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火:一个富商的政治投机(下)



     游走于红、白、黑三道,并在政府和革命党之间都有极深交往的大清赌王刘学询,在将政治资源转换为“生产力”方面,并不一帆风顺,甚至,还常常受制于基层官员。

  躲债出逃

  对于赌博这一暴利行业,公权力——确切地说是掌握公权力的大清公仆们,便如同贪婪的苍蝇,紧叮不放。

  “富可敌国”的赌王刘学询“出逃”香港了,而且居然是为了躲债。这种近似无厘头的新闻,成为1895年下半年广州街头的大热门,甚至超过了对甲午战争的关注。

  刘学询果然是欠债了。

  他承包的是第二届“闱姓”博彩,期限从1890年开始到1896年,承包款的总额是440万银元,另外,还需缴纳“报效银”80万银元,合计520万银元(折合人民币74880万元)。但是,根据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给中央的报告《奏闱捐拟办情形片》,承包期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刘学询却还欠着130多万银元(折合人民币18720万元)的承包款,并且逃到了香港,“屡传不到”。好在刘学询还有候选道台的干部身份,广东官方下令对其“双开”,“归案审办”。

  公务员的铁饭碗,在赌王刘学询眼中,当然毫无价值,但他那“干部”资格、官员身份,在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清国,却十分关键。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这不仅仅是为了进取,也是为了自保。如果失去了那顶“红帽子”的掩护,即使是赌王那样的牛人,也做不成大丈夫,只能做大豆腐,任人宰割。何况,刘学询还怀抱着“不扫一屋扫天下”的伟大理想。

  其实,这赌王并不好当。

  以闱姓为主的博彩行业,已经成为广东GDP和财政的支柱,真正坐庄的“赌王”是政府,一手拿着印把子,一手拿着枪杆子,第三只手上才拿着骰子,当然是站着就把钱给赚了。在政府这三只手面前,“牛人”刘学询无非是泰山顶上一棵葱、牛尾巴上的一只虻而已,予取予夺。

  对于赌博这一暴利行业,公权力——确切地说是掌握公权力的大清公仆们,便如同贪婪的苍蝇,紧叮不放。早在张之洞试图将闱姓赌博合法化之前,各级官吏们早在私下里“改开搞”了,为地下赌博保驾护航,从中渔利分红,禁令越严,寻租的机会就越多。

  曾经的卫道士张之洞一举放开了闱姓赌博,开创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他在推行赌博新政的同时,宣布将私下的勒索变为公开的收费。

 玩火:一个富商的政治投机(下)
  之前,由郭嵩焘首创的以罚代禁,地方政府从闱姓赌博中获取的“正项”收入(上缴财政的),测算下来,六年约为300万银元。根据张之洞的计划,闱姓赌博承包期六年一届,“正项由300万银元加认140万银元”,也就是说,承包款总额为440万银元,这增加的140万银元,就包含了之前所有在“正项”之外的各种规费。

  这当然算得上一种“仁政”了。因为,“正项”之外的规费,其实都是各级政府和官员的勒索,从不明码标价,向来信口开河。赌场老板们不仅要多花钱,而且对多花多少钱心中没底,为了尽量少花钱,少惹麻烦,便只能在政府公关上多下功夫,请客送礼,勾兑感情,只要戴着乌纱帽的,都当作亲爹来伺候着,不仅耽误了自己在赌场上抓营销、抓管理、抓发展,更丧失了对政策延续性的信心,短期行为严重,无法可持续发展。

  张大帅不仅放开赌博,明定年限,而且实现了承包款的透明化运作,这样务实、透明、高效的政府,能不值得信赖吗?

  第一届“闱姓”的承包商是诚信堂张荣贵、敬忠堂杨世勋,他们却并没能享受多久“透明化”的好处。承包后不到三年(1888年),张之洞自己率先违反了承诺。这一年,张之洞需购买铸币机器,经费无从着落,就动上了赌商们的脑筋。他命令张荣贵、杨世勋等,一次性赞助80万银元(折合人民币11520万元)。

  显然,即使对于赌博这种暴利行业,这也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这种做法此后一直延续,最后弄得富可敌国、而且最好面子的第二届闱姓承包商刘学询,也只能出逃香港躲债。

  权力之祸

  其实,刘学询的出逃,真正的起因是被康有为“惦记”上了,遭到康的举报。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何况这债主还是堂堂的政府!终于,“双开”之后的刘学询,尽管成功逃亡,也还是在政府的高压之下,挤牙膏似的还了40多万银元,余款80多万银元则由第三届“闱姓”的承包商韦崧担保归还——其实,韦崧出面承包第三届“闱姓”,幕后大股东依然是赌王刘学询。

  第三届“闱姓”博彩承包期内,刘学询多忙于政治。在创办“宏丰”公司时,刘学询将一部分自己的房地产地契存在公司中,价值约在50万~60万银元,也有说其价值约150万银元(应是银元,1银元约等于0.72两)。刘学询此举,应当是为了证明“宏丰”公司的资产实力和资信证明,但负责具体经营的总经理刘渭川,却将这些房契抵押给了汇丰银行贷款,埋下了祸根。

  刘渭川是汇丰银行的买办,此外,多名股东皆与汇丰银行有密切关系。这些股东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自己的汇丰银行身份和关系,在未得到银行批准的情况下,大量收购日本或东南亚华商所发行的汇票。

  这种由企业开具的汇票,根本没有任何信用保障,何况出票人并没收到款项。到了1904年,收购了这些汇票的几家香港银行,到槟城、新加坡和仰光等地收款,却都遭到拒付,引发了一连串的诉讼行为。那些开具汇票的华商企业,纷纷被告上法庭,不得不破产清算,资产拍卖后还债。

  如此延续到1905年,情形越来越糟,最后终于将刘渭川拖出水面,结果发现他担保的坏账居然有130多万银元之巨。

  正当刘渭川在汇丰银行的保驾护航下挣扎求生时,更多的问题爆发了,债务缠身的刘渭川最后被债权人拉上了法庭,要求进行破产清算,而他向法庭供认,他从汇丰银行领取的用以收购企业汇票的资金,大多都被投入了“宏丰”公司。债权人及法庭随即将“宏丰”公司作为追偿目标,大股东刘学询被波及——他作为出资担保交给刘渭川的私人房产,也被刘渭川悄悄抵押给了汇丰银行。

  刘学询的这批房产,价值50万~60万银元,也有资料说是价值150万银元——如果是后者,则足以抵消刘渭川留下的一屁股烂账。汇丰银行立即向香港的法庭提出申请,要求将这批房产拍卖偿债,在汇丰的运作下,英国外交机构也要求两广总督火速将刘拘押到案。因此,两广总督岑春煊下令将他拘捕,刘学询不得不逃到上海躲避。

  刘学询坐镇上海,组织了法律反击战:委托一名英国律师,赶到香港应诉,其理由就是刘渭川将房产证抵押给汇丰银行,并未得到他的任何授权。经过几番较量,香港法庭在宣告刘渭川破产的同时,也宣告刘学询在与汇丰银行的诉讼中获胜。

  刘渭川的破产案,对“宏丰”公司损害极大,除作为港府高级官员的韦玉之外,几乎所有股东都因此惹上了官司,这令公司内部鸡飞狗跳,不得安宁,断了资金的来源。但是,大清政府对公司的需索无度并未停止,公司所承包的几大博彩“闱姓”“山铺票”等,早已因政府的盘剥而难以盈利,资金链一断,最后也只能宣告破产。

  赌商破产,再度雄辩地证明,任何人想在大清国与公权力对赌,最后都只能是输家。而更令人心寒的是,“宏丰”公司虽然破产,两广总督岑春煊却痛打落水狗,继续追索他们尚未缴纳的承包款,下令逮捕公司经理Leong Cheng-shui并查抄家产,所幸此人得到风声及早避走香港。

  早已将上海和杭州当作家园的赌王刘学询,此时彻底失去了自己的赌业,一场豪局或许真快到头了。

  革命充公

  尽管有孙中山作为靠山,但这位大总统此时“号令不出玄武湖”,其面子和权威在杭州并不顶用。

  1912年1月,当全国或者用鞭炮、或者用枪炮“庆祝”民国成立时,刘学询精心打造的西湖边的豪宅“水竹居”(刘庄,即今日的“西湖国宾馆”),却被革命新政权没收了。

  革命者一般不需要给理由,但这次倒还是给了个牵强的解释:刘学询欠了大清银行的债务,就是欠了“公家”的债务,如今新政权就是“公家”,刘学询就是欠了新政权的债务。这种逻辑,显然与革命的其他逻辑不同:比如章太炎就说希望“满清多桀纣、少尧舜”,因为只有让敌人更为腐朽、没落、反动,革命党才有机会登堂入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挖旧政权墙脚的行为,都算是革命的同盟者。刘学询欠债,却没有享受这个逻辑的优待。

  刘庄被查封之后2个多月,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发布了一份总统令,题为《大总统令浙江都督查明刘学询呈称抵

  各节秉公核办文》:

  “据上海信大钱庄主刘学询略称:‘上海信大钱庄抵款纠葛,应由大清银行原经理席德辉将苏州河边货仓及浦东地基议价抵补’各等因前来。此案前后纠葛颇为复杂,兹既据称业有沪产可作抵款,其杭庄应否籍没?又此案办法能否照来呈所请办理,以清纠纷之处,合行仰该督切实查明,秉公核办。”

  这道总统令刊登在3月17日的《临时政府公报》上。从这份公文可以推断:

  一、与大清银行发生债务纠葛的,是刘学询在上海的“信大钱庄”,并非其个人;

  二、根据之前的合同安排,抵押品似乎应该是上海的“苏州河边货仓及浦东地基”,并非杭州房产;

  三、孙中山显然是想帮刘学询说话的,文中所以有“能否照来呈所请办理”的字样,而强调“秉公核办”则是官场上的一贯套头。

  刘学询是何时请孙大总统帮忙的?根据国民党党史专家对晚年刘学询的访谈记录《总理史实访问记》,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匆匆回国,在上海和南京都与刘学询有长谈。刘学询向孙中山求情干预刘庄之事,这两次见面当然是极好的机会。

  尽管有孙中山作为靠山,但这位大总统此时“号令不出玄武湖”,其面子和权威在杭州并不顶用。担任浙江都督的,正是年轻气盛的朱瑞,而引领浙江辛亥革命的主流,则是陶成章的光复会——光复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虽然结为同盟会,却一直为了权争而苦苦缠斗,后来甚至发生了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不惜为内斗杀害同志的惊天大案。

  革命这场大赌局,显然令赌王刘学询方寸大乱。尽管刘学询与大清银行的经济纠葛与杭州的房产无关,尽管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之尊过问一个小小的庄园,浙江的新生革命政权毫不买账,将刘庄扣在手里,成为革命新贵们享用的胜利果实,在昔日的大清赌王面前,展开了一场争夺新庄家的新赌局,甚至,连刘学询的死对头康有为,也受邀住进了刘庄,成为赌王最感耻辱的一件事。

  赌局终了

  在一个风云诡谲、永无终局的大赌局中,谁都在拿他人当赌注,谁又都被他人当作赌注。

  1914年的初春,赌王刘学询被捕,罪名是参与阴谋推翻袁世凯大总统的军事政变。此时,他已经60虚岁。这是刘学询在新生的民国政权下,遭遇的第二难——第一难是被革命政府查抄了杭州西湖边的豪宅刘庄。

  这次刘学询还真是被冤枉了,受到了故友张荫桓之子张仲  的牵连。

  这个张仲  ,很有乃父不安分的遗传,嘴巴也有点大,说他在执行康有为的密令,已经与北方的军事领袖们建立了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充分支持,要武力推翻袁世凯。张仲  被捕后,从他的家里搜出了所谓同志的名单,刘学询的大名赫然在列。

  这一年(1914)是新生的民国比较折腾的一年。年初,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5月正式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并修改了总统选举法,总统可指定三名新总统候选人。在上一年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不顾党内同志反对,拒绝法律解决,而采取军事暴动的手段,联合西南军阀反袁,史称“二次革命”,兵败后逃亡,已经没有什么实力。因此,在1914年,袁要防范的主要对手,不是孙,而是康有为了。张仲  偏偏在这个时候撞到了枪口上,说自己奉康有为之命发动政变。

  张仲  的政变名单中,出现刘学询的名字,这导致了刘学询的牢狱之灾。其实,名列这份政变名单上的,未必就是张的“同志”,最大的可能就是张把能说上话的人、尤其名人都列在了上面,作为争取的对象。

  刘学询毕竟是康有为的死对头,不仅是政敌,也是私敌,他就算参与反袁政变,也绝无可能与康联手,而会与孙中山联手。刘学询日后回忆说,因为惊慌害怕,他赶紧将自己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之间的信件,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与孙中山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密切关系,如果被袁世凯抓住什么“现行”把柄,才是刘学询最为担心的。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一把火,烧去了很多秘密,令后人全面了解他本人及孙中山,都少了很多资料。

  刘学询被关押了一个星期后,无罪释放——居中斡旋“捞人”的,是袁世凯的亲信、陆军总长段祺瑞。动员如此高级别的说客,也只有刘学询这样路路通达的人才能做到。

  1935年1月3日,赌王刘学询终于掷完了人生最后一把骰子,撒手西去,享年80岁。唐绍仪、汪精卫、黄绍  等民国大佬,或者发来唁电,或者亲来吊唁。杨公堤上白马素车,灵幡招展。

  在文名上,刘学询远比康有为、孙中山卓越,时人所谓的广东文坛“四大金刚”,没有康圣人,却有刘赌王。其他三大金刚是蔡乃煌、江孔殷、钟荣光,皆是一时人杰,且都是科举正道出身,与那位屡考屡不中的康有为,自然是门庭各异的。

  在大清,广东除了“四大金刚”之外,武的还有所谓的“四大寇”,即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和杨鹤龄。时人不知道,“四大寇”的背后,还有个“金刚”刘学询给“寇首”孙中山出钱出力,他们的密切交往,贯穿一生。

  那个年代,能文能武的人倒并不鲜见,但能将白道、红道、黑道整合到一起,兼跨政界、学界、商界的人,却只有刘学询一人。与他相比,上辈的胡雪岩(比刘学询年长22岁),缺了点文化;而同时代的盛宣怀(比刘学询年长11岁),缺的则是匪气。

  其实,在一个风云诡谲、永无终局的大赌局中,谁都在拿他人当赌注,谁又都被他人当作赌注,有谁真能做得真正的赌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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