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多年前，我和一帮同事开始创办企业的时候，虽然有着做点事情的强烈冲动，但谁也想象不到联想能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从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起，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改变了世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也远远超越了人们的想象。中国企业的发展，只是这种变化的一小部分。
现在，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GDP很快就要跻身世界前三了，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一个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前列的大国，中国制造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我们还没有出现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企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鸣先生提出一个很令人关注的命题，就是“中国企业如何才能真正建立起世界级的竞争力”。在这本书里，他把多年研究中国企业的心得作了一个总结，提炼出的核心词是“成本创新”——以低成本的方式进行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的方式降低成本。
我相信，中国经济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地高速增长，并迟早会诞生真正世界级的企业。只是，这将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而不是短暂的偶然事件。对中国企业来说，最怕的就是头脑发热，而将长跑当作了短跑。中国产生真正市场化的企业，历史不过20多年，与世界上的百年老店相比，我们要学的还有很多。《龙行天下》会对每一个有志于研究和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人有所启发。
“曾同学”
细心的读者可以观察到曾鸣长了一副天生的“资深学者脸”：年轻时显得老成，年长后显得深沉。
这张脸就曾骗到我。
2004年，我进长江商学院读EMBA时，最早听过的几节课之一就有曾鸣主讲的企业战略，从那时直到现在，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能听讲中文的、最好的公司战略教授。
对水平的敬服，演义到态度的尊敬，进而热络于复旦校友的近乎，直到发现他竟然和我是复旦的同届毕业生。再发现老成的资深背后，原来是一起军训的隔壁班的“曾同学”！震撼意外之余，也为同辈人能出这样的杰出分子而自豪。
接下来的故事，是得知他将去中国Yahoo任总裁，一度很是惋惜。我固执地认为一个优秀的EMBA教育专家比一个优秀的CEO对社会和企业群体更有价值。
直到今天看到曾鸣的新作《龙行天下》，给了我、我们一个很好的安慰。
比如，他这样判断：“后工业化时代……凭借低成本优势拿下低端产品市场的中国玩家，……可以通过大规模定制的方式去占领很多中端产品市场，这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机会。”
经典的真相还包括：“……被中国制造宠坏了的全球消费者把性价比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令你、我感到熟悉的还有，曾鸣关于全球化消除了资本、人才、技术壁垒，给后进企业反超机会的描述，正被中国去年以来迭创全球IPO绝对和相对额度新高的事实、中国企业不断在不同行业演义出逼近行业领先的大小话剧反复证实。
书中创造性地揭示了中国企业实现大规模、群体性行业突破、并成功保持和跨越成本优势的真相是：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一规则的改变，还体现在他对未来中国制造新成长模式的预言：成本创新。令人耳目一新，很有启迪。
我认为曾鸣书中揭示的一切，将有助于中国企业、政府更深刻地在全球化的视野中理解自身、理解世界今日的规则；也将有助于世界读懂今日之中国。
文艺春秋
办公室的悲喜剧
“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办公室文学。”胡晴舫如是说。也许。但这个资本主义弥漫的世界，却的确需要办公室文学，因为这个“新世纪的工厂”就是办公室。
近月来我曾在香港《亚洲周刊》写了七八篇关于资本主义的评论文章，然而写到最后一篇时，却不知如何着手，因为我是一个教书匠，长年来不必朝九晚五、上班下班，所以完全没有办公室的经验。只知道台湾男作家王文华曾写过两三本以办公室为背景的畅销小说，如《蛋白质女孩》，还有多年前看过的一本《空kenzo的女人》，其实是一个男人写的。胡晴舫的这本书是我读过的第一本女性作家写出来的办公室文学。
如果勉强和《蛋白质女孩》相比的话，《办公室》里显然就没有那两个唠叨不休的男主角，而更多的是上班族女性：从25岁的秘书到半老徐娘的女强人和得了忧郁病的女清洁工。其中当然不乏男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年和老年经理，我不禁又想起半个世纪前的好莱坞电影《穿灰法兰绒西装的男人》，描写的也是一个上班族的故事，反映了战后资本主义大盛的历史背景。而现在，是典型“晚期资本主义”的表征，不但是金融投资和跨国大公司的上班族文化，或从早期的大型生产变成现今的消费和“服务”行业，而且更指的是这种消费文化使得办公室所有的人——从总经理到清洁工都不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只知道营利和赚钱。所以我才会问一个极天真的问题：赚了钱之后又如何？除了享受消费之外，人生又有何意义？
本书中的不少文章为我提供了部分解答，它不是微言大义，而是从一个真正的“办公室”内的女上班族的内心角度说出来的。如果把它当作小说看——其实它介于短篇小说和散文之间，叙述者是一位读了不少书、有文化修养的女性，她可以在办公室体会到哲理，引经据典，把深层意义放进平庸的办公室生活之中，所以她刻画出来的人物读来颇为独特，譬如《勇气》一文描写的K先生（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她像张爱玲一样，把敏感的观察触角转向一些极平凡的小人物，譬如她在大众捷运上看到的那个年轻人，“夹在一堆垂头丧气、睡眠不足的通勤族中间，他神气十足地翻看《经济日报》，仿佛坐在豪华礼车里……他那沾沾自喜的一本正经，就像大部分的人都以为契诃夫的《樱桃园》是悲剧，忽略了人生作为一出必然喜剧的无奈反讽。”
我读了这篇文章，却有另外一个感想：这个年轻人，再过十年是否会变成主管？甚至变成另一篇文章中那位自吹自擂的“我”？这个结局，应该是喜剧还是悲剧？是《樱桃园》还是《楼顶屋》？《街头》一文说：“我们是一群寻找剧本的角色，眼巴巴等着导演上场”，那么这位导演是谁？是那个办公室里有两样盆栽和“一套高尔夫球具和一块迷你假草皮”的执行长？还是更高层的董事长？
这个典故出自皮蓝德娄的名剧《六个找寻作家的角色》，剧情既现代又荒谬。陈映真在70年代的短篇《华盛顿大楼》，是台湾文学中最早描写跨国公司的小说，但作者的反讽意旨十分明显。胡晴舫属于年轻的一代，她的观点和环境自然不同，所以她的反讽态度虽然有点无奈，但也不至于讥刺，因为这个新世纪已非《樱桃园》中俄国贵族没落的世界，而更荒谬，因为在这个后期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已经没有“作者”，市场就像是一个团团转的舞台，背后似乎有无数个“导演”试图指导台上的演员，但却无人知道结局和效果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