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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父辈们“报国”的倾向,却苦于自己表外是个“中国人”,内里却是个“外国人”;他们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叫“香蕉人”

文/本刊记者  钟加勇  见习记者  邢紫月

国内长大——国外学习镀金——归国创业——取得成功后做慈善。这是第一代海归成功的轨迹。那么,海归的第二代呢?他们的真实状况如何?价值观又是什么?他们未来的天地还会在国内吗?两代人之间在传承什么?又遗失了什么?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在跟踪采访了几位海归和他们的后代之后,发现海归家庭虽然个个不同,却也以某种貌似的时代特征展现出来。由于经历和目标相通,他们的孩子中英文流利,小小年纪已经游历不少国家,结交的朋友也多是跟自己经历相仿的小海归或者小华侨。有的海归二代生在国外,学在国外,即使随着父母回到国内也是难以融入当地学校,或者干脆就在使馆学校,而大学之后又直接到了国外,缺乏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他们除了肤色外,想法、行为方式都是国外的;他们没有父辈们“报国”的倾向,却苦于自己表外是个“中国人”,内里却是个“外国人”;他们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叫“香蕉人”——黄皮白心,他们在精神上像是个“犹太人”——没有根,在全世界飘荡。

喻恒:富爸爸与苦行僧女儿

这是一对有意思的父与女。

董事长、宝时捷、别墅、高尔夫、美食、股票……构成了父亲的事业和人生;剑桥、阅读、写作、思考、节俭、苦行僧……勾勒出女儿的轮廓。一个现实主义,一个理想主义;一个享乐人生,一个思考人生;一个年过四十,一个行将二十。

女儿叫喻俐雅,年仅19岁。她有着一份让同龄人侧目的简历:“德籍华人,祖籍湖南;现为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哲学专业学生,通晓德、英、法、中四国语言;喜爱政治哲学和文学,15岁时,就以德文小说《红灯笼》获德国居里文学基金会征文特别奖而为人所熟悉。”后来,她用德文写作的《归宿·气》,谈论的是生与死、灵与魂这样的哲学问题,写作该文时她才17岁,获得了德国2003园艺世博会命题征文大奖。

父亲叫喻恒,是一位标准的海归,早年留学德国,现在是梅菲特(中国)涂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生意上非常成功,2006年更是让股市里的几千万资产翻了一番。在喻恒看来,人生就像刷卡,过一天少一天,因此,他的口号是“要过好每一天”。 所以,喻恒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凑合”过,他住着600多平方米的别墅,经常出入高尔夫球场,精选地挑选着每一次美食。同时,在企业走入正轨之后,他退出总经理的职位,只做董事长。

虽然有个“富爸爸”,女儿喻俐雅还是喜欢“苦行僧”式的生活。和国内大学生喜欢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同,她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极大的污染源,属于不必要的开支。因此。她坚持用学校的公共电脑,宿舍的固定电话,平时上网也只看自己的专业,从不上网聊天。

“别人小孩是伸手要钱,我是想方设法多给她钱,怕她要用。”喻恒夫妇很疼爱女儿,总想以这种中国式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她经常会觉得花父母的钱心里不安,因为德国人的教育,18岁以后就应该自己独立了”。

喻恒是一个中国情结很重的人,他认为女儿应该孝顺,但女儿在青春期的时候跟西方小孩一样,很反叛。因此他们有过一次很大的冲突。

“你不是中国人那你是哪里人?”当喻恒以纯粹中国父亲的眼光跟女儿沟通时,发现对面站着的女儿竟像个纯粹的外国人。这让他十分恼火。

女儿并不屈服,她说:“德国是我的出生地,德语是我的母语,我从小在德国文化下长大,你非让我说自己是个中国人我肯定说啊,关键是我的内心说——我不是。”

女儿在德国使馆学校最辉煌的时候,德国大使史丹泽两次大型聚会都邀请她主持。大使之所以认识她,就是因为她在《红灯笼》获奖后登上了德国内政部一本叫做《海外德人》的年刊的封面。而每次聚会大使都这样介绍她:“这是我们德国作家喻俐雅”——而不是说“这是我们德国学校的中国留学生”。

“其实并不是女儿顽固不化。”喻恒回过头来设身处地的想了想,觉得这还是跟环境有关系。因为在德国人眼中她是中国人,在没开口前人家会问她你德语讲得怎么样,而一旦开口她的德语讲得比那个德国人还好。但是在中国人这里,她又不是一个中国人。

有一次女儿所在的学校的一位舞蹈老师就跟她妈妈说,“这是你女儿,她的一举一动就是个外国人。”而实际上,虽然女儿12岁就随父母回到了中国,但她跟中国小孩却怎么也玩不到一起。中国小孩看电视看得哈哈大笑,她觉得不好笑,也不喜欢看中国电视。

女儿后来对犹太文化特别感兴趣。她告诉父亲,“我就是个犹太人,是个没有精神家园的人。”这让喻恒产生很大的触动,他开始更多地理解女儿。同时,随着女儿慢慢长大,喻恒跟她的冲突越来越少。“我在试图理解她,她也在试图理解我。”喻恒说。

现在,女儿说自己就是“地球公民”。喻恒觉得也对,“她们这一群人就是世界人。”

对于父亲的一些善举,女儿不仅非常赞同,还积极鼓励。这是两人最大的共识。2006年底,喻恒又给一些烫伤痊愈后的儿童寄钱,同时还把领养的一个四川的艾滋孤儿带到家里。她在电话中得知后就大赞父亲,还鼓励父亲多赞助几个,说“那么大的房子可以多住几个”。

她总说,“一个人爱自己,爱家人不难,爱陌生人难。”喻恒从女儿身上学到了这一点,但正因为这样,他反而为女儿担心。“你别看她写那么高深的文章,我有时候很怕她受到伤害,她总把任何人想得很好。”他说。

女儿还不喜欢谈钱。有一次喻恒跟朋友聊天,说今年买股票赚了,女儿在一旁就怒嗔:“你又说钱?!”喻恒只好亮出“爸爸赚钱才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的宗旨,她才作罢。

母亲也担心女儿由于不接触社会的下层,对苦难不知,怕她生活在真空中一样。“她从来不看中国电视,看的都是美联社、法新社的报道,而这些媒体总喜欢报道负面新闻,所以她看到的到处都是黑暗。”她在政治上的观点也与母亲有很大差别——母亲把今天的中国跟过去相比,觉得现在比过去要好,但是女儿会跟将来比、跟西方比,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会大相径庭。

母亲在湖南的侄女去年也要申请到美国上学,她觉得喻俐雅姐姐是剑桥大学的,就寄予厚望让姐姐来帮她润色,使这篇文章的质量提高。结果,事情最后竟演变成两个接受不同教育的孩子的思想对撞。

这位侄女写的文章,完全是中国孩子的思维和语气,题目就是“我爱湖南”。但喻俐雅认为,既然你爱湖南,湖南有那么多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在你文章中体现出来?你全部是赞美之词,你爱你的故乡,为什么不提出建议帮助它改进?你要写湖南的历史,你为什么不写毛泽东?

“我只能改语法,但不能改思想。”她说。

徐小平:为儿寻根

多年以后,徐小平仍然对一次闲聊印象深刻。

那是11年前的1996年,他刚从加拿大回到中国,参与创建新东方。一天,他与俞敏洪无意间聊起北大的旧人往事,谈起英语系一位女生的近况时,俞敏洪有些不屑,“这个女的没出息——她嫁给了一个海外华人!”这句话让徐小平感到不是那么爽——他在加拿大的两个儿子都是“海外华人”啊!他反驳俞敏洪此言笼统武断,俞敏洪想了想,痛心疾首地说:“海外华人,他、他、他……他没有根基啊!”

海归二代的根基问题,令把妻儿留在加拿大只身回国的徐小平着急上火。这个自认为是凭着“江南小才子的种种‘小算盘’以及国际化的大眼光”才走到今天的人生设计专家,多年来试图用自己的强健的精神力量和行动来影响两个儿子,寻找中国根。

1月20日,坐在国际俱乐部的大堂里,他激动地说:“从我两个儿子出生开始到现在,我对他们的定位就是精通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尽管我的儿子,语言是英文更棒,历史是美国了解更多。”只是,浩瀚的太平洋依然横亘在中美之间,所以他也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让他成为一个中国人,而不要成为一个外国人。”“如果”二字,又透出几许悲伤、无奈和尴尬。

徐小平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徐超,17岁,正在美国读高三;小儿子Adam,14岁,在美国一所寄宿学校读初中。这两个孩子都是在加拿大出生、长大的加拿大公民。

像许多在海外的华人一样,徐超和Adam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是哪国人?……对于这些问题,徐超和Adam的回答是:“我是加拿大公民。”期望自己的儿子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中国人”的徐小平,起初躲避记者的问题:“他们是谁?首先,他们是我儿子!”后来,他也承认,“他们有着定位的危机”。

徐超三岁那年,他捧着生日蛋糕唱生日歌,可是临到歌曲结束时,徐超脱口而出的却是:“Happy birthday dear Canada.”一时间,徐小平和妻子都楞住了,尽管徐超从法律上来说是加拿大公民,他们还是希望黄皮肤黑眼睛的儿子唱“Dear China”。

当俞敏洪两岁的女儿已经能够将一首又一首唐诗倒背如流时,徐小平又高兴又嫉妒,有一次从中国回到加拿大后,他跟徐超说:“超超,你也该背背唐诗了!”“唐诗?What does that mean?(这是什么意思?)”徐超的记忆词库里,没有唐诗的概念。这样的回答让徐小平不禁悲从中来,心中如晦,“文盲的孩子也是会背几句‘床前明月光’的……”

“你是谁?”的困惑同样存在于加拿大公民徐超和Adam心中。尽管生在加拿大长在加拿大,他们也是有种族差异意识的,称白人为洋人。在温哥华读中学的时候,喜欢打篮球的徐超没有能够如愿进入校篮球队。“他们种族歧视!”徐超告诉父亲自己因此不能进校队。“这虽然只是小孩子的一句玩笑话,可是反映了种族问题在孩子心灵深处已经扎根了。”徐小平说。

以上的一切,徐小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开始试图采取各种方式告诉自己的两个儿子——你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前途在中国。

 “我儿子的爸爸是一个精神强健的人,我的精神强健在于我老说中国好,尽管我在中国也有很多苦恼,但我还是说中国好,这样我的儿子本能地就想回中国。”徐小平决定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儿子回中国。

有一次,他到上海出差,写了一封信给儿子,告诉他们爸爸到上海了,上海跟多伦多差不多,跟纽约也差不多。“瞧!我偷梁换柱,把中国上海作为世界城市这样一个概念介绍给儿子,儿子就接受了上海,也接受了中国。”对于自己给上海的创新解释,徐小平颇为得意,也毫不掩饰这份自得。

2003年,在徐小平的主张和安排下,徐超和Adam终于回到了“世界城市”上海,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进入上海一所国际学校学习。在中国的这两年里,两个孩子的中文有了巨大的长进,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也多了很多。后来,徐超写了一篇作文,写学校里的清洁工一个人养活父辈四位老人的故事。“那篇文章非常棒,写中国的社会问题。”他毫不吝惜对儿子进步的赞扬。

只是这段在上海的岁月仅仅持续了两年,两个孩子就提出回加拿大。为什么离开上海,回到加拿大呢?徐小平说:“实际上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回到中国,这是我的选择。回加拿大,有一点点无奈,因为两个孩子在中国毕竟不是那么适应。他们适应,但不是那么适应,主要是中国的国际学校质量不高。”而中国普通中学的教育,由于回来的时间太晚,徐超和Adam已经没有能力适应。“没能让孩子在一个中西结合特别好的环境里接受教育,是我的悲伤。海归人回不来,就是因为孩子没法适应中国的学校。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学校对儿童的各种要求是虐待,是对青春、对民族活力的扼杀!”

Adam是一个天性活泼的小男孩,性格外向,人缘特别好,朋友很多,可就是不爱学习。在温哥华上学的时候,如果Adam迟交作业,学校马上会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班去,那个班上的同学都是喜欢迟交作业的孩子,通过培训和教育,慢慢让他们改掉这个坏毛病。而在上海的国际学校呢,老师天天批评Adam不交作业,“我们(家长)也没办法啊!”教育咨询大师徐小平也有自己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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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两年里,我发现孩子的许多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学校纠正时,决定还是尊重他们自己的决定,让他们回到他们文化的洪流里去。这里对他们来说只是文化的涓流、支流。”

回到加拿大一年以后,2006年,徐超和Adam来到美国,开始了寄宿学校的生活。如今,徐超已经17岁,很快就要读大学了。Adam也14岁了,有女朋友了,徐小平对这一点颇为得意,他嘱咐记者:“把这点写下来,写到文章中去!”这时你会觉得,果真是传说中那个喜欢自我总结反客为主的徐小平。

按照他的规划,徐超将会在美国念大学,“他本科念什么专业,我并没有什么详细的规划。我更希望他上四年数理化或者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上完这四年,他自然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而干什么的地点,徐小平的选择是中国。2005年圣诞节假期,徐小平特地把徐超带到北京,领他参观了新东方、新浪、摩托罗拉、普华永道等大公司,参加了一些活动。之后,徐超主动告诉爸爸,他以后要来北京工作。

也许徐超的未来在北京,那个调皮捣蛋又活泼可爱的Adam的未来又在哪里呢?徐小平说他并不知道Adam现在的想法,这个开朗的小儿子似乎更容易与洋人打成一片。只是,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里,Adam的MSN的签名写着——My name is Adam. I‘‘m in China, but my future is in Canada(我的名字叫Adam,我现在在中国,但是我的未来在加拿大).“我看了以后,觉得有点酸。不管怎样,反正我会不断地告诉他,你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前途在中国。”徐小平说。

这样的选择会不会是一个中国父亲的期许?“是我的期许,但他们是我儿子,也是他们认的!是他们被哺育出来的期许!我的儿子,肯定是有根的!”徐小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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