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们接待我们的方式，决定了他们后来的命运
文/冯仑
我们创业喘过气后，1993年就开始全国范围内找先进。这个跟我过去的历史有关，我从中学开始就醉心学先进，立志寻找志士仁人。
我在初中和高一的时候走过很多地方，还给全国最牛的人写过信：到南京找钟志明，那是“文革”风云人物；给黄帅写信，黄帅不理我；之后又和朋友到上海，因为上海建立了工人理论队伍，我们想和他们讨论，结果他们说我们是小孩，不理我们。
我一直有个信念，就是要结交天下豪杰，所以1993年我带着几个合伙人去见全国的牛人。第一个见的人是黄向农，现在已经消失了。他是当时海南东方集团最牛的人，做得很大。后来总结出来，我当时去找这些人时，他们接待我们的方式，决定了他们后来的命运。黄让我们等了一个小时，说好的时间不遵守，把我们晾在那儿。见了以后谈得最多的是“锄大地”，他在公司推行“大地文化”，就是互相倾轧，他人即地狱。结果他被他底下的人用这套办法做死。在海南半年时间，我们拜访了四五个特牛的人，他们大多居高临下地教导我们。的确，我们当时都只有二十五六岁，经营的又是一个特小、特皮包的公司，别人不居高临下、不产生教导我们的冲动也不正常。
后来我们到了深圳，找到王石。见面很简单，就在他办公室，谈了一下午也没吃饭，谈的都是极认真、极累人的话题——合伙人、社会责任，这是我们擅长的也最愿意谈的。他很严肃地说，你们这些人都是从理想出发，但面对的却是利益的问题。他说肯定会有分家的那一天。我们听了还很不开心，说我们不会分家。他以他的经验跟我们讲一个专业化问题和合伙人问题，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觉得这个人挺好。
接着到北京，先约中关村当时最有名的公司的总经理，约不上，因为我们没名气。我们说我们是海南做生意的，来取经，最后好说歹说才被接见了。在一个大会议厅，大桌子，他坐得离我老远。我们出来时，感觉不好。然后约了柳传志，老柳特别认真，他说：第一我得弄懂你们，为什么你们像孙悟空一样“哗”地抓那么多钱，“叭”盖一栋房；第二，搞一次认真的交流，不止我们俩聊。后来他把他所有的团队都叫来我们公司所在的保利大厦开会，开了一下午。再往后，差不多每半年我们俩就聊一次，我们跟联想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
柳传志、王石成为我生意上最重要的榜样，什么事想不明白就找他们聊。回想起来，有的不把我们当回事，有的也不谈正经事，老柳、王石是1993年我们那一轮学先进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所以后来决定锁定这两家，不断地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