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3蚂蚱 “一根绳上的23个蚂蚱”



在全世界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指责中,中国稻草输出协会堪称是最自律的行业协会之一,他们自称是“一根绳上的23个蚂蚱” 

文/本刊记者  何伊凡 

这一顿饭吃得无比漫长。 

 6.23蚂蚱 “一根绳上的23个蚂蚱”

2007年2月26日,从中午12:30直到晚上20:45,中国稻草输出协会秘书长邢雪森和协会其他成员围坐在餐桌旁,他们要分享的不仅是食物,还有稻草出口再次解禁后的丰厚利润。 

在邢雪森的企业雪龙产业集团稻草生产基地,冷清了21个月的生产线正在重新调试,空气中弥漫着稻草浓浓的香味。 

离开餐桌时,邢雪森并未显得疲惫,只是有些口干舌燥。稻草出口协会共有23家企业,“我们做的是稻草的生意,这项生意本身像稻草一样脆弱,”邢说,“就像系在一根绳上的23个蚂蚱,谁弄断了绳子大家都要死掉,这根绳子就是自律。” 

在大连当地主要用于生火和肥田的稻草,在日本却有“草黄金”之称,日本著名的“和牛”以其为必须的饲料,而出口日本的稻草价格每吨高达250美元,超过了大米的价格。“草黄金”为大连诸多稻草企业带来了丰厚利润,但2005年6月1日,在出口稻草中发现的“二化螟虫”为整个行业带来了灭顶之灾——中国稻草被日本政府拒之门外。 

经过9个月的奔波,解禁的光亮逐步显现,但邢雪森最担心的是“禁令”会不会再次出现。 

来之不易的稻草机会 

1997年的一个冬日,邢雪森驾车离开大连机场,一辆正从货机卸下稻草的卡车引起了同样做稻草生意的他的注意。他跟踪卡车绕大连转了45分钟,最后在码头停下,亲眼看着稻草装上一艘开往朝鲜的货轮,这时4辆黑色奥迪车突然将他团团围住。 

“就像电影中的镜头,先下来五个身穿黑衣的小伙子,然后其中一个车门打开,缓缓伸出一条纤细的腿。”从车上下来的神秘女子对这位跟踪者的身份细细盘问,最后“请”他忘记今天看到的事。 

因为担心境外稻草带来威胁日本农业安全的虫害,日方曾禁止从除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以外的其他地区进口稻草,而从这两个区域进口的稻草价格每吨在200美元以上。受高利润吸引,一些中国商人将稻草先运到朝鲜,然后以合法形式卖给日本,这种操作严格保密,以免为日方获知或者引起更多同行涉足。邢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本身是农业专家,曾在日本研修多年,人脉丰厚,很快在半地下状态做到了全国最大,并带动周边区域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 

1998年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发生口蹄疫,之后三年内稻草被禁止出口到日本,日本畜牧业马上出现了饲料需求空缺,时逢中国找到了杀灭水稻病原菌的熏蒸技术,加之检疫部门多次沟通,日本政府在1999年7月有条件地解除了对中国大陆稻草的禁令,允许已经投入资金和设备、日方从技术上认可的稻草加工企业对日出口。恰好符合此条件的工厂比较集中,位于以大连雪龙为轴心的5平方公里范围内。 

解禁的影响很微妙,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合法、正规地出口稻草,另一方面邢雪森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不能自律,这个行业可能很快会自我崩溃。 

“日本每年需要的稻草不过25万吨,解禁后国内产能一个月内就激增到了40万吨。”一家稻草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家》,“当时局面很混乱,国有性质企业想搞垄断,民营资本则不断进入,大家对这种状况都很紧张,期待能够得到控制。” 

协会艰难自律 

“中国大连稻草输出协会”应时而生,邢雪森被选为第一任会长,并连任至今。他海外经历最为丰富,“在日本,政府、企业、民众三方都高度认可农协、经济联合会等组织,只要是日本的生意,都绕不开协会。”邢希望稻草输出协会能将稻草出口量控制在每年20万吨以下,千方百计营造一个卖方市场,每吨价格则可稳定在250美元左右,“不能像生产服装、手套、皮鞋一样,呼啦一下涌出去,把自己的生意全搅了。” 

协会面对的是一群此前从未受制于任何组织的生意人,这使得协会的任何约定看起来都十分脆弱,甚至毫无效力可言。邢雪森想到可以依靠政府的力量。稻草输出协会与政府交涉了很长时间,最后获得了原外经贸部和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的认可,下发了“173号文件”,协会拥有“预核签章”的权力,即中国稻草销往日本时必须有协会价格认证的章,海关凭“章”才能放行。 

然而,“预核签章”仅限定了价格却无法限制产量,会员单位开足马力,产量很快饱和,日本客户要求降价。尽管表面有“预核签章”卡着,几家企业却动起了其他脑筋,例如给日方返利。邢雪森意识到必须凭借协会自身来解决利益分配问题,他们在“入世”前后主动放弃了“预核签章”的行政权力。 

“如果大家都放开手脚干,我是最有实力搞垄断的,”邢雪森在会议上对理事说,“既然坐在一起,就要尽量像一家人一样,我先主动将产能缩减一半。”没有激烈的争论,邢的做法成为标准,各家以熏蒸罐的数量来划分产能,而且现有罐的数量和大小要保持不变。 

“我把雪龙的出口产量控制在全行业的20%,不会多也不会少,”邢说,“没有这个规模当不了龙头企业,说话也就没有分量。” 

协会的“分量”显然还需要其它砝码,否则有人违规,仅靠纸面上的章程也无计可施,几番讨论后,协会拿出了一个自认“接近完美”的方案。 

实际上日方对中国稻草仍不放心,曾提出要现场检疫,这就需要派驻现场检疫人员,会发生高额现场检疫费用。“双方政府都不愿承担这个费用,我们就提出由协会来承担。”邢雪森兴奋地说。 

协会理事成员按照熏蒸罐的数量分摊费用,邀请检疫人员来华。这形成了一套逻辑:没有检疫服务稻草企业无法出口,但国外的官方检疫人员是由协会聘请的,如果不是稻草协会的会员,协会就没有义务和责任为其提供检疫服务,而如果谁破坏了协会的规章,就将离开协会。 

灾难会不会再来 

出口的产量确如协会计划,一直保持在20万吨以下,而且往往日方有降价要求,全体企业就会停产两天“保养设备”,因此价格也一直稳定,直到2005年6月1日,一场全行业的灾难突然降临。 

危机来得并非毫无征兆,之前日方已至少两次以同样原因将中国稻草拒之门外,只是时间并没有延续这么长。 

惹祸的都是令日本农水省谈之色变的二化螟虫,如果按照检疫标准进行蒸熏,稻草中不可能存在二化螟虫活虫。但是,每次均是一两家中国企业为降低成本,修改蒸熏数据或根本不蒸熏,骗过检疫官。“如果是稻草发生霉变等质量问题,客户会向企业索赔,这属于企业间的交涉。然而一旦发生生物污染可能,就成了国家和企业间的交涉。对方不会惩戒违反规则的企业,而是要对整个行业动手。”邢烦恼地说,“任何严密的措施都抵不过人的贪欲,没想到利润已经很高,还有人希望再从必要的成本里挤出一点来。” 

停产后雪龙的损失是每天50万元人民币的纯利,邢当时正投巨资将日本和牛引入中国,进退维谷,其他企业也差不多面临灭顶之灾。邢雪森以协会名义赴日本5次,拜会过日本农水大臣,日本政府方面与稻草协会的文件沟通也有数十次。2006年11月,日方口气已见缓和,要求中方改进设备,邢根据内部信息判断2007年3月份将再次解禁。 

“要把自律的重心从数量调整到质量。”邢说,行业协会在设备改造期间组织了熏蒸质量纠察队,看到不合理操作就执行封罐的“家法”。 

没有稻草出口企业可以离开协会独立生存,但总有人希望多分一杯羹。邢雪森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大家都能赚到钱,就是因为有这个协会。”邢把一根稻草放在指间下意识地捻着,“但博弈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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