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卢作孚以个体的卑微和一个时代不断抗争、妥协、融合。他有入世进取的济世情怀，是个行动者，同时又是个心怀慈悲的思想者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在卢国纶的相册里，没有任何一张跟父亲卢作孚的合影。“因为父亲实在太忙了。”
卢作孚曾经在民生公司的会议上讲过一句话：“我从早上七点半迈进公司的大门，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够回家。”这和卢国纶的回忆是一致的，每天父亲回家的时候孩子们已经睡了，早上他出门的时候，家人还没有起床。“就算七点半迈进公司大门，从我们家坐汽车到公司大概要半个多小时，就是说，七点钟左右他就出发了，那么六点钟就得起床。”
如果不是这么忙，很难想像一个人在59年的生命里能够做这么多事情，而且都能够做成功：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曾经做过算术老师、国文教员、《川报》记者、主笔、社长和总编，还曾经创办了成都通俗教育馆和西部科学院；一个麻布贩子的儿子创立了领中国私营企业潮流之先的民生公司，统一四川航运交通，并且在抗战时期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敦刻尔克撤退”；一个曾经参加同盟会、少年中国学会、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五四青年，多次担任四川地方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官职，历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要职，却每每在完成自己的目标后辞职。
2月8日是卢作孚的祭日。他注定将被更多地谈论。
越成功越痛苦
卢国纶和大他12岁的大哥几乎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发怒，更没有见过他哭。卢国纶这样评价自己眼中的“慈父”：“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克制自己感情的人。不管他在外面有多累，或者受了什么气，他从来回来都不说。”
卢作孚的长孙女、卢国维的长女卢晓蓉告诉记者，在《卢作孚文集》中有一篇祖父总结毕生经营的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在出版时被删掉了，大意是说：“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
民生公司是卢作孚一生心血所系，他的痛苦和委屈也是作为一个民营实业家所遭遇的困难和阻力。卢国纶回忆，在创立初期，民生公司“还是比较赚钱的”，甚至挤垮了美国一家轮船公司，收购了对方7条船中的6条，“但是到了抗战后期，就开始出现困难了。”民生公司和卢作孚一生的荣辱都和发生在中国上世纪中叶的那场存亡攸关的战争紧密相关。从抗战后期开始，民生公司发生亏损，这种情况直到重庆解放都没有根本好转。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卢作孚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必须为政府运送军队和战时物资，这样一来，运价比较低。卢作孚自己曾写到：“中国轮船为了报效国家，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三十元到三十七元，其他公物只收四十余元，民间器材只收六十余元到八十余元，而外国轮船只装商品，每吨运费却收三百元到四百元，即此比较，可知中国公司尤其是民生公司牺牲之多，报效国家之大了。”
但是，即使收费低廉，国民政府因为财政紧张还是拖欠运费。卢国纶说：“我看我父亲那段时间的信，很多都是向政府要钱。总是不能够及时收上来，拖上一年半载的。”这些收不上来的呆账又因为通货膨胀问题而变得日益庞大。“那时候物价涨得之快，今天你发了工资，不马上去买米，明天就少了一半，甚至还要少，再过几天，可能就完全不值钱了。所以，民生公司的钱收不到，等收到了，又不值钱了。”同时，当时政府为了保证社会安定，还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限制运价、限制票价。哪怕物价天天涨，在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之内，航运公司的运价和票价都不能涨。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还有一部分压力来自当时的官僚资本。孔祥熙和宋子文的中央信托社、中央银行一直试图注股民生。为了他们控制下的轮船公司招商局在战后能够控制长江和沿海的航运，他们也运用权力，拒绝为民生公司的加拿大借款提供政府担保。这样，民生公司的财政困难也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
长期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卢作孚的身体很不好。1941年冬天，他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在歌乐山疗养了半年。这半年里面，22岁的大儿子卢国维第一次有机会像个成年人那样和父亲一起长时间交谈。“有一次，我父亲跟我说，想把民生公司交出去。他还说，自己真正的兴趣不是办实业，是搞建设。”
实业救国背后的世界观
卢作孚是一个生活作风朴素，律己甚严的人，这个“严”，自然就包括了他的家人。当时民生公司为只供在重庆修建了一个“民生村”宿舍区，全部是一栋一栋的平房，一家人住一栋。但是房子修好之后，卢作孚却并不去住，而是和一大家人租住红岩村2号。这是一栋一楼一底的房子，住了四家人，厕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里。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了卢作孚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获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不论上述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卢作孚把钱看得并不重，这是一个事实。虽然“民生公司就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就是我父亲”，但是他却并不占股，所以严格说来，卢作孚是实业家却不是资本家，他的莫逆之交梁漱溟就评价他“公而忘私，为而不有”。“按照党划分阶级的标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叫资产阶级，但是他这个资产阶级有点冤枉，他还不是一样拿工资。”卢国纶开玩笑说。
民生公司创立时，卢作孚作为总经理月工资是30元。当时万县市政督办杨森请他去做市政协办，相当于副市长，月薪500大洋，舆马费另算。卢作孚写信拒绝说：“我平生只愿做事，不愿做官。”在后来的日子里，卢作孚的收入不能算少，但是除了每个月在民生的工资交给妻子，兼任其他企业董事的舆马费要大大超过工资收入，他都悉数捐给了四川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这些建设教育事业。民生公司的档案记载，1934年1月，卢作孚指示会计处：“从1934年1月起，所有各方给我的舆马费，请悉数捐给兼善中学。”卢国纶的妻子当年在兼善中学读书，她还记得当年同学中间流传一个小笑话：同学结伴出门吃饭，结账的那个人大家就叫他“董事长”。这个典故就是因为卢作孚——因为别的董事长都是赚钱的董事长，只有他是出钱的董事长。
一个人没有什么私欲，这只能是因为他志不在此，他内心有更强大的梦想。西南师大卢作孚研究中心的刘重来教授评价卢作孚是一个有“西部情结”的人。实际上，创建民生公司、搞西南乡村建设、搞教育，这都是卢作孚实现自己梦想的手段。他的梦想就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民生公司、北碚工业、通俗教育馆，这都不过是他进行社会改革的试验田。1925年，卢作孚身在上海订制民生公司的第一条船，他在少年中国同学会的朋友恽代英去找他，一起去广州黄浦军校从事革命。卢作孚拒绝了，他说，我的事业已经开始，不能半途而废，今后你搞革命我搞建设，将来我们是殊途同归。
卢作孚的实业救国和其他民族资本家的实业救国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的实业救国思想背后有一个世界观的支持。在谈到中国的困难和出路的时候，他认为中国人只有“集团生活”，没有“社会生活”，这是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所谓集团生活，是基于家族关系、亲戚邻里朋友关系的一种农耕社会的组织生活。所谓社会生活，是一种现代集团生活，就是像西方那样超越家庭、超越亲戚邻里朋友关系的“工商时代的集团生活组织”。这种集团生活不是以依赖家庭、亲朋关系为核心，而是以依赖社会国家为核心这种集团生活的比赛标准，不是家庭、家族之间或派别之间角斗，而是存在于企业和企业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
从某个角度上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乃至卢作孚的一生，都是实践这种世界观的一个样本。
1949年以后的生涯
卢作孚去世以后，他的朋友晏阳初评价他是“完人”。在记者的采访中，没有一个人相信世界上有完人，“他只是接近完人”。卢国纶说：“如果说他有弱点，那就是自尊心太强了。如果他自尊心不强，不会发生1952年那件事。”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家中服用安眠药去世。当时的情形，卢国纶曾经在2005年4月21日的《南方周末》撰文详细回忆。令后人所不解的是，一个拥有如此强大的意志、如此有原则的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于他的情感和痛苦，我们恐怕还是不是很了解，如果了解的话，那件事情也会缓解一下的。”卢国纶感叹说：“在过去，他也遇到很多困难，但张群（注：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跟他关系非常好，他有时候跟张群说，张群帮他出主意。结果1952年那次，他也有一个好朋友孔勋，西南煤炭工业局的局长，西南军事委员会的。他挂电话找他，不在，参加会议去了。他没地方倾诉。当然，前面还有事情，压力已经很大。”
刘重来说：“越是厉害的人知音越少，最厉害的人是非常孤独的。还有就是因为自信，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即使有困难，也是到了不得意的时候才暴露出来。”
民生公司当时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卢国纶一生中惟一一次接触到父亲的工作就是在那个时候。当时民生公司有一部分船往返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因为和加拿大归还贷款的问题没有谈拢，对方要在香港扣押民生的船。有一天，广州分公司的电话打到家里，卢国纶先接。“然后让我父亲接电话，广州就告诉他，他就有点着急了。他就在电话里说，那一批船，是民生公司的财产，也是人民的财产、国家的财产，一定要保护好。你们把那一批船开回广州，以后就不要再开回香港去了。”重庆解放的前后，卢作孚一直为此在香港重庆两地奔波。
到1951年，民生公司连工资都很难发出来。当时中央批给了民生1000个亿的贷款，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那时候1000万不得了，够民生发一年工资，很解决问题了。但是当时中央通知了民生的一个人，但那个人没有跟我父亲讲。这里面很复杂。”
卢国纶分析，在2月8日之前，父亲应该就有预感，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那时候民生公司的高级干部、高级职员很多都被斗争了，而且在最前排最中间给他放个藤椅，看起来是给他享受特殊待遇，实际上给人感觉就像审犯人，一个人坐一个椅子，就看着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在那里被斗争，斗完了有人判刑、有人枪毙，给他造成很大压力。三反五反一开始，来了这么一个会，他肯定要想，这一回轮到我了。”
1953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回顾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时候，提出有四位实业界人士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这个时候，卢作孚已经去世一年了。
后记
卢氏家族可能是中国民族实业家族传承的又一个完整样本。卢作孚当初对民生没有所有权，也并不鼓励子女接班，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几乎都学了理工，而不是管理。但是，现在他的儿子卢国维、卢国纪，孙子卢晓钟、卢铿、孙女卢晓蓉都在留在企业界。这固然可以用天赋和家族基因传承来解释，但是孙女卢晓蓉说：“卢家没有出败家的人，也是因为无家可败。我们家族的继承不是财富上的，是精神上的。”
船王包玉刚曾经说：“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事实上，卢作孚的影响绝不仅仅因为他一手创建了声誉卓著的民生航运公司，也不仅仅因为他在四川乡村建设和通俗教育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经历、思想、情感和痛苦向我们展示了在那样一个混乱并且充满阻力的时代，一个人如何洋溢着热情和抱负，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未来，他以个体的卑微和一个时代不断抗争、妥协、融合，最终他的影响和眼光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
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卢作孚是一个半儒半佛式的人物。他有入世进取的济世情怀，是个行动者，同时又是个心怀慈悲的思想者。对于他“佛”的一面，和他同时代的李叔同有一副对联颇能参照：“以情恕人，以理律己。”
和马克思“血淋淋的毛孔”理论不一样，卢作孚生命里的59年似乎可以证明：一个好人也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