照（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跟他说，差不多了，你不要去搞这个。
但是，这件事情之后就有麻烦了。我们家住在猫儿石，父亲每次进城要从嘉陵江摆渡。从摆渡开始，他只要一上船，就必然会有一个陌生人跳上来。下船之后坐黄包车，然后就有人在后面跟着跑，很辛苦的，一班一班换人。那时候当特务也很辛苦，因为重庆又不能骑自行车。
有一次我在家，有一个人来敲门，说他是学生，想到延安去，请吴先生资助一下。当然这个很明显是密探，我父亲不会上他的当，他说你要到那里去，我马上打电话报告警备司令部。小特务马上坦白说我不是，露陷了，看着很滑稽。后来父亲就跟蒋介石提，你连我都要盯梢？蒋介石就说没这么回事，装不知道。后来也就没有了。所以父亲回来还挺得意，说我跟蒋介石一说就管用。
这件事之后，父亲还在家里宴请王若飞和邓颖超，他们代表毛泽东个人来感谢父亲，还送了礼物：一条毛毯、一袋小米、一袋红枣。那一次我也在场，我还记得王若飞这个人很好，话不多，手软软的，邓颖超则是非常能讲话的人。吃饭的时候，父亲还说请他们把我带到延安去，他们就说，延安很苦，贵公子吃不了这个苦的，还是等过几年再说。其实他也就是这么随便说说，根本不是认真的。那条毛毯是灰白花、长毛的延安毛毯，后来我在学校念书一直带着用。
其实父亲算是交游广阔的人。在上海的时候，他和杜月笙、黄金荣都有来往，一度关系还不错。有一天妹妹吴志莲回家，发现书包带子被人用刀子割了，东西全不见了。父亲知道以后给黄金荣打了个电话，第二天书包就找回来了。但是这些都是生意上的朋友，要说私交，他和章乃器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幸亏他早死，不然后来看到章乃器那样的命运，以他的个性，肯定要站出来打抱不平，那就有得好受了。
未竟的梦想
妹妹吴志莲现在还经常说，以前年纪小，不懂事，做事情会刺痛父亲。她参军的时候填表，有一栏要填“家庭经济状况”，她不知道怎么填，就写信问父亲。父亲很生气，说：“我的所有家产都在基金会，谁要了解自己去，我也说不清。”
1945年9月8日，吴蕴初正式向国民政府经济部呈文，志愿将“生平投资各种事业之股票全部交出”，成立“蕴初资产管理委员会”（后更名为吴蕴初公益基金委员会），由基金会统一保管。9月20日，经济部正式予以批复。这个委员会由吴蕴初家属、政府人员、社会人员共同组成管理。成立初期的简则有8条，主要是：规定股票集中管理，永不得变卖或转移；每年盈余一半用于已投各企业发展改造，1/4充社会公益，1/4充遗裔之无力者教养费；上述各条一经政府核准即生效并永不得修改。后来，这个简则又修改为年盈余半数用作社会公益，半数留作企业自身发展，“于必要时酌提蕴初遗裔之无力者教养费”。
父亲这个决定在当时遇到了很多阻力。有人说他“沽名钓誉”、“总有一天悔之晚矣”，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家族内部。母亲吴戴仪不同意，大哥吴志超也不愿意，但是他根本不会跟他们商量，家里的事情就是他自己说了算。他问过我的意见，那时候我读初中，总是觉得父亲的决定一定是对的。
现在看来，他这样处理自己的资产，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方面，恐怕跟他当时和共产党的接触有关系，他觉得中国的事情早晚要变，穷人太多，有钱人都是众矢之的。另外一个是家庭里头的因素，吴志超当时做投机生意，他很不满意。他觉得这种情况之下，传给子孙早晚败光。
中国败家子的事情他看得很多，早期他创办天厨味精厂时候的投资人、上海酱业大王张逸云就是因为儿子败家，差点把工厂搞垮，这对父亲是个教训。天厨成立前期是无限责任制度，天厨等于是张家的家族企业，他只是总经理，有2000块的味精发明权入股。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张逸云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儿子非常能花钱，买游艇、买摄影机，非常奢华，经常来工厂的帐房拿钱。工厂慢慢支撑不住了，父亲这时候的角色有点像《天下第一楼》里的卢孟实。他跟我说过，要债的手枪都指着他的脖子了，实在吃不消。1935年，他出面改组天厨公司，拉了几个银行进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控股。改组后的天厨公司资本为220万元，父亲占有股份50多万。因为这个事情，张家对他很有意见，他也面临道德上的指责。但是他也说他是没有办法，如果不这样工厂就垮了。当然这是他的解释，别人可能有别的看法。
另外，父亲一辈子受欧美的影响很深，他很希望学美国的洛克菲勒，搞一个基金，这样他就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保持公司产权不分散，另外他的名字也可以延伸下去。他在抗战期间曾经两度赴美考察，留心到这种公司资本组织形式。他对美国杜邦的股权保管方法最有兴趣。杜邦家族自1802年由老艾乐·杜邦在美国特拉华州建立第一家火药厂，到二战爆发，它已经经历了四代人140余年，拥有资产10亿美元，归整个家族所有。公司事务由家族成员推举能力最强者管理，一旦被发现不称职，就可以在家族会议上撤换。这样，既避免了因股权分散被他人吞并，又使家族充满人情味。
父亲受杜邦公司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天利氮气厂成立时候的设备就是他在1932年去杜邦公司考察的时候花18万美元买下来的。他的另一个梦想就是经营一个“中国的杜邦”。在抗战爆发以前，那是他人生的黄金时期。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平时看很多外文专业期刊，关注行业国际动态；他曾经准备向意大利购买设备，筹办人造丝厂；去江西考察，开发钨矿；从德国引进技术设备，建立人造石油工业。他有这么多的雄心壮志，有一次就说，真想买一架飞机坐坐。这个意思是说，必须有飞机才能办好这么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希望得到好的生活享受。
正在他踌躇满志的时候，抗战爆发了。抗战期间，他全部的力气都花在维持局面上面，抗战胜利之后又是内战。1949年，他放不下自己的事业，从美国回来。他受到非常客气的待遇，但是却不让他再管工厂了，这是他一生最灰心的时候。我们看他一辈子都是非常地辛苦，但是辛苦里面有他的乐趣在，他在做他想做的事情，现在不让他做了，他当然难受了。这时候他就信佛，经常去老和尚那里寻求精神上的安慰。
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恐怕就是事业未竟。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如愿。他正是最得意的时候，抗战开始了，这就给他一个很大的挫折，生不逢时。很快又内战，又解放。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不过说来没用，世上没有如果，现实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