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平 吴蕴初奖 “味精大王”吴蕴初——吴蕴初后人的回忆



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如愿。他正是最得意的时候,抗战开始了,这就给他一个很大的挫折,生不逢时。很快又内战,又解放…… 

 张淑平 吴蕴初奖 “味精大王”吴蕴初——吴蕴初后人的回忆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下午四点,阳光没有那么刺眼了。她坐在哥哥身边,一只手支着膝盖,一只手托着下巴,开始回忆自己的父亲:“去世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他笑眯眯地跟我说,开工厂的叫资本家,都是剥削、不劳而获。但他突然生气了,撂起胳膊给我看,看胳膊上那些伤疤,说,我怎么剥削了?我怎么不劳而获了?他最想不通的是这个。” 

1953年10月15日,62岁的父亲吴蕴初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吴蕴初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建立起包括天厨味精厂、天原电化厂、天盛陶器厂、天利氮气厂在内的“天字号集团”,在当时中国化工业界有“南吴北范”的说法,北是范旭东,南是吴蕴初。1949年10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他的时候,称他为“味精大王”。 

可是她突然安静下来。“今天哥哥在,让哥哥说。”吴志莲指指身边的三哥吴志进,“抗战的时候我还小,他和父亲都在重庆,他对父亲比较了解。”  

几个礼拜之前,吴志进刚从美国回北京度假,他说:“父亲一辈子,名和利两个字,名比利更重要。” 以下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回忆。 

父亲其人 

我父亲发明味精是在1922年。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父亲是炽昌新牛皮厂的厂长,他们在上海南边的卢湾区租了一个房子,经常在亭子间里做实验。后来我在重庆听母亲说过,父亲那时候脾气很坏,实验没做成的时候心情很烦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有时候试管破了,弄得他手上都是口子。 

父亲是兵工学院学炼钢学化学出身,有一点技术基础。其实他那个时候不只是搞味精,同时进行的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哪个先成功就做哪个。那都是当时中国比较缺的、非常实用的、大多是日本货的领域。比如人造丝,也弄出了一点样子。他们同时代的一批企业家,都有这种抵制日货、实业救国的理想。那个时代的氛围就是这样。 

但是他性格一点也不像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书生气。在我的记忆里,不能说父亲的脾气很不好,但他是个不太会掩饰自己情绪的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不高兴了就不高兴,想拍桌子就拍桌子。他说话是极其粗鲁的,骂起人来简直没有个样子。他还喜欢舞刀弄枪、打太极拳。 

有一段时间,他对我大哥吴志超那边有些不太高兴,因为吴志超大概喜欢到外面去做做股票。现在做股票好像很普遍了,叫做炒股。可是以前我们不叫炒股,叫投机。做投机生意在当时是被正派人非常瞧不起的,不是一个好行业。吴志超喜欢搞这种投机生意,我父亲就很生气。那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在重庆猫儿石的山坡上,我们住在上面一点,吴志超的房子在下面一点,就像一个小坝一样。吴志超他比较年轻,人洋气,喜欢听收音机,听外国音乐,有时候在家里跟朋友一起跳舞。他就对儿子很生气,对这种行为特别烦,他不高兴了,就拿个棍子把天线都砸了。在重庆那一段他非常生气,家里就他一个人,儿子不上来的,太太有几个朋友,早早就出门活动去,不在家待着。他一个人生闷气,拿着刀子乒乒乓乓把家具劈得一塌糊涂,把太太的床都砍了。  

在生活上他很粗线条。他吃饭快极了,上桌子三两分钟,吃完了拍屁股就走了,从来没有和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好好吃点,没有这样。他不像有的人那么讲究,一般大老板不会在街边吃东西,但是他会。有一次在上海复兴公园门口,我和他出来,看到卖油炸臭豆腐的,用一捆稻草穿在那里。他想吃,就买了一个吃,边吃边说,不要看到熟人。结果真的碰到熟人,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人家跟他打招呼,他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可尴尬了。 

小时候我和父亲接触不是很多,但是他也喜欢跟我开玩笑。他会在我睡觉的时候把我画成大花脸。在重庆的时候,他也喜欢和我一起炸麻雀,因为他懂怎么样用火药。他喜欢喝酒,家里有很多酒,但是他又很小气,只能他自己一个人喝。有时候我会偷他的酒喝,后来他发现少了,就用铅笔在酒瓶上做记号。可是后来我也发现他的记号,就在偷喝之后把记号擦掉,再画。 

我的脾气和他一样,也是有点无法无天。我在南开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个教官冤枉我,说我欺负另外一个同学,其实我们是小孩子闹着玩。我跟他辩论,他就在我脑门上打了几下,吃栗子,我就踢了他一脚。那不得了,南开是管得很紧的,学校就把我开除了。我拿着铺盖卷回家,父亲说了两条出路:第一,你被开除了,关防空洞关两个礼拜;第二,教官怎么打你,你就应该怎么还手。 

他这样粗线条的人,也有细腻的时候,但是很含蓄。他来北京看我,会悄悄地去给我做一件棉背心。1950年抗美援朝,妹妹吴志莲在复旦大学报名参军,他虽然没有反对,但是内心是舍不得的。后来吴志莲在文章里面写到当时的情形: 

“父亲虽然很舍不得我,但还是支持了我,那几天他一步不离地陪着我,亲自为我买了所有他认为到部队适用的东西,带我到照相馆与他照了合影,并在照片上题了字,还召集全家人为我饯行。临行前说好他不再去车站送我,但我上火车后,同学告诉我,父亲来了。我急忙飞奔过去,只见他站在送行的人群后面,眼含泪水。他说,不想让我知道他来送我,悄悄来到车站,只是想再看看我。” 

交游广阔 

重庆时期,父亲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情就是:1945年9月17日,他和王若飞共同签名发送请贴,邀请重庆的工商界人士和毛泽东桂园座谈。 

当时的历史条件,父亲未必说多么了解共产党。他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傻乎乎的,没什么心眼。那时候他和黄炎培、章乃器这些人很要好,这些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经常在一起聚会,叫做“星期五俱乐部”。那时候重庆也没有什么好饭馆,冠生园是最大的饭店,他们就经常在那里聚会。那时候有舆论说让工商界和毛泽东见见面,应该说有人可以出面的,但是这些人都不愿意出面,因为出面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父亲无所谓,他是有点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他经常去欧美考察,受美国的影响很深,比较欣赏多党政治制度,他觉得让人家讲讲话也很好,是很朴素的民主观念。 

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比较在乎名声。这对于他来说恐怕不是一个政治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事务。他没有多少政治头脑,没有什么倾向性,也不太懂。抗战胜利以后,他是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还帮我母亲去贿选国家代表,买了几个手表送给人家,后来还是他的老朋友钱昌照(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跟他说,差不多了,你不要去搞这个。 

但是,这件事情之后就有麻烦了。我们家住在猫儿石,父亲每次进城要从嘉陵江摆渡。从摆渡开始,他只要一上船,就必然会有一个陌生人跳上来。下船之后坐黄包车,然后就有人在后面跟着跑,很辛苦的,一班一班换人。那时候当特务也很辛苦,因为重庆又不能骑自行车。 

有一次我在家,有一个人来敲门,说他是学生,想到延安去,请吴先生资助一下。当然这个很明显是密探,我父亲不会上他的当,他说你要到那里去,我马上打电话报告警备司令部。小特务马上坦白说我不是,露陷了,看着很滑稽。后来父亲就跟蒋介石提,你连我都要盯梢?蒋介石就说没这么回事,装不知道。后来也就没有了。所以父亲回来还挺得意,说我跟蒋介石一说就管用。 

这件事之后,父亲还在家里宴请王若飞和邓颖超,他们代表毛泽东个人来感谢父亲,还送了礼物:一条毛毯、一袋小米、一袋红枣。那一次我也在场,我还记得王若飞这个人很好,话不多,手软软的,邓颖超则是非常能讲话的人。吃饭的时候,父亲还说请他们把我带到延安去,他们就说,延安很苦,贵公子吃不了这个苦的,还是等过几年再说。其实他也就是这么随便说说,根本不是认真的。那条毛毯是灰白花、长毛的延安毛毯,后来我在学校念书一直带着用。 

其实父亲算是交游广阔的人。在上海的时候,他和杜月笙、黄金荣都有来往,一度关系还不错。有一天妹妹吴志莲回家,发现书包带子被人用刀子割了,东西全不见了。父亲知道以后给黄金荣打了个电话,第二天书包就找回来了。但是这些都是生意上的朋友,要说私交,他和章乃器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幸亏他早死,不然后来看到章乃器那样的命运,以他的个性,肯定要站出来打抱不平,那就有得好受了。 

未竟的梦想 

妹妹吴志莲现在还经常说,以前年纪小,不懂事,做事情会刺痛父亲。她参军的时候填表,有一栏要填“家庭经济状况”,她不知道怎么填,就写信问父亲。父亲很生气,说:“我的所有家产都在基金会,谁要了解自己去,我也说不清。” 

1945年9月8日,吴蕴初正式向国民政府经济部呈文,志愿将“生平投资各种事业之股票全部交出”,成立“蕴初资产管理委员会”(后更名为吴蕴初公益基金委员会),由基金会统一保管。9月20日,经济部正式予以批复。这个委员会由吴蕴初家属、政府人员、社会人员共同组成管理。成立初期的简则有8条,主要是:规定股票集中管理,永不得变卖或转移;每年盈余一半用于已投各企业发展改造,1/4充社会公益,1/4充遗裔之无力者教养费;上述各条一经政府核准即生效并永不得修改。后来,这个简则又修改为年盈余半数用作社会公益,半数留作企业自身发展,“于必要时酌提蕴初遗裔之无力者教养费”。 

父亲这个决定在当时遇到了很多阻力。有人说他“沽名钓誉”、“总有一天悔之晚矣”,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家族内部。母亲吴戴仪不同意,大哥吴志超也不愿意,但是他根本不会跟他们商量,家里的事情就是他自己说了算。他问过我的意见,那时候我读初中,总是觉得父亲的决定一定是对的。 

现在看来,他这样处理自己的资产,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方面,恐怕跟他当时和共产党的接触有关系,他觉得中国的事情早晚要变,穷人太多,有钱人都是众矢之的。另外一个是家庭里头的因素,吴志超当时做投机生意,他很不满意。他觉得这种情况之下,传给子孙早晚败光。 

中国败家子的事情他看得很多,早期他创办天厨味精厂时候的投资人、上海酱业大王张逸云就是因为儿子败家,差点把工厂搞垮,这对父亲是个教训。天厨成立前期是无限责任制度,天厨等于是张家的家族企业,他只是总经理,有2000块的味精发明权入股。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张逸云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儿子非常能花钱,买游艇、买摄影机,非常奢华,经常来工厂的帐房拿钱。工厂慢慢支撑不住了,父亲这时候的角色有点像《天下第一楼》里的卢孟实。他跟我说过,要债的手枪都指着他的脖子了,实在吃不消。1935年,他出面改组天厨公司,拉了几个银行进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控股。改组后的天厨公司资本为220万元,父亲占有股份50多万。因为这个事情,张家对他很有意见,他也面临道德上的指责。但是他也说他是没有办法,如果不这样工厂就垮了。当然这是他的解释,别人可能有别的看法。 

另外,父亲一辈子受欧美的影响很深,他很希望学美国的洛克菲勒,搞一个基金,这样他就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保持公司产权不分散,另外他的名字也可以延伸下去。他在抗战期间曾经两度赴美考察,留心到这种公司资本组织形式。他对美国杜邦的股权保管方法最有兴趣。杜邦家族自1802年由老艾乐·杜邦在美国特拉华州建立第一家火药厂,到二战爆发,它已经经历了四代人140余年,拥有资产10亿美元,归整个家族所有。公司事务由家族成员推举能力最强者管理,一旦被发现不称职,就可以在家族会议上撤换。这样,既避免了因股权分散被他人吞并,又使家族充满人情味。 

父亲受杜邦公司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天利氮气厂成立时候的设备就是他在1932年去杜邦公司考察的时候花18万美元买下来的。他的另一个梦想就是经营一个“中国的杜邦”。在抗战爆发以前,那是他人生的黄金时期。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平时看很多外文专业期刊,关注行业国际动态;他曾经准备向意大利购买设备,筹办人造丝厂;去江西考察,开发钨矿;从德国引进技术设备,建立人造石油工业。他有这么多的雄心壮志,有一次就说,真想买一架飞机坐坐。这个意思是说,必须有飞机才能办好这么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希望得到好的生活享受。 

正在他踌躇满志的时候,抗战爆发了。抗战期间,他全部的力气都花在维持局面上面,抗战胜利之后又是内战。1949年,他放不下自己的事业,从美国回来。他受到非常客气的待遇,但是却不让他再管工厂了,这是他一生最灰心的时候。我们看他一辈子都是非常地辛苦,但是辛苦里面有他的乐趣在,他在做他想做的事情,现在不让他做了,他当然难受了。这时候他就信佛,经常去老和尚那里寻求精神上的安慰。 

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恐怕就是事业未竟。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如愿。他正是最得意的时候,抗战开始了,这就给他一个很大的挫折,生不逢时。很快又内战,又解放。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不过说来没用,世上没有如果,现实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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