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最出色的一批创业家纷纷跳入风险投资业，这股潮流的背后可能代表着一种新生意模式
文/本刊见习记者 何伊凡
田溯宁＋周鸿礻韦＋沈南鹏＋林欣禾＋宁君＋王功权＝？
给出答案的，是一位年轻的创业者。“他们都属于EIR”，天健君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创业合伙人李智晖说，“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个EIR群落。”
EIR乃何方神圣？
作为英文缩写，EIR在英汉词典里面有多重含义，可以指设备识别寄存器、 采掘工业审查、 设备交接单，但李智晖指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才在美国硅谷等科技风险投资活跃地区频频出现的一个新词汇，即Entrepreneur In Residence，意指成功的创业家进入风险投资公司工作。由于没有官方版本的中文对应词，李干脆把它译作“入驻创业家”。
1999年，尚在清华读MBA的李智晖在德国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萌发了研究的兴趣，甚至一度想写成毕业论文，可惜资料不充分，“当时国内甚至没有可供分析的样本。”不过现在EIR已经不再是一个孤单的名词，很多我们熟悉的身影已在其间若隐若现。
变脸
“入驻创业家？我算不上，只能算个‘入驻创业者’吧”。周鸿礻韦微笑着递出了他的新名片，上面印着“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投资合伙人”，他约《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在一家咖啡厅见面，在中粮广场的IDG中国总部，他并没有要办公室，“合伙人就是这样工作，定时过去开开会，平时投资者和被投资者都是约在咖啡厅、酒吧、茶馆去聊。”
2005年9月1日之后，这位曾经一手创办3721公司并以1.2亿美元卖给雅虎的创业家已经逐步进入新的工作状态。
“目前我把自己定位在学习和了解阶段，风险投资需要很多专业知识，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还是新人。”
周鸿礻韦觉得与IDG的合作没有什么故事，1999年他创立3721时，融到的第一笔资金就来自IDG,而3721也给了IDG很好的回报。离开雅虎中国区总裁位置后，他本希望休整一段时间，“他们（IDG方面）说你既然还没有想好具体做什么，不如过来吧,我要求灵活一点，不用全职做，这样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
当然，感情因素不可能是互相吸引的最终原因。实际上离开雅虎之前，周鸿礻韦就曾公开表示有意去做天使投资人，而他显然仍需要一定投资层面的经验积累。对IDG来说，周鸿礻韦对行业具有深刻的认知和成熟的把握，并积累了丰厚的互联网人脉，“国内搞风险投资的人通常一直都在做投行，但我是做企业，尤其是做创业企业出身，经历了企业从小到大，或者说从很小到中等规模这样一个阶段，很了解创业企业融资过程中和融资之后容易出现的失误，我相信自己有帮助创业企业减少试错成本的能力。”
就在此前不久，金融界网站的前董事长兼CEO宁君也成了周鸿礻韦的新同事。2005年7月25日，宁君辞去金融界的一切职务，随后加盟IDG。
2005年从春至夏，号称中国高新科技企业风险投资标竿的IDG可谓热闹非凡，周鸿礻韦与宁君加盟的背后是王功权的离开。王功权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入驻企业家”，凑巧的是，王功权在周、宁创业阶段与资本的初次接触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王功权是从传统行业转型转入风投领域的。
1991年王功权在海南参与创立万通实业集团。1995年万通所管理的资产已经在48亿左右，就在这一年，王离开了万通管理层的位置，来到硅谷。当时王功权怀着两个目的：寻求个人的提升，为万通寻找国际合作。那正是硅谷在互联网热潮中沸腾的一年，创业过程中曾对资金困扰有切肤之痛的王功权，每天接触的就是风险投资的魅力。
“这种投资方式体现的对创业者价值的尊重，深深震撼了我。”王功权说，半年后他也加入了风险投资者的行列，因为关注资本的形态，自然而然地关注这种资本的投资领域，后成为IDG高级合伙人。
3721第一次融资时，周鸿礻韦对接的就是王功权，而当宁君对是否来金融界发展举棋不定时，也是王功权劝服了他。“他在十分钟之内征服了我。”宁君回忆，金融界上市后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对王的感谢。王功权的优势正在于作为企业家的经验积累使他“在判断方向、项目、团队方面强一些”，2005年6月离开IDG之后，他接受了鼎晖投资总裁吴尚志的邀请，去配合鼎晖投资组建一个新的1.5亿美元的创投基金。对IDG来说，王退出后留下的缺憾，正需要周鸿礻韦与宁君来填补。
“我与他们的情况都不同，”沈南鹏说，一接触EIR的话题，他就能准确地拼出“Entrepreneur In Residence”这个词组，并深刻理解它的内涵。沈南鹏更像是走了一个从投资界—实业界—投资界的轮回，他有8年的海外投行经历，履历表上有花旗银行、雷曼兄弟证券、大通银行、德意志银行等一大串耀眼的名字，1999年他与梁建章合资创办携程旅行网，“我们是第一个把技术在预定过程当中充分发挥的网站，”沈南鹏说，“这让携程比其他对手领先多步。”
2005年8月5日，携程网在发布第二季度财报时宣布，沈南鹏已向公司提出请辞要求，准备加盟美洲杉创业基金公司(Sequoia Capital)。该公司是雅虎和Google的主要投资商，今后，沈将主要负责其在中国地区的投资。
这并非回归原点，携程的同事曾戏言沈是“要去赚更多的钱”。同样，今年1月9日，新浪网的共同创始人和首席运营官林欣禾突然宣布辞职，并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加盟风险投资公司DCM，他将就职于公司的北京办事处，帮助DCM拓展在华投资业务。DCM目前管理着世界各地约11亿美元的资金，并已经向10家中国公司投了资。DCM的联合创始人兼主管合伙人赵克仁表示，公司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再向中国投资40亿元（合4.96亿美元）。
为着梦想奔波在路上的还有田溯宁。创立了亚信和网通控股（小网通）两家公司的他最近主动约见联想控股的老帅柳传志，他要沟通的并非网通和联想的合作问题，相反，正逐步从网通集团淡出的他希望联想控股能成为他正在筹建的一个宽带种子基金的战略投资人。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出资者可能也包括中国网通。
水到渠成
“中国正在成为最吸引风险投资的场所。”2005年11月29日，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李建光在京港投资洽谈会上预言，“从2005年12月初到2006年上半年，将有40家国际风投机构的50亿美元资本在北京寻求合作伙伴，其中相当一部分将投向IT领域。”
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从2003年第一季度开始对在中国大陆地区有突出行业地位和活跃投资记录的50家创投机构进行季度调查，根据其2005年11月底发布的《2005年第三季度中国创业投资调查报告》，调查范围内有62家大陆及大陆相关企业在2005年第三季度获得总计约3.73亿美元的投资，投资额为去年同期的2倍多，而IT领域得到最多关注，44家IT企业获得了总计2.76亿美元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74.0%和投资案例总数量的71.0%。
Sequoia，Blue Run, Bain Capital等一流的海外创投公司都在2005年初次进入中国，“寻找下一个盛大或百度”成了他们宣传资料中的常见辞令。但是，大量热钱仍盘桓在空中，落地开花的仅占很小份额。“经过泡沫的破灭，现在风险投资商投的都是‘Smart money’（聪明的钱），”周鸿礻韦说，“他们更像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慎重选择项目之后，还要投入更多精力与项目共同成长。”Sequoia的一位合伙人曾用一首爵士曲“胆大妄为”来比喻2005年首次到中国投资的行动，聘请沈南鹏来共同开创中国业务就是其试水过程中“助胆”的第一步。
“Smart money”交给谁打理最放心？自然最好选择有本土创业经验，熟悉本土市场需求，了解本土团队，因而能发掘好项目的人。“这与以前总部直接派人打理中国业务不同。”周鸿礻韦分析，他现在替IDG寻找的也是“具有较强增长潜力的国内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投资的回潮使机构投资者产生了对新型人力资源的需求。然而，这可能仅是背景里的一种颜色。
美国广度咨讯集团（Unitedinfo Worldwide）执行副总裁，创业融资专家于辉认为：“EIR是风险投资逐渐发展的一种成果，实际上风险投资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发展至今，其内部机制不断完善，衍生出了多种模式，与某一行业投资热度变化没有过多联系。”如果这种相对独立性成立，则EIR在中国逐渐显现并非独立的偶然事件，而是标志着一种新的风险投资模式初露端倪。
EIR模式在硅谷产生并流行的内在驱动力有两个：首先是规避创业早期阶段投资风险、提高初创企业成功率的要求。再者，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创业管理人才储备。
风险投资早期阶段（种子期和启动期）内部与外部的不可控风险最大，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除非风险投资家十分看好并有足够把握推动项目发展，否则一般较少在这一阶段投资。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风险投资者看准了处于早期阶段的创新技术对资金的需求，在高回报、短周期的双重激励下，早期投资逐渐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如果能找到有创业经验的企业家合作,他们就更有把握尽早切入投资价值链最前端，妥善控制早期阶段的投资风险，而恰好在这一阶段，一批经验丰富的高级管理人才以及技术人才已经离开企业，或已经萌生退意。
开发出世界上第一部掌上电脑的Palm、著名的存储器开发商Rambus、电子商务公司Ariba,就都是由著名的硅谷风险投资公司Benchmark的几名EIR分别参与创办的。Benchmark成立于1995年，在前4年内其投资的企业有一半都是他们的EIR创办。
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相对短暂，风险投资的法制环境与退出渠道都不完善，“在中国，风险投资界主要关注这些体制性问题，很长时间内对企业家资源的开发无暇顾及。” 同济大学创业投资研究所的谢胜强博士认为，“另一方面，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创业基本上平行发展，还没有丰富的EIR人力资源。”
2005年前后，周鸿礻韦、沈南鹏等人所在的企业都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或是由于已经不能获得持续创业的满足感，或是不愿意实现从创业者到职业经理人的转变，或是需要一种更舒服的赚钱方式，他们陆续选择了离开。但是他们仍然具有变创业构想为商业现实的强大能量。如果再次创业，无论精力还是资历都使他们不会从跑道上起飞，而更愿意选择一个有弹射力的平台。所以成为一名EIR，背靠雄厚的资金，搜寻或孕育新公司，的确是一种上佳的选择。
EIR方式
在硅谷，EIR进入创业投资公司半年或一年之后，将会在选中的某一项目管理层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会直接出任总裁。也就是说，EIR的完整路径是从“圈钱的”变成“投钱的”再转向“花钱的”，然后再次进化成为“投钱的”。目前国内真正完成了这一循环的，只有王功权。IDG投资3721时，按照合约，王功权申明了进入与退出的机制，双方的责权—IDG不插手公司具体管理，但定期必须听取管理团队的汇报；如果上一期计划没有完成，必须向IDG解释；面临企业重大决策，王功权会给周鸿礻韦提出意见，日常经营管理中也会给周以指点。而投资金融界时，在宁君加入之后，王功权仍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董事长。
周鸿礻韦暂时回避谈具体的项目，不过据业内人士说他已经用手中的基金投了数家小公司，并都是作为第一轮投资者进入，他本人介入较深的一个项目与论坛搜索有关。周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之前曾经宣布要发掘几个未来的盛大或腾讯，“能否兑现这个想法要看三年之后，现在还为时过早。”不过周可能是继王功权之后，最先再次进入经营层面的中国EIR，他始终表示很可能、也很乐于执掌一个新公司。
宁君告知《中国企业家》，他因健康原因仍在休养过程中，没有全职在IDG工作，半年内介绍了两个项目，身体状况改善后，才可能完全进入风险投资者的角色。沈南鹏也表示最早要等到今年2月份之后，他才愿意评价进入Sequoia后投资的一批项目。
周鸿礻韦近期更倾向与扮演一个布道者的角色，他在各个高校游走、演讲，和未来的创业者分享关于创业管理、创业融资的想法。
但是，周并非鼓励在读或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去创业，正相反，他反对类似的选择。“学生有冲劲，有激情，想法很多，但仅靠自己组建一个商业化管理团队仍然不成熟，真要创业的话我建议他们先加入一些创业团队。”
实际上，周的布道也可以看作整合创业资源的一步棋子。“我们IDG投资的一些小公司，很多团队都是需要人的，他们在创业期加入，可以获得创业期在商业、技术方面的经验，很快可以成为业务骨干。我和大学生讲，如果想赌的更大一点，不妨加入IDG投资的创业公司，它们也有风险，但可能回报也超过你的预期。”
EIR模式定位于解决新创公司早期阶段存在的问题，即尽量屏蔽掉人、财、事三方面的风险，其中人的问题最难解决，因为风险投资秉承 “投资与人”的哲学，投的不仅是领导者，还有团队，要看能否组建一个具有各方面专长的优势互补型管理层。而EIR本身的“江湖地位”就是宝贵的无形资产，他们更能凝聚出色的创业伙伴，甚至吸引职业经理人离开大公司加入新创企业。
回忆创业之初，周鸿礻韦说自己“当年见投资者时，说话还有些结结巴巴，觉得战略很少，但又不知如何用精炼语言去描述，至少吃过80次闭门羹”。 现在他觉得能给创业者提供的融资建议的价值“不亚于给他们直接投资几百万”，“对方罗罗嗦嗦谈半天，我基本就能够引导他把思路总结出来，帮他意识到自己要做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这让周感觉“蛮有成就感的”。
互联网第一轮热潮中，宁君曾在香港的酒店亲眼看到一家企业去融资，成功后非常高兴，酒店上面有一个直升飞机坪，他马上打电话要一架直升飞机到机场，“其实下楼坐地铁一会儿就到了，得意忘形的结果是这家公司很快死掉了”。
EIR与创业者沟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把对方利用资本的念头，转移到如何做好资本保姆上来。IDG投资过的创业者有数百位，但只有王功权投资过的宁君与周鸿礻韦加入了IDG，这不是一个巧合，王告诉《中国企业家》，“部分原因是我们沟通很好，他们对我的道路产生了认同。我自己管理过企业、也被人管理过，有丰富的与杰出人才合作的经验。”他的诀窍是“深浅得当”，即能在关键时刻提供扶助，又能静悄悄地退出，不致于介入过深引起冲突。
EIR出现之前，激情并不是风险投资家需要的素质。广度咨询执行副总裁于辉认为， EIR并不是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的角色融合，而是风险投资机构内部经过调整，感觉有必要吸引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作为投资伙伴。因为他们才会对参与管理所投企业表现出极大兴趣，这与风险投资队伍中主流的证券投资经理和投资银行家明显不同。
周鸿礻韦也多次宣称，进入投资公司后对他来说是“另一次创业”，他是一个自称很享受把公司从5个人做到500人的过程，这种“享受”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经历过这个过程，熟悉中间会遇到的问题，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制定战略，如何执行战略。
从投资者切换为创业者，然后带着更多的资源积累与财富积累出现在下一篇章的创业故事中，这是硅谷EIR传奇中常见的画面。我们不妨把刚刚开始的2006年看作中国EIR元年，他们的故事，正在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