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20英镑新钞上印上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肖像，可以说，英国对自由市场经济和财富道德观念进行了一番洗礼和重温
文/李俊辰
2007年3月13日，英格兰银行发行的新版20英镑纸币开始正式流通。
由于“对人们理解社会和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现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取代英格兰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成为20英镑新钞的背面头像（正面仍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这是首次有苏格兰人的肖像出现在英格兰钞票上，虽然亚当·斯密的侧身素描头像在苏格兰的50英镑钞票上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
新版20英镑上，亚当·斯密头像旁边绘制了工业革命时代的典型纺织工厂，并书写着其劳动力划分理论的简述——“分工是制造业的必然产物”。“亚当·斯密洞悉人性，深刻理解社会构成、劳动力划分以及社会分工，在经济学家心中是一位伟大的先驱。”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说。
为了配合20英镑新钞，英格兰银行博物馆还举行了“票证设计”三百多年历史的展览。据统计，20英镑钞票是英国流通量最大的纸币。在新钞上印上亚当·斯密的肖像，可以说，英国对自由市场经济和财富道德观念进行了一番洗礼和重温。
《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的法夫地区（Fife）柯科迪（Kirkcaldy）。当地也是现任英国首相、前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的选区。亚当·斯密最著名的著作是《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著作被视为竞争与市场力量概念的原创者，至今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论著。
18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在东方，康熙正用他的文治武功开辟清王朝的辉煌，并对西方文明产生兴趣。这时的英国，迎来的是在今天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时代。持续的海外扩张和兴盛的殖民贸易带动了人们对商品的需求，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建立起一个地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引领着世界的发展。普鲁士国王曾羡慕地说，“不列颠的经济地位发展到了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为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高度……”
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离不开三个人——牛顿、瓦特和亚当·斯密。而亚当·斯密发现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深深影响了英国包括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
年近五旬的斯密对《国富论》进行出版前修订的时候，也正是“工业革命之父”瓦特对蒸汽发动机进行最后完善的时候。《国富论》的出现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使得工业化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和制造产品的阶段，而真正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
斯密最著名的观点——“看不见的手”，即今天经济学家所说的供求关系。《国富论》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语：“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这是斯密关于人性的理论之一。但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创造了一种自我无意实现的目的而最终促进社会利益。“自由竞争”就是《国富论》的基石。
在央视《大国崛起》关于英国的描述中——如果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那么，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章条例”。
《国富论》的观点成了国会议员的常用论据，甚至连当时的英国首相皮特也自称是亚当·斯密的学生。这样，当新兴阶级在西方各国的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时，亚当·斯密的理论开始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道德情操论》和企业社会责任
不过，以笔者来看，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似乎更得到亚当·斯密的重视——《国富论》出版后只修订了两次，而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却修订了五次，而且亚当·斯密直到死前三个月还在抱病作最后的修改和充实。就不难明白，道德问题在“经济学之父”心中的地位。
今天的全球经济中，要求进行道德投资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一切，早已在亚当·斯密的预料中。在他看来，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然而，如何将道德引入其间，也是亚当·斯密毕生的追求。
250年前，当英国经济迅猛发展之时，亚当·斯密曾满怀热情地呼吁政府放弃一切阻碍人们发财致富的政策，而采用顺应和放任人类天性、激发和利用人人都有的自利动机来增进个人财富和社会利益的制度和政策。但他观察了英国社会产业革命30年后的情况，发现迅速富裕起来的英国人尤其是商人阶级，道德腐败愈演愈烈。曾认为财富与德性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的亚当·斯密不得不承认通向财富和通向德性不是一条路子。这里的内在矛盾意味着现实选择的困难，既不能要求人们放弃财富而追求德性，更不能放弃德性而追求财富。不过，或许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终都将达成相同的目标。今天许多的世界富豪进行慈善活动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
两百多年过去了，在这个钱潮滚滚而“礼崩乐坏”的时代，很多人都不快乐，感到彷徨。究竟该何去何从？当年亚当·斯密开出的药方是两个：第一，他告诫所有的人，人的幸福感与外在的东西关系很小，钱多钱少无关乎快乐和幸福，内心的宁静平和才是幸福之源；第二，每个人都要唤起自己“同情共感”的天然能力，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公正旁观者”，努力做到推己及人。他认为，人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做到这两点就能够培养起一种自制和自律的德性，才能克服虚荣、狂妄的心态。
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如何进行道德投资和提高道德情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中国，学界有类似“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伦理学要不要科学化”等方面的讨论。在患得患失于效率与平等、发展与代价、经济与道德、自由与公正之间的情况下，企业和政府重温一下亚当·斯密的理论，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启发。
有趣的是，英国民众对于这位经济学之父似乎兴趣不大。他们更希望一些当代知名人物登上钞票，例如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已故王妃戴安娜、“甲壳虫”乐队灵魂人物约翰·列侬、为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简·奥斯汀、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或“辣妹”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看来，英国的老百姓还是挺“实惠的”和“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