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因为内心的道德压力放弃高薪厚职，希望做一些超越商业的事情。从临时CEO到瑜伽馆主，余亮恒的生活因为这次转型而获得了新的平衡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下午四点，阳光最好。余亮恒光脚盘腿靠在窗台上，举目远眺眼神迷离。
“太好了！”摄影师兴奋地按着快门，“他的状态和别的企业家都不一样，他太松弛了！”
当然，严格来说，余亮恒并不算一个“企业家”。他的瑜伽馆在上海开业不过两年半，分店不过两家，会员一万而已。但是很难想象，三年前，这位不喜欢穿西装、甚至连皮鞋也懒得穿的35岁香港男人曾是个投行经理、“临时CEO”。
余亮恒形容自己那时候的状态：“我不过是一把被租回来的刀。屠刀。”
“我是一把被租回来的刀”
在2003年夏天来到上海之前，余亮恒成长的一切轨迹和细节都非常的“香港”：父亲是香港著名的执业会计师，母亲是家庭主妇，从小和妹妹升读名校，然后去美国读MBA，毕业后回香港，顺理成章地进入投资银行界，做中环一名“公司医生”。
那时候余亮恒的任务是和各个行业的公司客户接触——有的公司需要加大力度把公司整合上市，还有的公司可能面临经营状况的危机，投资已经用得七七八八提高还没什么大的起色。“这个时候，董事会可能就会从外面请一个我这样的公司医生。”余亮恒说，“任务期是9－12个月，做的是CEO的职位。”
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时间。给一名公司医生的时间只有9—12个月。这么短的时间里，需要深入了解和介入一个行业，而且背负着非常高的目标，比如转亏为盈，将公司生意大幅度提高到一个能上市的状态，同时还要保持老客户对自己的信任——“这其实需要一些奇迹。”
人事。“一般董事会不信任的管理层，员工却是拥护的。以前的管理层虽然离开了，但是他们对于员工的情绪仍然有很大的影响。我这样一个‘空降兵’的角色进去，简直人人都怕人人讨厌，办公室的气氛很紧张。”余亮恒还记得，有一次，董事会对公司的管理层不信任，他需要做一些调查。“结果开会的时候，公司的财务总监，几十岁的大男人，当场哭了起来。”
这样的压力下，一些高压的商业行为是无法避免的。比如裁员。“做生意不是开源就是节流，要节流就需要一些大的裁员。”余亮恒做过的规模最大的裁员是一百三四十人。“有一次裁员，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人不能裁掉，他老婆生病了，如果他也失去工作，那么他一家大小就完蛋了。”
余亮恒的回答是：“我其实只是一把租回来的屠刀。我可以自己帮他、借钱给他。但是公司的业绩和商业运作，需要计划和不断计算，多余出来的东西就要砍掉，这是商业世界的生存法则。”
一年没有休假，一天最多四小时睡眠，美国亚洲两边跑，最多时候试过7天飞10次。很少有时间陪家人，朋友的生日会永远不在场，甚至没办法有固定的女朋友。余亮恒渐渐觉得自己好象电影里的人一样，挣到了钱却不开心。
他有自己价值观上的疑惑：“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同行不一样，他们做得很开心很满足。可是我总在想，我做一些破坏人家生计的事情，最终受益的不过是一些人的口袋而已，这有意义吗？我也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要牺牲很多人来成全自己，我不觉得做很多上市公司出来就很厉害。我希望做事情能够超越贪婪的目标，能够做一些事情感觉生命有意义。”
瑜伽是不是一种宗教？
作为一个香港商人余亮恒最崇拜的不是李嘉诚，而是自己的父亲。余父除了经营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还长期兼任香港戒毒协会主席。余亮恒小时候的课余活动之一，就是周末陪爸爸坐船到香港周边的一些无名小岛，这些小岛被专门用来帮助一些人士戒毒。“那些人几乎每个身上都有文身，穷凶极恶的样子。我爸爸一介书生，上去演讲，我看到他们竟然慢慢变得专注起来了。你做对一个事情，就一定会被感动。”
对余亮恒来说，这个“对的事情”就是瑜伽。1999年，余亮恒在美国接触到了瑜伽。一开始，只是为了锻炼身体和解压，“还有看漂亮女生”，慢慢地，他觉得瑜伽是一种超越了运动的东西，它有自己的哲学在里面，通过动作和呼吸，能够让那些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变得麻木不仁的人从压力中解脱出来。
当时，包括在美国，都还只是一个行业而不是产业，很多瑜伽老师为了兴趣开办小型的瑜伽学校，根本不在获利，没有商业技巧。余亮恒觉得开瑜伽馆可能成为世界潮流的大生意，可以用商业的想法去做，实现经济效益，做大，有专业的管理和市场推广、PR经理。2003年7月，余亮恒辞职来到上海，用做投行挣来的钱和朋友合伙买下了一个外国人在上海惨淡经营的瑜伽馆，接收了一份200人的客户名单。2004年4月，他的瑜伽馆在上海开业。现在那份客户名单已经发展到一万人，Y+瑜伽馆被认为是上海最好的瑜伽馆。
从这个角度看，余亮恒“非常香港”——目标明确，行动迅速，脚踏实地，善于从商业的角度观察世界。
但他又有“非常不香港”的一面——因为内心的道德压力放弃高薪厚职，希望做一些超越商业的事情。他甚至乐于在一个冬日午后探讨宗教——“你说瑜伽到底是不是一种宗教？中国的太极可能算是宗教。瑜伽也有宗教一般叫人向善的东西，它的终极目标就是一种精神健康。但是它又不强迫人相信它。”
但他又并无宗教信仰，也不相信世上有所谓伟人。他觉得宗教的世界观过于美好，而且美好的价值观都投射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合理的。他身边有很多这样的香港朋友——“见过98金融风暴时候很多夸张的事情，对我们都有影响：一个要谦虚一点，一个就是你现在拥有的东西不代表你永远拥有，还有就是要珍惜一些东西。”
李嘉诚也有焦虑感
从投行界到瑜伽，可以说是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
以前，余亮恒身边接触的全是一身西装、连下班泡吧都要穿衬衫的人。现在，他坐在自己瑜伽馆的地板上晒太阳，不时有穿麻布衣裳的会员走过来，微笑着和他说“Hi”。
以前余亮恒有打高尔夫的习惯，“谈生意的时候，男人挺闷，不知道和他们聊什么，不小心就说错话，话题很窄。所以高尔夫很重要，你打四小时的高尔夫，不熟的人都熟了，不需要想话题去填补空白，只要聊小白球就好了。”当然，这个习惯现在已经戒了——没必要周末大清早爬起来开四小时车去运动，他办公室隔壁就是瑜伽教室。
他还是一直喜欢喝酒。以前喝酒都是闷酒，为了解压——“就像电影里说的，酒好喝就是因为它难喝。”现在喝酒只是为了和朋友聚会。
以前在香港，总要在穿衣服上花很多心思：西服的款式必须是当季；一件白色T恤穿上身，马上有同事指点：“啊，阿玛尼！”……“香港人的世界很小，压力太大。”现在，他上班就是牛仔裤。
余亮恒显然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朋友带他去算命，算命的批他45岁退休，他不知道这会不会发生，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因为这次转型而获得了新的平衡。
他也想把自己的瑜伽生意做大，比如开发周边产品、增加新店。“这样压力肯定会更大，还是会有焦虑感，但是李嘉诚也有焦虑感啊。压力是商人的宿命，摆脱不了。真正说过活是把压力看成刺激。真正的压力是一些不好的、负面的东西，比如人际关系上的不好的能量。”
关于商人生活的平衡感，余亮恒最后说了一个段子：几年前，他在香港和朋友坐游艇出海，看到旁边一艘更大更漂亮的游艇上有个人，他独自站在游艇的船头，正在玩一艘电动游艇玩具。
“那个人是李泽楷。那时候他刚把星空卫视卖给默多克，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可是却站在游艇上玩游艇。我想起《公民凯恩》里凯恩站在自己画像前演讲的样子。人有钱了到底在追求什么？什么才能让他们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