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现有的产权不清的经济体制吞噬温州资本,还是由温州资本成为市场制度的先锋?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决定权主要不在民资手中
当温州资本与北京国企这两个词组组在一起,形成的视觉与心理冲击可想而知。一个是民间资本、民营经济的象征,一个是政治中心与国企,两者结合如电光火石般惹眼也就可想而知。
因此,北京国资委近日向浙江商人抛出国企改制的绣球时,媒体颇为关注,而65人温商团此次北上考察北京180家资产超过300亿元的市属国企项目,也被赋予不同寻常的意义。媒体结论有二,一是国企改制深化,终于及于政治心脏;二是温州资本逐利方向转移,温商升级换代。
有记者甚至提出,温州资本成熟了—放弃了从前的盲目冲动,更多接受政府以及社会力量引导的标志——这真是哪儿跟哪儿,且不说进京参与国企改制还只是纸上谈兵阶段,就是落实到行动,难道参与北京国企运作的温州资本就比开煤矿的资本更加成熟高贵?
温商参与国企改制并不始于今日,按照上海温州商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近400家会员企业里,有近50%的企业已经参与兼并或收购了破产的上海国有企业,还有一部分已经承包或租赁了效益差的国企,另有一部分企业正准备兼并收购或承包国企。而国企改制的目的,无非是通过引进增量资金、实现股权多元化,给国企带来新的机制,把企业真正引向市场。
有必要指出,民企入股并不必然给国企带来市场化的结构,即便是最有活力最敏感的温州民企。要使民企与国企双赢,并最终让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必须要满足产权明确、经营主体清晰以及激励机制有效等必要条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议价能力低下的民资部分地参股国企对于改造国企的成效并不显著,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民资将成为与既得利益群体同流合污的投机者,或者国资流失、生态恶化等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中国股市这类惨痛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些上市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并未阻止他们持续低效。果真如此,就是对中国草根民营经济最大的摧残,损失的不止是温商。
在这方面,温商有过惨痛的教训,且不说炒煤铩羽的阴影——目前撤离山西的温州煤商已经高达70%左右,剩下的也在陆续离开——就是在投资各地国企时,也经常发生后任官员对前任的项目不履约的事。在温商资本前行的过程中,可谓一路荆棘,不仅背负道德枷锁,还使上百亿的资金付诸流水。温州民间巨量资金(某些说法称有6000亿)真的禁得住这样折腾吗?
因此,温商参与北京国企,第一项任务是明确产权边界,以免产权官私共有使民资成为国企改制的义务买单者,或者使民资成为没有道德的市场败坏者。虽然当地国资委态度积极,北京产权交易所一再安抚,但从国企改制具体举措而言,这一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据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介绍,北京市此次采取的策略是大中小公司一起改:控股集团公司的路子是横向整合,打造“旗舰”。控股集团公司下面的二三级企业则大略有两个方向:资产优良的企业,改革路子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实行股权重组;资产质量差的企业,则采取卖、破产、剥离等方式退出市场。
控股集团旗舰由谁当旗手,这一旗手是否会继续对下属企业指手划脚?对资产优良的二三级企业引进战略投资者、实行股权重组,战略投资者的话事权到底有多少?看来,只有对于资产质量差的企业,民企才有最终决定权。
此次温商给自己上了保险。一是法律,温商此次洽谈有律师团随行,主要就是起保障作用,解决国企改制中,人员下岗分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争论、债务债权的处理等方面蕴涵着风险。但从目前国资贱卖的一系列讨论来看,由于在国资交易领域并不存在完整的程序和法律体系,事后追认难免带来出身的原罪质疑。如果律师团真能如愿起到这么大的作用,恐怕温商早就不用那么如履薄冰了。
其次,是政府的保证。此次谈判是政府先行,推动企业改制。政府推动改革的迫切之心跃然而出,并希望进一步将投资机会上升到这些国有企业的集团层面,使得外来的民间资本在介入时更有可能侧重到战略投资方向。但北京市国资委改革处一位官员当时指出,此次温州财团进京,投资方与改制方是否达成合作意向,完全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国资委一般不会参与。这一态度是模糊的,大有回旋余地。温商如果希望以政府信用为这此次行动托底,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引进温商,重要的是引进培育温商的制度土壤,以及市场配置效率的方法。温州资本的力量是谁也无法漠视的,但是,是由现有的产权不清的经济体制吞噬温州资本,还是由温州资本成为市场制度的先锋,两者之间有质的区别。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决定权主要不在民资手中,有关行政权力部门力量应该拿出足够的诚意。否则,温商被国企炒糊也不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