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很多时候，要说现在的俄罗斯怎么样，最直接的参照系应该是过去的苏联。苏联解体后，一大批导演不必再为政治正确而隐恶扬善，苏联时代的全貌也借电影完整起来。刚去世的导演巴拉巴诺夫是其中风格凌厉争议颇多的一个。有人说他的电影过于惨烈，殊不知最惨的都是由真实案例改编而来。
《棺材200》即改编自真实案例。这个名字有点古怪，在阿富汗战场上阵亡的苏军士兵被装棺运回，“棺材200”即为其代号。但这部电影绝非以此为主题，起这个名字让我忍不住想他是否在用棺材隐喻那个旧时代。 事情发生在1984年，一个警长囚禁了一个高官的女儿，过程充斥着变态与杀戮。其实任何社会中都可能有像电影中的警长那样的人，以偶然个案的荒谬反推整个社会的溃败并没有说服力。但是巴拉巴诺夫在电影中描绘了一组群像：大权在握的凭好恶生杀予夺，升斗小民无处维权最终以血还血；山野村夫“深谙政治”咒骂当政者，无神论教授却无奈世事皈依上帝。正是他们的交叉促成悲惨的结局，这就不能说集体的疯狂与社会的溃败无关。 电影涉及十多个人物，有两条明显的线。一条是无神论教授，一条是警长。 教授去看望当上校的哥哥，并见到了侄女的未婚夫。他的车坏在回家的路上，找人修的时候到了一个地下酒厂，与酒厂主一家有一面之缘。后来他侄女的未婚夫带着高官的女儿到酒厂买醉。警长打死了酿酒师，捋走了高官的女儿，杀人事发之后让酒厂老板顶罪并致后者被杀。 教授搞清楚了事情的过程，但无能为力。当一个人面对太多自认离奇的事情而又无法解释无力改变的时候，往往会将之归结为或者自我麻醉认为是神秘的力量在主宰，无神论教授最后走入教堂明显是源自这种焦虑。但与其说走入教堂的他是求一个新希望，不如说是他对之前所服膺的“人定胜神”的某种规划的失望。 警长则认为自己就是神，电影中他的行为甚至没有动机可言，似乎只为显示自己能定人生死。他知道高官女儿的身份，但还是打死了酿酒师后掳走了她。他没有强暴这个女孩子（可能是性无能），但是不停地侮辱她，甚至找酒鬼来强奸她。除了找酒厂主来为他顶罪，他的任何行为都不按牌理出牌。 高官女儿对警长说她的男友是一个英勇的士兵，从阿富汗战场回来后一定会杀他。但可惜的是她的男友成了“棺材200”的一员。而负责处理他尸体的正是警长。于是他把尸体搬回家里，放在女孩子的床上。这些错综的巧合本身已是癫狂。但这种癫狂的出现仅是因为警长的变态吗？ 显然不是。我说过任何社会都可能有警长这样变态杀手。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更多的是个人作孽。因为在正常的社会里，公权力行使透明，受到诸多监督，个人明目张胆的犯罪很难利用到公权力。 但在1984年的苏联却不然。警长滥杀无辜，但他同时又是个公权力的行使者。他一边绑架，一边又代表国家处理阵亡将士的尸体，前者是私密的，后者则无人监管（电影说的清楚，就是国家在甩包袱）。于是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他既能随机囚禁一个女孩子，又能利用职务之便搞到女孩男友的尸体，把两者“组合”到一起。这么变态的事就很难说在什么社会都可能发生。 再来看酒厂的女主人，在酒厂主顶罪并被随意枪杀之后，她根本无计可施。警长是酒厂的保护伞，真相又不被官方接受，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她用了最原始的复仇方式——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开枪打死了警长。这也很难说是普遍的选择，而是多发在极端的社会中。 好了，要解释这些人的行为，还是绕不过1984年的苏联。1982年勃列日涅夫结束了18年的统治，之后继任的安德罗波夫掩盖矛盾加强控制，想把苏联建成理想化的警察国家。在他去世之后，1984年契尔年科掌权，但他成为总书记不久就病入膏肓，社会危机彻底hold不住了，之后有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极权社会一旦松动会带来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社会失范，击破各种底线。因为之前有枪杆子维护大一统，所有的矛盾都能被掩盖起来。一旦权力开始松动，则各种本就有的丑态便会尽露，甚至有了压力释放后的反弹，禁闭结束后的放纵。《棺材200》众多支线人物的歇斯底里正是写照。 二是极权社会的松动不代表政府的权力小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大了。因为本身就没有公民社会，也没有成熟的反对派和约束力量。极权社会的松动往往带来寡头的强大，国家权力被利益集团瓜分承续，公权力成了个人呼风唤雨的法器。《棺材200》里的警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对下暴力强横，因为他是公权力的代表；对上瞒天过海，因为旧官僚体系已经失控。电影中他办过一个家暴的案子，到了现场，他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了丈夫一枪，妻子以为过头，而对他来说这却是解决矛盾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总之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出现这么一个离奇的案子很难用巧合或个人的变态来解释。包括十多个人物也绝不似被命运安排。你可以认为被劫持的女孩子就是俄罗斯，警长代表强权，教授代表知识分子，把自己神话却无力建设天国的酒厂主是宗教势力的代表，这样一件案子就变成一个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