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常规的捐款、教育等企业公民慈善活动不同，JA的形式和内容吸引了十几位跨国公司中国总裁志愿者
文/本刊记者 丁 伟 侯燕俐
这着职业装，带着PPT，北京和上海七所学校的高中生代表走上了讲台，每家学生公司总裁、运营官、财务官分工明确，他们展示了文具销售、电池租赁、动漫书籍、学校影城等商业计划书，还回答了由波音公司五位高级管理者组成的评委团的提问。
2006年1月21日，酣战了一上午，在JA中国主办的JA商业计划大赛中，四支团队最终获胜，得到了波音赞助的种子基金，用于在下学期实施他们的商业计划。
看着这些“未来的总裁们、副总裁们”，波音中国总裁王建民言笑晏晏。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美国生活期间，曾有一群学习JA“学生公司”课程的学生上门推销产品，从此与JA结下了不解之缘。此次波音给JA中国的该课程捐赠了10万美元。
国际青年成就组织（Junior Achivement，简称JA）创立于1919年，是世界上最大、发展最快的商业和经济学教育组织，每年有120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万青少年参加JA的课程。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克林顿等都接受过JA的教育，尼克松还投资了一家JA学生公司并从中得到了49美分的分红。
“美国青少年的共同语言就是经济，很多人从大学辍学去创业，像苹果的乔布斯、微软的比尔·盖茨，我觉得这种现象将来中国肯定会出现。”JA中国董事长周保罗说。更重要的是，JA不是让学生们都去经商，而是让他们了解市场经济知识，同时注重培养他们良好的品格、创造力和领导能力，“把经济的神秘感拿掉，把对商人的错误感拿掉。”
与常规的捐款、教育等企业公民慈善活动不同，JA的形式和内容吸引了很多人。数以百计的教师和企业志愿者参与了JA中国的项目，董事会名单扩大到了15人：王建民、微软中国总裁陈永正、摩托罗拉中国总裁高瑞彬、康明斯东亚区总裁华金声、玫琳凯中国总裁麦予甫、国际俱乐部饭店总经理Cary Gray、嘉吉投资中国总裁Norwell Coquillard、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陶景洲等。他们在百忙中开会，去学校演讲，还一起打高尔夫球。
通过推进教育界与工商界的合作，JA帮助下一代的慈善情怀首先是美籍华人周保罗回馈中国的故事，他对《中国企业家》说，“我从美国带到中国最好的礼物就是JA！”
回馈中国
当周保罗1983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发现中国就是“我娘”记忆里的样子——胡同、四合院、羊肉串……“我立刻就爱上了中国。”
周保罗1950年生于中国台湾，在美国读书，获西北大学电脑软件博士学位，1976年起在贝尔实验室任工程师，专注做电信软件，赶上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电信业非常大的转机。1983年，他被派到韩国，全面负责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电信网络改建项目，是华裔在贝尔实验室的第一个驻外主管。他因此有机会来中国，从此就产生了“想对中国回馈”的强烈念头。
虽然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周保罗的父辈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给了他很深的影响。他的祖父是山东烟台的县太爷，外祖父是治理黄河的，他的大伯父当年留学法国，跟周恩来总理是同学，“我们家族的传统就是到海外读书再回来帮助中国。”周保罗自豪地说，“中国人就是爱国，就是讲国家大事，你到北京小巷子里，听见谈的都是国家大事。”
周保罗原来在企业有很好的前途，但“不能让我自由与中国有关系”，于是他开始自己创业。1985年他创建电信软件公司Performance Awareness，成了一个成功的华人企业家，“用我赚的钱能够为中国做一点事。”1997年该公司被Rational收购后（后被IBM收购），他又创立了Performance Wireless公司，与爱立信合作开发汽车无线及卫星定位通信技术。
回馈中国是周保罗很重要的原动力，但刚开始他不知道具体做什么，后来他接触到教育领域，1993年他进入JA全球董事会出任董事，并于同年创立了JA中国。1997年，周保罗成立了周氏家庭基金会，鼓励美籍亚裔人回馈社会。2000年，因事业上的成就及对公益事业的贡献，他荣获美国华裔工程师协会的“年度工程师”大奖。2001年，他正式把JA带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JA中国办事处。
摩托罗拉中国总裁高瑞彬说，“周保罗是满虔诚的教徒，企业很成功的时候做好安排，腾出大部分时间来经营JA，对年轻人非常友好，令人敬佩。当他邀请我去JA中国做董事，我立即就答应了。我相信这样做能够填补国内外青少年教育的差距。”
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历史转来转去，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周保罗认为这对中国的青少年很重要。“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会有非营利组织，一定会有志愿者。”JA的定位其实非常简单，即用培训的形式，帮助青少年做企业家、创业家。通过企业跟学校结合，学生了解经济知识，市场将来对他们生活有什么影响等，这种融合越早越好。尤其在中国的环境——外企对员工有完善的培训，JA更受欢迎。
从个人角度，周保罗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能站出来对社会有所回馈，更多的企业也应该鼓励员工对社会回馈。他说，“做培训、教育工作是百年树人，种一棵竹子浇五年水，第六年它就成长了，如果说JA有贡献，就是播下了志愿精神的种子。”
JA中国董事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跨国公司在华总裁，很大程度上这是双方国外合作的延伸。周保罗说，跨国公司在美国就支持JA，董事成长背景不一样，但他们都在中国生活，参与JA“个人的满足感非常大”，也愿意让员工成为志愿者，这对公司对学生都是好事，对公司形象及认同感更好。摩托罗拉总部与JA的合作在1940年就已经开始。“国内有的民营企业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机构，当然，JA中国董事会的组成今后可建议更多元一些。”谈及此，高瑞彬若有所思。
在JA中国网站上，列着“成为JA志愿者的十大理由”，比如分享您的人生经历，为社区提供贡献，中国的青少年需要您！周保罗当然也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加盟，但JA志愿者是自愿的，“如果他们有心的话就没必要说服。”
“总裁义工”
如今，JA已经在中国160多所学校普及，使3万多名学生受益，诸如总裁到学校演讲、学生到企业参观、商业竞赛、高尔夫精英赛等活动丰富多彩，更多的青少年将获得和国外的同龄人一样的教育方式和理念。喜欢看到青少年成功的周保罗说，“中国的素质教育一定会发展，在经济知识这方面我们希望做得最好。”
JA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提供了全面的课程：“我们的世界”让小学生了解贸易的基本概念；GE捐助10万美元，支持初中生学习“国际市场”；“青年理财”（美国运通捐助）让高中生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京沪学生还可以参加“生活的准则”征文交流价值观等。适合大学的内容则更多，2005年7月，在JA“职业见习日”活动中，陈永正、华金声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平日的工作；11月，Cary Gray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领导力论坛”上谈领导力；JA还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向贫困大学生提供成功技巧培训等。
总裁们纷纷到学校当起了“义工”。毕博管理咨询总经理陈荣祥是公司第一个报名参加JA志愿者活动的，去年9月，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说，大学生要对社会负起责任。10月，在一年一度的“JA志愿者日”中，近30家企业和机构的400多名志愿者在京沪23所学校与7千多名学生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经验。GE交通运输集团市场开发总经理谢崇伟本身也是GE志愿者组织Elfun的成员，他说，“人都要有一种精神！”
商业比赛受企业青睐。王建民说，波音希望中国培养更多的国际型商业人才，同时是为社区做贡献，创造良好的企业环境。高盛基金会2003年曾支持过类似比赛，而2005年两支中国JA学生代表队进入了惠普全球商业挑战赛（很多创业公司从中脱颖而出）的总决赛，摩托罗拉中国赞助了该项“企业经营管理实战模拟”（MESE）课程。
摩托罗拉中国员工已经为志愿者活动奉献了数千小时的人力。在中国台湾长大、美国读书、笑称自己是“彻底的北京人”的高瑞彬说，“可持续发展不能单靠商业，要将公益、环保等植入公司文化理念，而不是做表面工作。”几年前，高瑞彬在云南一个小山村捐赠了一座希望小学，当天下大雨，山路曲折泥泞，他爬了几个小时正感疲惫，听到山顶学生们欢迎的歌声，心中感动，又鼓气爬了上去，觉得付出非常值得。
高瑞彬的两个女儿也加入到JA的行列，协助国外志愿者做翻译工作。她们在民工子弟学校做过义工，也曾到云南、内蒙古等偏远山区希望小学体验生活。“慈善心从小就要培养，她们的成长环境与那些山区的孩子是天跟地的差别。”“回馈社会是我人生的一个理念，接任总裁（前任是陈永正）之后，可以把这个理念扩大得更广。”
当西方思想遇到中国精神，便会产生有意思的火花：在JA北京办公室，有一张“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大幅照片。20多年前，康明斯东亚区总裁华金声就来过中国，除了JA董事，他也是中国人民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北京国际基督教协进会主席。
像JA一样，玫琳凯关注人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帮助别人改变人生。在一家目标是丰富女性人生的公司，其中国总裁麦予甫觉得这份工作很特别，“我们要回报社会，帮助女性成功。”四年前，玫琳凯设立妇女创业基金，给下岗女工和贫困妇女提供机会。它还开展“春蕾计划”，给昆明一所希望小学捐赠20万元，并帮助九个城市的450名学生上学等。
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时，负责国防顾问委员会的利昂·亨德森非常忙碌，“有个形影不离的伙伴——没有其他语言可以形容他生命中这个生机勃勃的伙伴，这就是公众利益，他每天从早到晚总是不停地忙于应付他这个麻烦的伙伴的各种需要。”
周保罗和他的JA董事们也是这样，他们倒是有明确的对象，“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让我们共同为他们的健康成长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