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入扩张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减弱乃至枯竭
文/蔡日方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没有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过度依赖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最近几年达到了它作用的顶点。
回顾增长理论与国际经验可知，由于在不同的增长阶段上，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增长方式在一定的时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是当一种增长源泉从式微到耗竭时，为了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是必然的要求。有助于克服增长制约因素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上，由增长的需要所诱致形成的。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所诱导出的巨大增长冲动，已经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已经具备的增长源泉，并使其发挥作用的余地耗竭。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入扩张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减弱乃至枯竭。在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依赖于很多方面。
转变增长方式 创造新增长源泉
人均自然资源缺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现为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高速增长的支撑能力日益减弱。与此同时，中国增长方式造成资源使用的浪费。一个资料表明，2001年全国能耗费用支出达1.25万亿元，占GDP的13.5%，而同期美国只占7%。中国11个高能耗产业的33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6%左右，这些高耗能部门与国际水平相比，每年多耗能约2.3亿吨标煤（陈清泰，2003）。1998年中国GNP总量占世界的2.1%，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世界的13.6%。虽然从人均来看，中国的排放水平并不高，但按照单位产值计算，中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2）。中国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GDP的3%-7%（陈清泰，2003）。此外，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受到国际上能源争夺战和价格控制战及其导致的价格上涨趋势的严重制约。
要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抑制造成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方面，面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各种制约和障碍，迫切的任务是形成一个激励环境，使新的增长方式为人们所乐于采纳。具体来说，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与政绩评价体系相容的政府行为激励机制、环境治理中的激励机制，以及建立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是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特别是在资源的所属和环境的责任无法界定清楚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当事人往往追求个体或局部的短期经济利益，而以整体和全局的长期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为代价，造成资源和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利用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等手段进行规制，利用直接或干预定价等方式加以抑制。
最大化就业 充分发掘人口红利
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通常假定劳动年龄人口都根据劳动参与意愿而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把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仅仅看作是周期性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予以调节的现象。但是，现实中的失业现象并不仅仅是周期性的表现。事实上，中国在改革时期出现的失业现象，更多的是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而产生的摩擦性和结构性等自然失业，具有持续时间长、解决难度大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因为被高估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经济负担，从而其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被打了折扣。这种情况意味着未能把现有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
通过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充分发掘人口红利。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除了依靠市场机制诱致之外，政府也有充分的作为空间，即在不妨碍市场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推行这种发展战略。政府行为要想到位而不越位，应该以促进稀缺资源的最大化节约，以及促进丰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为原则。鉴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是为了最大化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推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切有利于就业的政策环境下，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符合比较优势，就意味着有利于扩大就业，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即通常所说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就能保证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贡献份额比较大，同样的物质和人力投入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
调整人口政策 防止未富先老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果中国的老龄化过程不是由于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而提前催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从政策措施上看，我们只需参照已经出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即可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
由于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提高，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呈现一种互相消长的态势。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要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发展教育培训 以质量代替数量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仅仅是简单劳动力的优势，更是供给充足的人力资本，即劳动者具有基本人力资本，符合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的要求；数量众多、供给源源不断，从而保持工资和产品成本低廉。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通过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达到。
中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和投入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进一步的发展在于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加快发育劳动力市场，通过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且寻求人口红利替代增长源泉的中国经济来说，是经济增长保持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
清除障碍 保持劳动力源泉
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已经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正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尚未出现绝对意义上的危机。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端倪的劳动力短缺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是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造成他们只能到处流动而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消费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因此而异常和失范。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根据是否具有本地户口而定。这种排他性政策的继续实施，严重地妨碍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配置劳动力资源功能的发挥。
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性障碍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妨碍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一旦通过消除这些障碍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还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
未雨绸缪 设计未来的养老模式
在现在的发达国家，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大都是在人口比较年轻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当这些国家进入老龄化时期，特别是当“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之后，都面临着养老保障的潜在支付危机，改革的选择方向通常是建立完全积累制。中国的“未富先老”，把选择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模式的任务急迫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向新体制过渡的一个不可回避问题是，目前的新人和中人要承担旧体制和新体制的双重责任，既负担自己在新体制下的个人养老金积累，又要负担现已退休人员（老人和中人中逐渐退休的人员）的统筹养老基金。在新旧体制转轨完成之前，如果新人数量既定，越到转轨的后期，中人的养老负担越重。因此，利用劳动力市场，通过扩大新人总量，是解决养老负担过于沉重的一个可行办法。
增加劳动力市场上新人数量的一个途径，是把农村进入城市就业的劳动者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中来。按照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要求，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将是长期的趋势，也是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规律。而由于户籍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这些打工者不能成为合法、稳定的城市劳动者，从而既没有为自己积累起相应的养老基金，也未能对城市目前的社会养老统筹做出贡献。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利用这些新生劳动者年轻的优势，提高养老保障体制向新体制过渡期的承受能力，同时也避免当这些流动打工者退出劳动力市场时出现养老危机。
参考文献：
陈清泰（2003），《中国的能源战略和政策》，《中国经济时报》11月17日
业界观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放松 “一胎化”政策
应当考虑放松现有的“一胎化”政策。未来一二十年，人均GDP仍将高速发展，人口生育率会逐渐下降。因此，如果实施好过渡政策，改变现有“一胎化”政策不会出现人口生育率急剧上升的情形。
中国人口专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 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
研究确定一个二孩政策放宽的起始年龄（例如34岁或33-34岁或32-34岁），然后每隔一年或一年半普遍允许生二孩的低限年龄下降一岁，至2012年-2015年前后在城乡实现普遍允许28岁及以后生二孩的软着陆，使今后因二孩政策放宽而形成的每年“二孩生育增量”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假定平稳过渡到2012年，城镇终身生育率是1.8，农村2.27。如果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30-208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每10年减少1亿；而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在2030、2050、2080年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多2600万、1亿和2.74亿。
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老年人口比例和独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软着陆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后急剧拉大。过高的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比例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应该向二孩晚育平稳过渡。
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劳动政策方面，建议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提高青少年劳动参与年龄。发展高中和大学教育，适当提高年轻人群的入学比例，对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必要的。我国平均退休年龄的下降，与预期寿命上升相反，也与全世界退休年龄上升趋势相反。退休费用占GDP比重，从80年代初的1%，上升到现在的3%，并且会继续上升。中国55-65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远低于印度，如何将这部分人转化为创造财富的人取决于制度安排。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实现充分就业、提高生产率
未来劳动力减少实现充分就业以后，我国的比较优势也不会完全丧失。如果2030年14亿人口充分就业，我国人均GDP是5000-6000美元，与国际上是4万美元还有差距。
下阶段发展应当靠提高生产率支撑经济增长及养老。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强：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
建议把人口政策扩展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合理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应对当前遇到的人口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