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家校友担任大学的校董，既是一种个人荣誉也是一种公益行为
文/本刊记者 丁伟 见习记者 邢紫月
在企业家的多重身份中，有一个正越来越引起重视，那就是校董，即企业家成为国内外高等院校的董事会（The Corporation或The Board of Council）成员。
像很多校董一样，熊晓鸽很看重校董这个“最高的荣誉”，反而觉得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及亚洲区总裁的头衔并不重要。2004年，熊晓鸽在当年留学的波士顿大学设立了他个人名义的新闻奖，第二年，他当选为该校校董，参与学校管理。“我应该是中国大陆去的留学生里面第一个进入美国主流大学做校董的。”
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校董会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美国高等院校的行政组织有各种模式，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校长和校董会。校董会（及下设的多个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决定校长的任免，决策学校的办学、规划、投资等重大事务。校董会成员通常是教育领域之外的社会知名人士，包括企业家、政府官员、退休人士等——这既是一种个人荣誉也是一种公益行为。
简单地说，“校董就是帮助学校，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熊晓鸽说。但同样是董事（做预算、审计、决策），校董和公司董事有什么区别？国外校董会是非营利组织，中国的校董如何处理商业和公益的关系？如果说当年的大学教育改变了企业家的命运，他们心存感激，那他们通过做校董只是一种情结呢，还是想改变更多？
校董的角色
近几年，李嘉诚在内地做过数次影响很大的演讲，如2004年“奉献的艺术”、2005年“管理的艺术”及2006年“打倒差不多先生”，它们都发生在当年的6月28日，而且，是在汕头大学校董会会议期间。
汕头大学是李嘉诚的慈善事业中重要的部分。“二十年前这里原是一片菜花飞扬的农地”，在2002年汕头大学毕业典礼上，李嘉诚说自己“内心的激动不是语言能表达的”。按照汕头大学章程：校董会协助政府加强对汕头大学的领导，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进行积极的实质性的工作，对学校的重大决策进行审议和指导。校董会由25名董事组成，主席由广东省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人担任，董事由与汕头大学实际工作有关的人员和学术、教育界，医疗、科技等界别的知名人士担任。
“今天商业社会的进步不仅要靠个人勇气、勤奋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建立社群所需要的诚实、慷慨，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社会。”2004年，参加汕头大学第六届校董会第二次会议时，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在“奉献的艺术”中谈到了商人在现代社会的作用。范蠡和富兰克林是理念对比，校董会则是完美实践。
在美国，有两种方式回馈教育，一是捐款，如网景创始人吉姆·克拉克、雅虎杨致远向斯坦福捐赠1.5亿美元和7500万美元，甲骨文拉里·埃里森向哈佛捐赠1.15亿美元；二是在母校咨询委员会或者董事会担任职务，如普林斯顿大学36位校董中既包括福特汽车董事长，也邀请在读留学生，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曾是校董。
“非营利组织也需要人来管理，需要钱，要有一个董事会和CEO，”熊晓鸽说，“校董的期限一般是12年，可以连任两届，然后会授予你‘荣誉董事’。”
常春藤（The Council of Ivy Group Presidents）流传一种说法：普林斯顿由校董掌权，哈佛由校长掌权，耶鲁由教授掌权。实际上它们都由校董会掌握最终权力。而企业家校董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1968年对1100所高校董事会成员的调查表明，企业家占34％，洛克希德18名经理中有10人曾任校董。
与美国高校由校董会决策不同，中国的高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董会出现得比较晚，是咨询性的，学校的重大事务在听取校董建议的基础上由校长来决定。但校董会也有一定的历史：1912年，孙中山成为复旦大学第一任校董，其“天下为公”也题予复旦的学生；上世纪30年代，校董会在东北大学（张学良兼任校长）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校董会也是成功案例。1996年，东北大学校董会恢复成立，共100多个企业董事（如宝钢、首钢）。2003年，由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华能集团等7家成立华北电力大学校董会，堪称创新。
2005年9月，复旦百年校庆期间，举行了海外校董捐资助学表彰仪式，十多位海外校董携夫人出席，其中香港东方石油董事长刘浩清捐赠“特聘教授岗位”项目，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民捐建正大体育馆项目，美国友邦保险谢仕荣捐赠史带楼项目，香港东方海外董建成捐赠“董氏东方奖学金”，润泰集团尹衍梁设立光华奖学金，香港瑞安集团罗康瑞捐赠“瑞安-复旦学生海外交流基金”……这些捐赠金额达上千万元。
“做校董还是很有意思的，比管公司还复杂一点。”熊晓鸽说，“公司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但股东代表不可能那么多（波士顿大学有34个校董），大学董事会不是代表股东的利益（这又分公立和私立大学），但有一些是相同的，董事会聘用和解雇校长；不同的是我们不赚钱，这完全是一个公益义务性的活儿。”
教育改变命运
2006年8月，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向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捐赠1.05亿美元，这是全球商学院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奈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斯坦福商学院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我惟一一次回报学院的机会。”奈特40多年前在该校就读，毕业那年创建了耐克，后来成为全美最富有的人之一，身价70多亿美元。
熊晓鸽说，IDG有资助教育的传统，其董事长麦戈文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董，2004年一次捐了3.5亿美元。“对于我个人来说，参加校董会最初的原因是，湖南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对我命运的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86年，熊晓鸽获波士顿大学全额奖学金——他现在参与决定一年多少钱用于奖学金——花了8个月拿到硕士学位，接着又攻读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博士。1988年，弗莱彻学院请到了荣毅仁演讲，熊晓鸽说服了自己工作的卡纳斯出版公司赞助其中的招待会，就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结识了麦戈文，之后便开创了IDG的亚洲事业。
“谁能成为校董呢？”熊晓鸽说，“要么德高望众，要么你做得很成功，给学生树立了榜样，又赚了很多钱，为学校做了贡献。”还有一些来自大公司，通用汽车和波士顿大学旁边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其校董。“这样既回馈社会，也有利于公司形象。”
对于郭广昌、陈天桥，成为复旦校董也是一种感恩。
2006年4月，郭广昌参加了复旦哲学系建系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暨“杰出系友论坛”。这位中国前十位的福布斯富豪，对母校的邀请从来不轻易拒绝。1989年，郭广昌从复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复旦不仅培养了他“创造性破坏”的思维，而且提供了很多生意机会。1992年，郭广昌和四个校团委的同事下海创业，不断扩展成了复星集团。
2005年5月，陈天桥在上海论坛动情地说，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最重要的身份还是“复旦毕业生”。1993年，陈天桥以上海市“优秀学生干部标兵”从复旦经济系提前一年毕业，进入陆家嘴集团，1999年创办盛大，2004年成为中国首富。
作为杰出校友，陈天桥一直心系母校，以多种方式回馈。2005年9月，陈天桥以个人名义设立“盛大-复旦学生海外交流合作基金”，共计100万美元（四年），资助复旦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他们将被命名为“盛大学者”。陈天桥还为9月24日晚的复旦百年校庆庆典晚会捐赠100万元，并冠名为“日月光华·盛大之夜”。
同样是庆典，2006年10月，山东大学105周年华诞之际成立首届校董会。38位校董有社会知名人士、著名学者和企业家，名誉主席7人，包括国家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等；企业家校董包括浪潮集团总裁孙丕恕、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潍柴董事长谭旭光等。校董既对山大的发展规划进行监督、建议，也优先为山大的教师挂职学生实习社会实践提供基地。
孙丕恕1983年毕业于山大无线电专业，对山大有很深的感情。他至今记得当年交互式的新颖教学带给他的思想震动。他也从山大收获了爱情，毕业后经大学时的辅导员介绍，其爱人是同系小三届的师妹，现在是山大教师。
山大是海信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1982年，周厚健毕业于山大电子系。他深有感触地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在山大的四年！山大不仅在知识上培育了我，在作风、做人上也给我很深刻的教育，这些对我一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比起“CCTV十大年度经济人物”，周厚健更愿意当“山东大学十大新闻人物”。2005年2月，他在山大领奖时说，“我其实就是一身上铜臭味的商人，和浑身散发着墨香味的学者同台领奖，我感到非常惭愧……但商人只是我的职业，而不是我的人品。”
而今，他可以自豪地说，“我是校董！”
华裔校董们
中国留学生成为国外校董——先后有两则这样的新闻吸引了国内注意。2004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生施文（1999年由北京赴美念高中）被选为董事。2006年，康奈尔大学在读博士叶茂（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当选为校董，与他同时当选的新董事还有五位，包括印度塔塔集团的掌门人拉坦·塔塔、美国宝洁品牌部经理凯丽·布朗等。
国外校董一般会有学生代表，施文、叶茂的出现是否比当年容闳的“留美幼童”更有主流意义？熊晓鸽说叶茂并不是真正的校董，只是让他列席董事会，反映学生的声音，任期仅一两年，“这有点像作秀，但是一个好事。”
像“百人会”一样，华裔校董也是“美国梦”的一种象征。2002年，华裔建筑师林璎出任耶鲁校董，“我的父母亲移民来到这个国家时一无所有，但作为教育家，他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为我而骄傲。”林璎出生于书香门第，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她的姑父和姑母。林璎的成名作是她大三时设计的越南战争纪念碑（1982年落成）。
其他华裔校董还有：“百人会”成员钱勇杰将军是威廉与玛莉学院校董，李心培是加州大学校董。2005年，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任命唐文瑛为加州大学新校董，唐文瑛是联合广场投资公司总裁、西部女性论坛和“百人会”的成员。
熊晓鸽说，华裔校董不但意味着“中国的地位得到提升，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很骄傲。”
1995年，熊晓鸽当选为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他向湖南大学捐赠100万元设立“熊晓鸽奖学金”，还捐建健身房、游泳馆，总额已超过400万元。2004年，熊晓鸽在波士顿大学设立了两项新闻奖：“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3.5万美元）和“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1.5万美元；普利策新闻奖1万美元），这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以个人名义设立的第一个专业大奖。
当第一届“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得主、美国广播公司（ABC）晚间新闻节目《夜线》（Nightline）主持人泰德·科贝尔（第二届是《迈阿密论坛报》总编）到波士顿大学领奖时，成为学校盛事。熊晓鸽记得自己的偶像致辞说：“这是一个百万富翁在给另一个百万富翁颁奖……当年尼克松访华我随团采访，这个奖居然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捐赠的，没想到中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两届“熊晓鸽亚洲报道奖”分别是《华盛顿邮报》驻上海记者写的中国农村，《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写的中国网络文化。）
如此影响，2005年，熊晓鸽经几番推荐、投票，成为波士顿大学校董，每年参加四次会议，听取校长报告，审计项目预算。在校董会的12个委员会中，他不能参加投资委员会——波士顿大学有基金，他在IDG，会涉及到利益冲突。
本身是湖南大学校友会副理事长及北美校友会理事长，熊晓鸽希望借鉴波士顿大学的管理经验，促进两所学校更多的合作交流。他在校董会上提出，现在大家都关注中国，为什么波士顿大学在中国行动慢呢？校长对此很重视，专门请他吃饭谈中国。两校将在北京办一个研究中心。熊晓鸽更大的愿望是：中国悠久的教育历史，湖南有岳麓书院，西方人都不了解，中国文化能不能通过两所学校得以交流呢？
如果是那样，企业家校董不仅是商业和教育的桥梁，更将是中西文化的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