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时,我们也不能抹杀问题的存在
在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媒体与学术界对香港的经济状态表现出了某种全面乐观:表面上看,自2003年中央政府出手,与香港签署CEPA后,香港经济已走出了之前的衰退与不景气(从1998年到2003年,香港经济一直在经济衰退的泥淖中挣扎:1998年GDP增长率为-4.1%,几十年来首度出现负增长,之后1999年为-1.2%,2000年有所反弹,但2001年再次为负,-0.7%,2002年为-0.6%,2003年更跌到-2.2%),重新走上一个新的景气周期,经济呈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香港的GDP自2004年增长率为8.1%,2005年为7.3%,2006年为6.8%,2007年预计亦在5%左右。近几年失业率则迭创新低,在亚洲区域内这都算是一个靓丽的成绩单,为回归十周年庆典增添了喜庆气氛。
但是值得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增长是一个恢复性的增长,还是新的一轮强劲增长的开始?是一个强心针式的、激素刺激型的短期增长,还是一个建立在解决了结构性矛盾之后,有充足驱动力支持的长期增长?未来15年或30年香港是否仍能保持与大陆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也同步持续同样长期的中高速增长?
笔者认为,香港的产业定位困境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并未彻底解决;结构性矛盾未解决的情况下,这个细小的经济体的增长可以因为受惠于中央政府的一些政策而出现爆发式上扬,但也完全可能因为下一次不利政策的冲击而出现恐慌性下跌。
笔者曾提出过香港产业定位与区域定位这两个问题,目前看来,这两个问题仍难说得到了解决。
香港制造业北迁之后,香港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第三产业占到了GDP的90%-95%之间,制造业已减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这从好的方面来说,是香港的服务业得到了大力的提升,成为一个经济中心城市必然的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从坏的方面来说,即香港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如果香港的服务业仍有稳定的发展空间,可以为经济增长和人民财富的增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那也不是大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香港如何确保对其服务对象——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不被在亚洲区和国内的竞争对手夺取去?
如果香港不能确信这一点,那么香港是否需要象新加坡那样,建立自己的高端制造业?
在香港内部,至少到现在为止,对这个问题仍存在巨大的争论。
区域定位方面,就亚洲的格局上,香港应对东南亚与中国大陆两个腹地保持影响力。现在曾特首在董先生的基础上,再次确任香港的区域定位为:亚洲的国际都会,与伦敦、纽约比肩的世界性城市。但在东南亚方面,香港如何确保相对于新加坡的优势?在中国大陆方面,其在金融、物流与贸易等方面的职能优势,如何确保不被上海、广州夺去?
香港经济社会的内部结构有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细小的低税赋的自由经济体,香港的财政汲取渠道单一,而且扩阔税基的难度极高;制造业的北迁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这些香港人和香港企业创造的财富不能回流本港,那就会造成严重的问题。GNP增长如果不能回馈香港本土,GDP增长的乏力就会导致香港财源萎缩甚至枯竭。而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已越来越有走向福利社会的苗头,开支只会刚性地增加。在大陆金融市场未发展之前,香港人或香港企业在中国大陆创造的GNP财富,大部分都会回流到香港,投资于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一方面产生了财富效应,让人产生百业兴旺的感觉;另一方面,亦为香港政府的财政提供了财源:过往港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就来自于证券交易的税收,以及卖地的收入。但现在大陆金融市场及房地产市场正处于发展初期,投资机会远远多过香港本土,这使得GNP创造的财富滞留内地,为内地经济中心城市提升竞争力作贡献,却使得香港本地的财富效应消失,经济失去活力。
香港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香港存在大量的低就业能力人口(其中主要是制造业北迁之后遗留下来的制造业工人),即便是服务业仍蓬勃发展,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亦有限,这导致了香港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即便我们在欢欣鼓舞地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也不能抹杀问题的存在:香港的产业困境并未突然消失,它仍然坚硬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