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工 总裁义工



与常规的捐款、教育等企业公民慈善活动不同,JA的形式和内容吸引了十几位跨国公司中国总裁志愿者 

文/本刊记者  丁  伟  侯燕俐 

这着职业装,带着PPT,北京和上海七所学校的高中生代表走上了讲台,每家学生公司总裁、运营官、财务官分工明确,他们展示了文具销售、电池租赁、动漫书籍、学校影城等商业计划书,还回答了由波音公司五位高级管理者组成的评委团的提问。 

2006年1月21日,酣战了一上午,在JA中国主办的JA商业计划大赛中,四支团队最终获胜,得到了波音赞助的种子基金,用于在下学期实施他们的商业计划。 

看着这些“未来的总裁们、副总裁们”,波音中国总裁王建民言笑晏晏。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美国生活期间,曾有一群学习JA“学生公司”课程的学生上门推销产品,从此与JA结下了不解之缘。此次波音给JA中国的该课程捐赠了10万美元。 

国际青年成就组织(Junior Achivement,简称JA)创立于1919年,是世界上最大、发展最快的商业和经济学教育组织,每年有120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万青少年参加JA的课程。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克林顿等都接受过JA的教育,尼克松还投资了一家JA学生公司并从中得到了49美分的分红。 

“美国青少年的共同语言就是经济,很多人从大学辍学去创业,像苹果的乔布斯、微软的比尔·盖茨,我觉得这种现象将来中国肯定会出现。”JA中国董事长周保罗说。更重要的是,JA不是让学生们都去经商,而是让他们了解市场经济知识,同时注重培养他们良好的品格、创造力和领导能力,“把经济的神秘感拿掉,把对商人的错误感拿掉。” 

与常规的捐款、教育等企业公民慈善活动不同,JA的形式和内容吸引了很多人。数以百计的教师和企业志愿者参与了JA中国的项目,董事会名单扩大到了15人:王建民、微软中国总裁陈永正、摩托罗拉中国总裁高瑞彬、康明斯东亚区总裁华金声、玫琳凯中国总裁麦予甫、国际俱乐部饭店总经理Cary Gray、嘉吉投资中国总裁Norwell Coquillard、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陶景洲等。他们在百忙中开会,去学校演讲,还一起打高尔夫球。 

通过推进教育界与工商界的合作,JA帮助下一代的慈善情怀首先是美籍华人周保罗回馈中国的故事,他对《中国企业家》说,“我从美国带到中国最好的礼物就是JA!” 

回馈中国 

当周保罗1983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发现中国就是“我娘”记忆里的样子——胡同、四合院、羊肉串……“我立刻就爱上了中国。” 

周保罗1950年生于中国台湾,在美国读书,获西北大学电脑软件博士学位,1976年起在贝尔实验室任工程师,专注做电信软件,赶上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电信业非常大的转机。1983年,他被派到韩国,全面负责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电信网络改建项目,是华裔在贝尔实验室的第一个驻外主管。他因此有机会来中国,从此就产生了“想对中国回馈”的强烈念头。 

虽然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周保罗的父辈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给了他很深的影响。他的祖父是山东烟台的县太爷,外祖父是治理黄河的,他的大伯父当年留学法国,跟周恩来总理是同学,“我们家族的传统就是到海外读书再回来帮助中国。”周保罗自豪地说,“中国人就是爱国,就是讲国家大事,你到北京小巷子里,听见谈的都是国家大事。” 

周保罗原来在企业有很好的前途,但“不能让我自由与中国有关系”,于是他开始自己创业。1985年他创建电信软件公司Performance Awareness,成了一个成功的华人企业家,“用我赚的钱能够为中国做一点事。”1997年该公司被Rational收购后(后被IBM收购),他又创立了Performance Wireless公司,与爱立信合作开发汽车无线及卫星定位通信技术。 

回馈中国是周保罗很重要的原动力,但刚开始他不知道具体做什么,后来他接触到教育领域,1993年他进入JA全球董事会出任董事,并于同年创立了JA中国。1997年,周保罗成立了周氏家庭基金会,鼓励美籍亚裔人回馈社会。2000年,因事业上的成就及对公益事业的贡献,他荣获美国华裔工程师协会的“年度工程师”大奖。2001年,他正式把JA带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JA中国办事处。 

摩托罗拉中国总裁高瑞彬说,“周保罗是满虔诚的教徒,企业很成功的时候做好安排,腾出大部分时间来经营JA,对年轻人非常友好,令人敬佩。当他邀请我去JA中国做董事,我立即就答应了。我相信这样做能够填补国内外青少年教育的差距。” 

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历史转来转去,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周保罗认为这对中国的青少年很重要。“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会有非营利组织,一定会有志愿者。”JA的定位其实非常简单,即用培训的形式,帮助青少年做企业家、创业家。通过企业跟学校结合,学生了解经济知识,市场将来对他们生活有什么影响等,这种融合越早越好。尤其在中国的环境——外企对员工有完善的培训,JA更受欢迎。 

从个人角度,周保罗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能站出来对社会有所回馈,更多的企业也应该鼓励员工对社会回馈。他说,“做培训、教育工作是百年树人,种一棵竹子浇五年水,第六年它就成长了,如果说JA有贡献,就是播下了志愿精神的种子。” 

JA中国董事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跨国公司在华总裁,很大程度上这是双方国外合作的延伸。周保罗说,跨国公司在美国就支持JA,董事成长背景不一样,但他们都在中国生活,参与JA“个人的满足感非常大”,也愿意让员工成为志愿者,这对公司对学生都是好事,对公司形象及认同感更好。摩托罗拉总部与JA的合作在1940年就已经开始。“国内有的民营企业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机构,当然,JA中国董事会的组成今后可建议更多元一些。”谈及此,高瑞彬若有所思。 

在JA中国网站上,列着“成为JA志愿者的十大理由”,比如分享您的人生经历,为社区提供贡献,中国的青少年需要您!周保罗当然也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加盟,但JA志愿者是自愿的,“如果他们有心的话就没必要说服。” 

“总裁义工” 

如今,JA已经在中国160多所学校普及,使3万多名学生受益,诸如总裁到学校演讲、学生到企业参观、商业竞赛、高尔夫精英赛等活动丰富多彩,更多的青少年将获得和国外的同龄人一样的教育方式和理念。喜欢看到青少年成功的周保罗说,“中国的素质教育一定会发展,在经济知识这方面我们希望做得最好。” 

JA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提供了全面的课程:“我们的世界”让小学生了解贸易的基本概念;GE捐助10万美元,支持初中生学习“国际市场”;“青年理财”(美国运通捐助)让高中生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京沪学生还可以参加“生活的准则”征文交流价值观等。适合大学的内容则更多,2005年7月,在JA“职业见习日”活动中,陈永正、华金声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平日的工作;11月,Cary Gray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领导力论坛”上谈领导力;JA还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向贫困大学生提供成功技巧培训等。 

 义工 总裁义工

总裁们纷纷到学校当起了“义工”。毕博管理咨询总经理陈荣祥是公司第一个报名参加JA志愿者活动的,去年9月,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说,大学生要对社会负起责任。10月,在一年一度的“JA志愿者日”中,近30家企业和机构的400多名志愿者在京沪23所学校与7千多名学生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经验。GE交通运输集团市场开发总经理谢崇伟本身也是GE志愿者组织Elfun的成员,他说,“人都要有一种精神!” 

商业比赛受企业青睐。王建民说,波音希望中国培养更多的国际型商业人才,同时是为社区做贡献,创造良好的企业环境。高盛基金会2003年曾支持过类似比赛,而2005年两支中国JA学生代表队进入了惠普全球商业挑战赛(很多创业公司从中脱颖而出)的总决赛,摩托罗拉中国赞助了该项“企业经营管理实战模拟”(MESE)课程。 

摩托罗拉中国员工已经为志愿者活动奉献了数千小时的人力。在中国台湾长大、美国读书、笑称自己是“彻底的北京人”的高瑞彬说,“可持续发展不能单靠商业,要将公益、环保等植入公司文化理念,而不是做表面工作。”几年前,高瑞彬在云南一个小山村捐赠了一座希望小学,当天下大雨,山路曲折泥泞,他爬了几个小时正感疲惫,听到山顶学生们欢迎的歌声,心中感动,又鼓气爬了上去,觉得付出非常值得。 

高瑞彬的两个女儿也加入到JA的行列,协助国外志愿者做翻译工作。她们在民工子弟学校做过义工,也曾到云南、内蒙古等偏远山区希望小学体验生活。“慈善心从小就要培养,她们的成长环境与那些山区的孩子是天跟地的差别。”“回馈社会是我人生的一个理念,接任总裁(前任是陈永正)之后,可以把这个理念扩大得更广。” 

当西方思想遇到中国精神,便会产生有意思的火花:在JA北京办公室,有一张“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大幅照片。20多年前,康明斯东亚区总裁华金声就来过中国,除了JA董事,他也是中国人民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北京国际基督教协进会主席。 

像JA一样,玫琳凯关注人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帮助别人改变人生。在一家目标是丰富女性人生的公司,其中国总裁麦予甫觉得这份工作很特别,“我们要回报社会,帮助女性成功。”四年前,玫琳凯设立妇女创业基金,给下岗女工和贫困妇女提供机会。它还开展“春蕾计划”,给昆明一所希望小学捐赠20万元,并帮助九个城市的450名学生上学等。 

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时,负责国防顾问委员会的利昂·亨德森非常忙碌,“有个形影不离的伙伴——没有其他语言可以形容他生命中这个生机勃勃的伙伴,这就是公众利益,他每天从早到晚总是不停地忙于应付他这个麻烦的伙伴的各种需要。” 

周保罗和他的JA董事们也是这样,他们倒是有明确的对象,“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让我们共同为他们的健康成长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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