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们没有父辈们“报国”的倾向，却苦于自己表外是个“中国人”，内里却是个“外国人”；他们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叫“香蕉人”
文/本刊记者 钟加勇 见习记者 邢紫月
国内长大——国外学习镀金——归国创业——取得成功后做慈善。这是第一代海归成功的轨迹。那么，海归的第二代呢？他们的真实状况如何？价值观又是什么？他们未来的天地还会在国内吗？两代人之间在传承什么？又遗失了什么？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在跟踪采访了几位海归和他们的后代之后，发现海归家庭虽然个个不同，却也以某种貌似的时代特征展现出来。由于经历和目标相通，他们的孩子中英文流利，小小年纪已经游历不少国家，结交的朋友也多是跟自己经历相仿的小海归或者小华侨。有的海归二代生在国外，学在国外，即使随着父母回到国内也是难以融入当地学校，或者干脆就在使馆学校，而大学之后又直接到了国外，缺乏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他们除了肤色外，想法、行为方式都是国外的；他们没有父辈们“报国”的倾向，却苦于自己表外是个“中国人”，内里却是个“外国人”；他们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叫“香蕉人”——黄皮白心，他们在精神上像是个“犹太人”——没有根，在全世界飘荡。
喻恒：富爸爸与苦行僧女儿
这是一对有意思的父与女。
董事长、宝时捷、别墅、高尔夫、美食、股票……构成了父亲的事业和人生；剑桥、阅读、写作、思考、节俭、苦行僧……勾勒出女儿的轮廓。一个现实主义，一个理想主义；一个享乐人生，一个思考人生；一个年过四十，一个行将二十。
女儿叫喻俐雅，年仅19岁。她有着一份让同龄人侧目的简历：“德籍华人，祖籍湖南；现为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哲学专业学生，通晓德、英、法、中四国语言；喜爱政治哲学和文学，15岁时，就以德文小说《红灯笼》获德国居里文学基金会征文特别奖而为人所熟悉。”后来，她用德文写作的《归宿·气》，谈论的是生与死、灵与魂这样的哲学问题，写作该文时她才17岁，获得了德国2003园艺世博会命题征文大奖。
父亲叫喻恒，是一位标准的海归，早年留学德国，现在是梅菲特（中国）涂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生意上非常成功，2006年更是让股市里的几千万资产翻了一番。在喻恒看来，人生就像刷卡，过一天少一天，因此，他的口号是“要过好每一天”。 所以，喻恒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凑合”过，他住着600多平方米的别墅，经常出入高尔夫球场，精选地挑选着每一次美食。同时，在企业走入正轨之后，他退出总经理的职位，只做董事长。
虽然有个“富爸爸”，女儿喻俐雅还是喜欢“苦行僧”式的生活。和国内大学生喜欢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同，她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极大的污染源，属于不必要的开支。因此。她坚持用学校的公共电脑，宿舍的固定电话，平时上网也只看自己的专业，从不上网聊天。
“别人小孩是伸手要钱，我是想方设法多给她钱，怕她要用。”喻恒夫妇很疼爱女儿，总想以这种中国式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她经常会觉得花父母的钱心里不安，因为德国人的教育，18岁以后就应该自己独立了”。
喻恒是一个中国情结很重的人，他认为女儿应该孝顺，但女儿在青春期的时候跟西方小孩一样，很反叛。因此他们有过一次很大的冲突。
“你不是中国人那你是哪里人？”当喻恒以纯粹中国父亲的眼光跟女儿沟通时，发现对面站着的女儿竟像个纯粹的外国人。这让他十分恼火。
女儿并不屈服，她说：“德国是我的出生地，德语是我的母语，我从小在德国文化下长大，你非让我说自己是个中国人我肯定说啊，关键是我的内心说——我不是。”
女儿在德国使馆学校最辉煌的时候，德国大使史丹泽两次大型聚会都邀请她主持。大使之所以认识她，就是因为她在《红灯笼》获奖后登上了德国内政部一本叫做《海外德人》的年刊的封面。而每次聚会大使都这样介绍她：“这是我们德国作家喻俐雅”——而不是说“这是我们德国学校的中国留学生”。
“其实并不是女儿顽固不化。”喻恒回过头来设身处地的想了想，觉得这还是跟环境有关系。因为在德国人眼中她是中国人，在没开口前人家会问她你德语讲得怎么样，而一旦开口她的德语讲得比那个德国人还好。但是在中国人这里，她又不是一个中国人。
有一次女儿所在的学校的一位舞蹈老师就跟她妈妈说，“这是你女儿，她的一举一动就是个外国人。”而实际上，虽然女儿12岁就随父母回到了中国，但她跟中国小孩却怎么也玩不到一起。中国小孩看电视看得哈哈大笑，她觉得不好笑，也不喜欢看中国电视。
女儿后来对犹太文化特别感兴趣。她告诉父亲，“我就是个犹太人，是个没有精神家园的人。”这让喻恒产生很大的触动，他开始更多地理解女儿。同时，随着女儿慢慢长大，喻恒跟她的冲突越来越少。“我在试图理解她，她也在试图理解我。”喻恒说。
现在，女儿说自己就是“地球公民”。喻恒觉得也对，“她们这一群人就是世界人。”
对于父亲的一些善举，女儿不仅非常赞同，还积极鼓励。这是两人最大的共识。2006年底，喻恒又给一些烫伤痊愈后的儿童寄钱，同时还把领养的一个四川的艾滋孤儿带到家里。她在电话中得知后就大赞父亲，还鼓励父亲多赞助几个，说“那么大的房子可以多住几个”。
她总说，“一个人爱自己，爱家人不难，爱陌生人难。”喻恒从女儿身上学到了这一点，但正因为这样，他反而为女儿担心。“你别看她写那么高深的文章，我有时候很怕她受到伤害，她总把任何人想得很好。”他说。
女儿还不喜欢谈钱。有一次喻恒跟朋友聊天，说今年买股票赚了，女儿在一旁就怒嗔：“你又说钱？！”喻恒只好亮出“爸爸赚钱才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的宗旨，她才作罢。
母亲也担心女儿由于不接触社会的下层，对苦难不知，怕她生活在真空中一样。“她从来不看中国电视，看的都是美联社、法新社的报道，而这些媒体总喜欢报道负面新闻，所以她看到的到处都是黑暗。”她在政治上的观点也与母亲有很大差别——母亲把今天的中国跟过去相比，觉得现在比过去要好，但是女儿会跟将来比、跟西方比，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会大相径庭。
母亲在湖南的侄女去年也要申请到美国上学，她觉得喻俐雅姐姐是剑桥大学的，就寄予厚望让姐姐来帮她润色，使这篇文章的质量提高。结果，事情最后竟演变成两个接受不同教育的孩子的思想对撞。
这位侄女写的文章，完全是中国孩子的思维和语气，题目就是“我爱湖南”。但喻俐雅认为，既然你爱湖南，湖南有那么多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在你文章中体现出来？你全部是赞美之词，你爱你的故乡，为什么不提出建议帮助它改进？你要写湖南的历史，你为什么不写毛泽东？
“我只能改语法，但不能改思想。”她说。
徐小平：为儿寻根
多年以后，徐小平仍然对一次闲聊印象深刻。
那是11年前的1996年，他刚从加拿大回到中国，参与创建新东方。一天，他与俞敏洪无意间聊起北大的旧人往事，谈起英语系一位女生的近况时，俞敏洪有些不屑，“这个女的没出息——她嫁给了一个海外华人！”这句话让徐小平感到不是那么爽——他在加拿大的两个儿子都是“海外华人”啊！他反驳俞敏洪此言笼统武断，俞敏洪想了想，痛心疾首地说：“海外华人，他、他、他……他没有根基啊！”
海归二代的根基问题，令把妻儿留在加拿大只身回国的徐小平着急上火。这个自认为是凭着“江南小才子的种种‘小算盘’以及国际化的大眼光”才走到今天的人生设计专家，多年来试图用自己的强健的精神力量和行动来影响两个儿子，寻找中国根。
1月20日，坐在国际俱乐部的大堂里，他激动地说：“从我两个儿子出生开始到现在，我对他们的定位就是精通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尽管我的儿子，语言是英文更棒，历史是美国了解更多。”只是，浩瀚的太平洋依然横亘在中美之间，所以他也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让他成为一个中国人，而不要成为一个外国人。”“如果”二字，又透出几许悲伤、无奈和尴尬。
徐小平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徐超，17岁，正在美国读高三；小儿子Adam，14岁，在美国一所寄宿学校读初中。这两个孩子都是在加拿大出生、长大的加拿大公民。
像许多在海外的华人一样，徐超和Adam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是哪国人？……对于这些问题，徐超和Adam的回答是：“我是加拿大公民。”期望自己的儿子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中国人”的徐小平，起初躲避记者的问题：“他们是谁？首先，他们是我儿子！”后来，他也承认，“他们有着定位的危机”。
徐超三岁那年，他捧着生日蛋糕唱生日歌，可是临到歌曲结束时，徐超脱口而出的却是：“Happy birthday dear Canada.”一时间，徐小平和妻子都楞住了，尽管徐超从法律上来说是加拿大公民，他们还是希望黄皮肤黑眼睛的儿子唱“Dear China”。
当俞敏洪两岁的女儿已经能够将一首又一首唐诗倒背如流时，徐小平又高兴又嫉妒，有一次从中国回到加拿大后，他跟徐超说：“超超，你也该背背唐诗了！”“唐诗？What does that mean？（这是什么意思？）”徐超的记忆词库里，没有唐诗的概念。这样的回答让徐小平不禁悲从中来，心中如晦，“文盲的孩子也是会背几句‘床前明月光’的……”
“你是谁？”的困惑同样存在于加拿大公民徐超和Adam心中。尽管生在加拿大长在加拿大，他们也是有种族差异意识的，称白人为洋人。在温哥华读中学的时候，喜欢打篮球的徐超没有能够如愿进入校篮球队。“他们种族歧视！”徐超告诉父亲自己因此不能进校队。“这虽然只是小孩子的一句玩笑话，可是反映了种族问题在孩子心灵深处已经扎根了。”徐小平说。
以上的一切，徐小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开始试图采取各种方式告诉自己的两个儿子——你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前途在中国。
“我儿子的爸爸是一个精神强健的人，我的精神强健在于我老说中国好，尽管我在中国也有很多苦恼，但我还是说中国好，这样我的儿子本能地就想回中国。”徐小平决定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儿子回中国。
有一次，他到上海出差，写了一封信给儿子，告诉他们爸爸到上海了，上海跟多伦多差不多，跟纽约也差不多。“瞧！我偷梁换柱，把中国上海作为世界城市这样一个概念介绍给儿子，儿子就接受了上海，也接受了中国。”对于自己给上海的创新解释，徐小平颇为得意，也毫不掩饰这份自得。
2003年，在徐小平的主张和安排下，徐超和Adam终于回到了“世界城市”上海，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进入上海一所国际学校学习。在中国的这两年里，两个孩子的中文有了巨大的长进，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也多了很多。后来，徐超写了一篇作文，写学校里的清洁工一个人养活父辈四位老人的故事。“那篇文章非常棒，写中国的社会问题。”他毫不吝惜对儿子进步的赞扬。
只是这段在上海的岁月仅仅持续了两年，两个孩子就提出回加拿大。为什么离开上海，回到加拿大呢？徐小平说：“实际上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回到中国，这是我的选择。回加拿大，有一点点无奈，因为两个孩子在中国毕竟不是那么适应。他们适应，但不是那么适应，主要是中国的国际学校质量不高。”而中国普通中学的教育，由于回来的时间太晚，徐超和Adam已经没有能力适应。“没能让孩子在一个中西结合特别好的环境里接受教育，是我的悲伤。海归人回不来，就是因为孩子没法适应中国的学校。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学校对儿童的各种要求是虐待，是对青春、对民族活力的扼杀！”
Adam是一个天性活泼的小男孩，性格外向，人缘特别好，朋友很多，可就是不爱学习。在温哥华上学的时候，如果Adam迟交作业，学校马上会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班去，那个班上的同学都是喜欢迟交作业的孩子，通过培训和教育，慢慢让他们改掉这个坏毛病。而在上海的国际学校呢，老师天天批评Adam不交作业，“我们（家长）也没办法啊！”教育咨询大师徐小平也有自己的烦恼。
“在上海的两年里，我发现孩子的许多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学校纠正时，决定还是尊重他们自己的决定，让他们回到他们文化的洪流里去。这里对他们来说只是文化的涓流、支流。”
回到加拿大一年以后，2006年，徐超和Adam来到美国，开始了寄宿学校的生活。如今，徐超已经17岁，很快就要读大学了。Adam也14岁了，有女朋友了，徐小平对这一点颇为得意，他嘱咐记者：“把这点写下来，写到文章中去！”这时你会觉得，果真是传说中那个喜欢自我总结反客为主的徐小平。
按照他的规划，徐超将会在美国念大学，“他本科念什么专业，我并没有什么详细的规划。我更希望他上四年数理化或者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上完这四年，他自然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而干什么的地点，徐小平的选择是中国。2005年圣诞节假期，徐小平特地把徐超带到北京，领他参观了新东方、新浪、摩托罗拉、普华永道等大公司，参加了一些活动。之后，徐超主动告诉爸爸，他以后要来北京工作。
也许徐超的未来在北京，那个调皮捣蛋又活泼可爱的Adam的未来又在哪里呢？徐小平说他并不知道Adam现在的想法，这个开朗的小儿子似乎更容易与洋人打成一片。只是，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里，Adam的MSN的签名写着——My name is Adam. I‘‘m in China, but my future is in Canada（我的名字叫Adam，我现在在中国，但是我的未来在加拿大）.“我看了以后，觉得有点酸。不管怎样，反正我会不断地告诉他，你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前途在中国。”徐小平说。
这样的选择会不会是一个中国父亲的期许？“是我的期许，但他们是我儿子，也是他们认的！是他们被哺育出来的期许！我的儿子，肯定是有根的！”徐小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