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游走于红、白、黑三道，并在政府和革命党之间都有极深交往的大清赌王刘学询，在将政治资源转换为“生产力”方面，并不一帆风顺，甚至，还常常受制于基层官员。 躲债出逃 对于赌博这一暴利行业，公权力——确切地说是掌握公权力的大清公仆们，便如同贪婪的苍蝇，紧叮不放。 “富可敌国”的赌王刘学询“出逃”香港了，而且居然是为了躲债。这种近似无厘头的新闻，成为1895年下半年广州街头的大热门，甚至超过了对甲午战争的关注。 刘学询果然是欠债了。 他承包的是第二届“闱姓”博彩，期限从1890年开始到1896年，承包款的总额是440万银元，另外，还需缴纳“报效银”80万银元，合计520万银元（折合人民币74880万元）。但是，根据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给中央的报告《奏闱捐拟办情形片》，承包期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刘学询却还欠着130多万银元（折合人民币18720万元）的承包款，并且逃到了香港，“屡传不到”。好在刘学询还有候选道台的干部身份，广东官方下令对其“双开”，“归案审办”。 公务员的铁饭碗，在赌王刘学询眼中，当然毫无价值，但他那“干部”资格、官员身份，在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清国，却十分关键。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这不仅仅是为了进取，也是为了自保。如果失去了那顶“红帽子”的掩护，即使是赌王那样的牛人，也做不成大丈夫，只能做大豆腐，任人宰割。何况，刘学询还怀抱着“不扫一屋扫天下”的伟大理想。 其实，这赌王并不好当。 以闱姓为主的博彩行业，已经成为广东GDP和财政的支柱，真正坐庄的“赌王”是政府，一手拿着印把子，一手拿着枪杆子，第三只手上才拿着骰子，当然是站着就把钱给赚了。在政府这三只手面前，“牛人”刘学询无非是泰山顶上一棵葱、牛尾巴上的一只虻而已，予取予夺。 对于赌博这一暴利行业，公权力——确切地说是掌握公权力的大清公仆们，便如同贪婪的苍蝇，紧叮不放。早在张之洞试图将闱姓赌博合法化之前，各级官吏们早在私下里“改开搞”了，为地下赌博保驾护航，从中渔利分红，禁令越严，寻租的机会就越多。 曾经的卫道士张之洞一举放开了闱姓赌博，开创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他在推行赌博新政的同时，宣布将私下的勒索变为公开的收费。
之前，由郭嵩焘首创的以罚代禁，地方政府从闱姓赌博中获取的“正项”收入（上缴财政的），测算下来，六年约为300万银元。根据张之洞的计划，闱姓赌博承包期六年一届，“正项由300万银元加认140万银元”，也就是说，承包款总额为440万银元，这增加的140万银元，就包含了之前所有在“正项”之外的各种规费。 这当然算得上一种“仁政”了。因为，“正项”之外的规费，其实都是各级政府和官员的勒索，从不明码标价，向来信口开河。赌场老板们不仅要多花钱，而且对多花多少钱心中没底，为了尽量少花钱，少惹麻烦，便只能在政府公关上多下功夫，请客送礼，勾兑感情，只要戴着乌纱帽的，都当作亲爹来伺候着，不仅耽误了自己在赌场上抓营销、抓管理、抓发展，更丧失了对政策延续性的信心，短期行为严重，无法可持续发展。 张大帅不仅放开赌博，明定年限，而且实现了承包款的透明化运作，这样务实、透明、高效的政府，能不值得信赖吗？ 第一届“闱姓”的承包商是诚信堂张荣贵、敬忠堂杨世勋，他们却并没能享受多久“透明化”的好处。承包后不到三年（1888年），张之洞自己率先违反了承诺。这一年，张之洞需购买铸币机器，经费无从着落，就动上了赌商们的脑筋。他命令张荣贵、杨世勋等，一次性赞助80万银元（折合人民币11520万元）。 显然，即使对于赌博这种暴利行业，这也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这种做法此后一直延续，最后弄得富可敌国、而且最好面子的第二届闱姓承包商刘学询，也只能出逃香港躲债。 权力之祸 其实，刘学询的出逃，真正的起因是被康有为“惦记”上了，遭到康的举报。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何况这债主还是堂堂的政府！终于，“双开”之后的刘学询，尽管成功逃亡，也还是在政府的高压之下，挤牙膏似的还了40多万银元，余款80多万银元则由第三届“闱姓”的承包商韦崧担保归还——其实，韦崧出面承包第三届“闱姓”，幕后大股东依然是赌王刘学询。 第三届“闱姓”博彩承包期内，刘学询多忙于政治。在创办“宏丰”公司时，刘学询将一部分自己的房地产地契存在公司中，价值约在50万~60万银元，也有说其价值约150万银元（应是银元，1银元约等于0.72两）。刘学询此举，应当是为了证明“宏丰”公司的资产实力和资信证明，但负责具体经营的总经理刘渭川，却将这些房契抵押给了汇丰银行贷款，埋下了祸根。 刘渭川是汇丰银行的买办，此外，多名股东皆与汇丰银行有密切关系。这些股东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自己的汇丰银行身份和关系，在未得到银行批准的情况下，大量收购日本或东南亚华商所发行的汇票。 这种由企业开具的汇票，根本没有任何信用保障，何况出票人并没收到款项。到了1904年，收购了这些汇票的几家香港银行，到槟城、新加坡和仰光等地收款，却都遭到拒付，引发了一连串的诉讼行为。那些开具汇票的华商企业，纷纷被告上法庭，不得不破产清算，资产拍卖后还债。 如此延续到1905年，情形越来越糟，最后终于将刘渭川拖出水面，结果发现他担保的坏账居然有130多万银元之巨。 正当刘渭川在汇丰银行的保驾护航下挣扎求生时，更多的问题爆发了，债务缠身的刘渭川最后被债权人拉上了法庭，要求进行破产清算，而他向法庭供认，他从汇丰银行领取的用以收购企业汇票的资金，大多都被投入了“宏丰”公司。债权人及法庭随即将“宏丰”公司作为追偿目标，大股东刘学询被波及——他作为出资担保交给刘渭川的私人房产，也被刘渭川悄悄抵押给了汇丰银行。 刘学询的这批房产，价值50万~60万银元，也有资料说是价值150万银元——如果是后者，则足以抵消刘渭川留下的一屁股烂账。汇丰银行立即向香港的法庭提出申请，要求将这批房产拍卖偿债，在汇丰的运作下，英国外交机构也要求两广总督火速将刘拘押到案。因此，两广总督岑春煊下令将他拘捕，刘学询不得不逃到上海躲避。 刘学询坐镇上海，组织了法律反击战：委托一名英国律师，赶到香港应诉，其理由就是刘渭川将房产证抵押给汇丰银行，并未得到他的任何授权。经过几番较量，香港法庭在宣告刘渭川破产的同时，也宣告刘学询在与汇丰银行的诉讼中获胜。 刘渭川的破产案，对“宏丰”公司损害极大，除作为港府高级官员的韦玉之外，几乎所有股东都因此惹上了官司，这令公司内部鸡飞狗跳，不得安宁，断了资金的来源。但是，大清政府对公司的需索无度并未停止，公司所承包的几大博彩“闱姓”“山铺票”等，早已因政府的盘剥而难以盈利，资金链一断，最后也只能宣告破产。 赌商破产，再度雄辩地证明，任何人想在大清国与公权力对赌，最后都只能是输家。而更令人心寒的是，“宏丰”公司虽然破产，两广总督岑春煊却痛打落水狗，继续追索他们尚未缴纳的承包款，下令逮捕公司经理Leong Cheng-shui并查抄家产，所幸此人得到风声及早避走香港。 早已将上海和杭州当作家园的赌王刘学询，此时彻底失去了自己的赌业，一场豪局或许真快到头了。 革命充公 尽管有孙中山作为靠山，但这位大总统此时“号令不出玄武湖”，其面子和权威在杭州并不顶用。 1912年1月，当全国或者用鞭炮、或者用枪炮“庆祝”民国成立时，刘学询精心打造的西湖边的豪宅“水竹居”（刘庄，即今日的“西湖国宾馆”），却被革命新政权没收了。 革命者一般不需要给理由，但这次倒还是给了个牵强的解释：刘学询欠了大清银行的债务，就是欠了“公家”的债务，如今新政权就是“公家”，刘学询就是欠了新政权的债务。这种逻辑，显然与革命的其他逻辑不同：比如章太炎就说希望“满清多桀纣、少尧舜”，因为只有让敌人更为腐朽、没落、反动，革命党才有机会登堂入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挖旧政权墙脚的行为，都算是革命的同盟者。刘学询欠债，却没有享受这个逻辑的优待。 刘庄被查封之后2个多月，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发布了一份总统令，题为《大总统令浙江都督查明刘学询呈称抵 各节秉公核办文》： “据上海信大钱庄主刘学询略称：‘上海信大钱庄抵款纠葛，应由大清银行原经理席德辉将苏州河边货仓及浦东地基议价抵补’各等因前来。此案前后纠葛颇为复杂，兹既据称业有沪产可作抵款，其杭庄应否籍没？又此案办法能否照来呈所请办理，以清纠纷之处，合行仰该督切实查明，秉公核办。” 这道总统令刊登在3月17日的《临时政府公报》上。从这份公文可以推断： 一、与大清银行发生债务纠葛的，是刘学询在上海的“信大钱庄”，并非其个人； 二、根据之前的合同安排，抵押品似乎应该是上海的“苏州河边货仓及浦东地基”，并非杭州房产； 三、孙中山显然是想帮刘学询说话的，文中所以有“能否照来呈所请办理”的字样，而强调“秉公核办”则是官场上的一贯套头。 刘学询是何时请孙大总统帮忙的？根据国民党党史专家对晚年刘学询的访谈记录《总理史实访问记》，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匆匆回国，在上海和南京都与刘学询有长谈。刘学询向孙中山求情干预刘庄之事，这两次见面当然是极好的机会。 尽管有孙中山作为靠山，但这位大总统此时“号令不出玄武湖”，其面子和权威在杭州并不顶用。担任浙江都督的，正是年轻气盛的朱瑞，而引领浙江辛亥革命的主流，则是陶成章的光复会——光复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虽然结为同盟会，却一直为了权争而苦苦缠斗，后来甚至发生了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不惜为内斗杀害同志的惊天大案。 革命这场大赌局，显然令赌王刘学询方寸大乱。尽管刘学询与大清银行的经济纠葛与杭州的房产无关，尽管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之尊过问一个小小的庄园，浙江的新生革命政权毫不买账，将刘庄扣在手里，成为革命新贵们享用的胜利果实，在昔日的大清赌王面前，展开了一场争夺新庄家的新赌局，甚至，连刘学询的死对头康有为，也受邀住进了刘庄，成为赌王最感耻辱的一件事。 赌局终了 在一个风云诡谲、永无终局的大赌局中，谁都在拿他人当赌注，谁又都被他人当作赌注。 1914年的初春，赌王刘学询被捕，罪名是参与阴谋推翻袁世凯大总统的军事政变。此时，他已经60虚岁。这是刘学询在新生的民国政权下，遭遇的第二难——第一难是被革命政府查抄了杭州西湖边的豪宅刘庄。 这次刘学询还真是被冤枉了，受到了故友张荫桓之子张仲 的牵连。 这个张仲 ，很有乃父不安分的遗传，嘴巴也有点大，说他在执行康有为的密令，已经与北方的军事领袖们建立了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充分支持，要武力推翻袁世凯。张仲 被捕后，从他的家里搜出了所谓同志的名单，刘学询的大名赫然在列。 这一年（1914）是新生的民国比较折腾的一年。年初，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5月正式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并修改了总统选举法，总统可指定三名新总统候选人。在上一年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不顾党内同志反对，拒绝法律解决，而采取军事暴动的手段，联合西南军阀反袁，史称“二次革命”，兵败后逃亡，已经没有什么实力。因此，在1914年，袁要防范的主要对手，不是孙，而是康有为了。张仲 偏偏在这个时候撞到了枪口上，说自己奉康有为之命发动政变。 张仲 的政变名单中，出现刘学询的名字，这导致了刘学询的牢狱之灾。其实，名列这份政变名单上的，未必就是张的“同志”，最大的可能就是张把能说上话的人、尤其名人都列在了上面，作为争取的对象。 刘学询毕竟是康有为的死对头，不仅是政敌，也是私敌，他就算参与反袁政变，也绝无可能与康联手，而会与孙中山联手。刘学询日后回忆说，因为惊慌害怕，他赶紧将自己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之间的信件，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与孙中山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密切关系，如果被袁世凯抓住什么“现行”把柄，才是刘学询最为担心的。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一把火，烧去了很多秘密，令后人全面了解他本人及孙中山，都少了很多资料。 刘学询被关押了一个星期后，无罪释放——居中斡旋“捞人”的，是袁世凯的亲信、陆军总长段祺瑞。动员如此高级别的说客，也只有刘学询这样路路通达的人才能做到。 1935年1月3日，赌王刘学询终于掷完了人生最后一把骰子，撒手西去，享年80岁。唐绍仪、汪精卫、黄绍 等民国大佬，或者发来唁电，或者亲来吊唁。杨公堤上白马素车，灵幡招展。 在文名上，刘学询远比康有为、孙中山卓越，时人所谓的广东文坛“四大金刚”，没有康圣人，却有刘赌王。其他三大金刚是蔡乃煌、江孔殷、钟荣光，皆是一时人杰，且都是科举正道出身，与那位屡考屡不中的康有为，自然是门庭各异的。 在大清，广东除了“四大金刚”之外，武的还有所谓的“四大寇”，即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和杨鹤龄。时人不知道，“四大寇”的背后，还有个“金刚”刘学询给“寇首”孙中山出钱出力，他们的密切交往，贯穿一生。 那个年代，能文能武的人倒并不鲜见，但能将白道、红道、黑道整合到一起，兼跨政界、学界、商界的人，却只有刘学询一人。与他相比，上辈的胡雪岩（比刘学询年长22岁），缺了点文化；而同时代的盛宣怀（比刘学询年长11岁），缺的则是匪气。 其实，在一个风云诡谲、永无终局的大赌局中，谁都在拿他人当赌注，谁又都被他人当作赌注，有谁真能做得真正的赌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