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位来自中国的芝加哥商学院教授正试图通过可以计量的方法，在“富裕与幸福并不成正比”的今天，为人们发掘“幸福”的秘密
文/本刊记者 丁伟
在上海的一家酒店见到他时，奚恺元身穿红衬衫，外面是中式洋装，西化加传统，即使不清楚他的身份以及他的学问，光是坐着喝茶聊天，也能感觉到他在这座从小长大的城市里悠然自得。作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终身教授，奚恺元近十年来研究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被认为是该领域最杰出的华人学者。200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因“前景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感言中，卡尼曼用将近3分钟的时间着重提到了奚恺元的贡献，尤其是他的经典心理学实验。
奚恺元出生于中国上海，1993年在美国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便一直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高级管理决策课程。近些年，由于受聘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奚恺元时常回国内走动，而随他一同回来的，还有一门从不被视为学问的学问——幸福学。奚恺元认为，他要做的，就是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出决策，指引个人、企业及政府达到长期幸福最大化。
过渡的时代
管理学有两个重要的支柱，一个是公认的经济学，还有一个是心理学，但后者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即使在美国，奚恺元当时也是比较早地从心理学转到管理学。他先是在夏威夷大学读心理学专业，后到耶鲁大学研究广义的行为科学，包括情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情商（EQ）的论文是他的导师彼得·萨洛维写的，第二篇就有他参与。
受聘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牛人太多”，奚恺元“既觉得压力大又有很多鼓舞”。芝加哥大学是一百年前由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建的顶级私立学校，诺贝尔奖得主最多（有70多位），其商学院仅次于哈佛。“芝加哥学派”对中国经济也很有影响，国内几位经济学家就来自该校。
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努力，决策学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共有12个班，每年报名都很火爆，一些学生在毕业后成为管理者，还写信感谢他。2000年，奚恺元被芝加哥大学破格提前授予了终身教授资格。
奚恺元曾在国内出版过一本叫做《别做正常的傻瓜》的书。他说，很多管理者在生活、工作中常常是“正常的傻瓜”，看似正常的决策往往是欠理性的，有很多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误区。这些现象比比皆是，比如购买商品、和谁结婚、雇用员工、投资股票等，以及他著名的“餐具实验”和“冰淇淋实验”：
A套餐具24件，都是完好的，B套餐具40件，多了8个杯子和8个茶托，但有2个杯子和7个茶托破了。实验结果：人们愿意为A支付33美元，却只为B支付24美元。这违反了传统经济学的Dominance（优势）假设，说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有两杯哈根达斯，A杯是7盎司的冰淇淋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看起来满满的；B杯是8盎司的冰淇淋装在10盎司的杯子里。如果都标价2美元，人们更愿选择A。忽略物品的真正价值，倾向于相信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少比多好”的效应说明了很多问题，包括企业如何奖励员工，政府如何制定政策，甚至跟做人都有关系。
这些案例都很通俗，奚恺元说，决策学并不是教人一套公式，并不是“术”，而更多是“道”，让企业家觉悟到很多每天都在犯、但熟视无睹的错误。
奚恺元认为，行为经济学、行为决策学都是过渡性的，将来不会有这些概念。他解释道，“就像我们现在说民营企业家是过渡性的，最终绝大部分企业家都会是民营企业家。我们不会叫比尔·盖茨是美国的民营企业家，他就是企业家。将来经济学就是行为经济学，本身经济学是自然跟心理学结合的。”
“那你是过渡人物吗？”“我们这个时代是过渡的时代。”
在奚恺元的个人网站上，除了论文研究，还有他的摄影和油画作品。他拍了乌镇、弄堂、暴雨前后的校园，他说看到门上那幅“春宵一刻值千金”的对联时，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而那张“她来了”（一个穿旗袍的女孩走下阁楼）的照片，颇有意境。
艺术对奚恺元很有启发。他在论述财富与幸福的关系时说，“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能生存，也谈不上幸福，正如没有颜料就不能绘画。但有了一定的颜料，任务则在于如何在画布上组合颜料，从而画出最美的画。”他说，“我一直比较喜欢观察，心理学和画画都有一个共性，能够从观察中提炼一些东西，然后把它永恒。”
幸福在哪里
决策学和幸福学是融会贯通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边缘学科越来越成为“显学”。奚恺元说，“中国几十年发展，温饱问题大部分解决了，但事实上不是所有人都开心，怎么样把现有的物质转换为心理的满足？这不是拍拍脑袋就知道的，而需要科学研究，这就是幸福学的研究方向。这是一门划时代的课题。”
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幸福观念的变迁史。千百年来，很多学科都探讨过幸福，但幸福更多被归于宗教、哲学和老百姓的常识。而GDP不能反映可持续发展，更不能反映人民生活的幸福程度，国民幸福指数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卡尼曼、奚恺元、黄有光（华商经济学家）等一系列实证研究证明，“有钱不一定快乐”！奚恺元说，人们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金钱、财富、自由、民主都只是手段而已。在国家层面，要激发全民的主观幸福感。很多企业家很有钱，但是不幸福。“让他们来找我，我在芝加哥讲课，有一系列的原则、原理，这些跟大部分人想的不完全一致，有的完全相反。”
经济与幸福的正向关系已经瓦解。中科院2006年社会形势蓝皮书表明，去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幸福，比2004年的77％有所下降，这“与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整个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有关系”。在奚恺元本人所做的《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中，杭州、成都、上海列前三名，与居民幸福感相关的八大因素中，赚钱机会是惟一一项与幸福负相关的指标。越是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人越不幸福，越是注重面子的人越不幸福。而诸如生活节奏、便利程度、性生活等软性因素却与幸福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有趣的是，英国沃里克大学2004年的一篇严肃论文《金钱，性和快乐》（Money，Sex and Happiness：An Empirical Study）发现，钱和性及快乐是一种相反的关系：钱不能带来太多的快乐，赚钱多的人性趣淡然，而性活动对快乐数值贡献最大。
幸福感如能被衡量，其结论会对企业和政府的决策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卡尼曼和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在美国测量GNH，准确性超过常见的满意度问卷。奚恺元对其很熟悉，“卡尼曼是把幸福作为微积分来做。”要衡量GNH，反映人们的主观感受，需要建立一个完整可靠的指标体系。奚恺元希望将来“幸福指数”能够与道琼斯指数、恒生指数等一样引起关注。
虽然最早提出GNH并付诸实施的国家是不丹，但奚恺元认为那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幸福指数”，它更像不丹的国策。中国现在发展和谐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幸福指数”。不少地方政府在制定新的发展规划时，都把“幸福指数”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
目前幸福学在中国还不成熟，问题要比答案多。奚恺元说，我们还没到能做“诸葛亮”的程度，到底是什么影响国家层面的幸福度，并不应该是靠几个学者、靠几个人规定，要看大量的数据，脚踏实地的实证，来挖掘哪些因素起作用。他警告说，幸福学（Hedonomics）要避免“三化”：形式化、短期化、庸俗化，最终实现长期幸福最大化。
至于自己的幸福，奚恺元说他最大的“幸”是做研究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创造，能给别人带来幸福。“我的工作就像是在玩儿一样，跟娱乐没有区别。企业家也是如此，很多成功的企业家觉得赚钱是一种游戏，出于内在的喜好。”不过，奚恺元终究没能实现小时候的梦想——像贝多芬一样做一个作曲家；那是他相伴至今的偶像。由于先天弱视，他被大学关在了门外，中学毕业后在家里看了4年书。后来有机会海外留学，遂一步步造就了他。
奚恺元非常喜欢古典音乐，经常听贝多芬、勃拉姆斯、巴托克、肖斯塔科维奇。尽管他的视力仅限盈尺，走路要手脚摸索，但奚恺元目光坚定，内心旋律美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