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建立在巨大统计误差和各项经济指标错误基础上的频繁的货币政策微调显得很滑稽。政府对本国经济某一个历史阶段大方向的把握才是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文/滕 泰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经济普查结果表明，中国过去若干年的GDP规模和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程度的统计误差。经调整后，2004年GDP总量达到近16万亿元，人均GDP从原来的1276美元上升为1490美元。
事实上，这个普查结果从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几年前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观点，以及经济学家的直觉判断。从最简单的逻辑讲，如果按照收入法核算中国国民收入，因为中国居民的隐性收入占名义收入的比例很高，这些隐性收入大部分隐藏在服务业。按着支出法统计，第三产业的低估就达2.13万亿，占核算增加总量2.3万亿的93%。
由于过去数字所反映的总量水平比实际情况落后了两年，以此计算出来的作为宏观经济决策依据的一系列指标必须重新修正。因此不仅需要重新认识我国的经济总量水平和人均财富水平，而且需要重新分析新统计数据所反映的经济结构特征，并且以此为基础把握未来决策的方向。
前两年的宏观调控过于严厉
由于总量低估，以原有GDP为基础计算出的合理货币投放规模、合理信贷规模、投资水平、进出口贸易比率、单位GDP能源消耗等指标都是不正确的。新的数据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投资、出口的依赖度下降，而消费的贡献率显著上升，中国经济实际情况比以前数据显示的更健康、更具有可持续性。例如：投资率从调整前的43.9%降低到调整后的37.5%；消费率则从53.6%上升到60%；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例从70.0%下降到60%；广义货币供应量M2/GDP由185%，降至158.4%，狭义货币（M1）由70.1%降至60.0%，流通中现金（M0）由15.7%降为13.4%；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由原来的15.2%、52.9%、31.9%变为调整后的13.1%、46.2%和40.7%；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8.8%降至调整后的16.1%等等。
基于此，前两年执行的宏观紧缩政策值得重新评估，虽然从方向上不存在大的错误，但是对于投资和信贷的控制似乎过于严厉了。按照新的统计数据，投资率已经从43.9%下降到37%左右，略高于我国90年代的平均水平，相当于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工业化时期的水平——考虑到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定历史阶段，这一投资水平基本上是合理的。以近16万亿的GDP总量为基础，货币投放量应该适度增加，存款准备金率应该降低，进一步扩张信贷，执行更积极的经济政策。
由于GDP总量的增加主要体现在国内非贸易部门，所以以此为基础计算的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度降低了。中国的居民消费需求正在崛起，内需是旺盛的，每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于10%的增长势头也是强劲的，主要体现在对住房、交通、通信、旅游、服务消费升级的行业，这些行业恰恰是统计遗漏最多的地方。因此，过去经济数据所反映的消费需求的存量情况和增长情况都有低估。
尽管如此，扩大内需的政策方针不能变，因为大国经济必须以强大的内需为基础。由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可以按照人均GDP超过1400美元为基础进行评估，所以扩大内需的方针更具有实施的基础，比如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减少贫富差距、降低税收、执行积极的资本政策、加快发展农村经济等等。
重视自身的大国经济地位
在所有的经济模型和对外经济政策中，应该更加重视中国作为大国的经济地位。按照2004年近16万亿的GDP总量，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居全球第六位。考虑到新的统计基础上2005年的GDP总量也有调高，以及中国经济增长远远高于前五位大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还要进一步扩大。事实上，按照某些国际金融机构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尽管这种估算不一定准确，但是人民币升值的巨大空间必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
在这种背景下，所有的宏观和微观对外经济决策，都必须从经济学的小国模型，尽快转换到大国决策模型：充分考虑、具体测算大国经济本身的政策调整对贸易品价格、国际金融产品以及对现有贸易秩序和制度的影响，积极利用大国经济地位捍卫本国经济利益，减少国家、企业和居民的财富流失。
由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度降低，同时中国的进口和消费能力对世界产品价格的形成作用增加，人民币升值对整体经济增长负面作用得以降低，而对全球财富和生产格局的分配作用加大，所以人民币升值的进程应该提速。
普查结果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第三产业比重占到41%，而制造业比重降低，因此反应出来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更具可持续性、也更健康。更大规模的GDP背景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降低，税基相应比例增加。但是我认为，除了保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资金之外，政府应该在扩大税基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低税率，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企业投资，避免经济增速在更大的基数基础上出现下滑。
值得注意的问题还包括，以新的GDP来衡量，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以及企业直接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更小了，因此应该加速发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中国的GDP增加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批发零售、贸易、餐饮、房地产等行业，以新的GDP总量来衡量，知识产权以及高科技行业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相应降低了，因此应该更加提倡自主知识产权，强化提高本国经济的科学技术含量；由于漏统计较多的行业大部分为非贸易部门，是经济深度开放过程中的价格上涨部门，因此新的物价增长率可能高于之前公布的物价变化水平，但是影响不会太大，依然在健康的指标范围内；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方针不能因为单位GDP能耗的降低而有所忽视，巨大的经济总量反而强化了未来的能源短缺；由于新增收入部分主要体现在城镇，从而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农村经济和解决农村问题的迫切性进一步突出等等。
政府应该执行“少干预”政策
值得深思的是，经济状况的研究本来就是抽象的，很多经济研究行为就跟盲人摸象差不多，的确有一定的盲目性和不可靠性。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不同的经济学家沿着不同的视角在同一时期提出完全相反的政策建议。因此，政府在未来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更加谨慎，更加关注制度、关注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关注居民福利、关注价格、关注国家利润总量、关注财富流动与分配，而不是仅仅盯住GDP以及相关指标。总体而言，微观的价格信号比宏观的经济指标更加可触摸。
就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而言，制度和历史的研究比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更具有可把握性，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历史阶段判断，以及在职某一个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对这种大方向的把握应该是一切政策的制定依据和根本出发点。相反，以巨大的统计误差和各项经济指标的错误为基础的频繁的所谓微调性的货币政策就显得很滑稽，其对经济到底是有好处还是产生伤害都很难评估，即使是错误的政策调整，其伤害效果一般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体现出来。
总之，财富是抽象的，经济数据也是抽象的。因此政府更应该执行在相对稳定的货币增长量前提下的少干预政策。那种依据局部错误的统计指标一会儿要求政府“踩刹车”，一会儿又呼吁政府“踩油门”的经济学家，经历过这次GDP“数据”大调整以后，再提出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应该更加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