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本质和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新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家阶层的崛起，这是最伟大的成果
文 | 本刊记者 王琦 杜亮
这是中国企业家们近来少有的一次深沉的聚会。地点在北方滑雪胜地亚布力，时间是2月20日-22日，题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家的展望与思考”。
作为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出场的张维迎教授，以“对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四点原因”的解析拉开了论坛的序幕。在很多场合，他的声音都能代表企业家群体发展的未来方向。他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往往能令人眼前一亮。在分析了企业家存在的条件是应对不确定性和创新后，他指出，“我希望中国改革的下一个30年，能有体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能让中国的企业家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也就是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不是继续忙于应对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全文附后）。”
燕京大学校长华生，算是商界和学界的两栖人物。“被迫成为企业家以后，我发现做企业家其实很辛苦，因为企业家对自己的每个行动都要负责任。做学者要轻松一些。”华生谈了“双轨制”对于中国改革成功的贡献，还提出了中国企业家未来30年面临的4个转型：第一，心态或者说精神面貌的转型。要用一个商业领袖和经济生活领导者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责任。第二，职业化的转型。第三，国际化的转型。第四、竞争资源的转型（全文附后）。
泰康人寿董事长、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陈东升属于当年官员下海的“92派”。他说作为一个喜欢理论研究的人，终于找到了改革与企业家的一个链接，“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第一个是在宏观方面，以价格改革为核心，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第二个是在微观层面，就是产权改革。产权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本质和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新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家阶层和群体的成长和崛起，这是最伟大的成果。”
他下面的话则更具鼓舞性：“今天在这里开亚布力年会的每一个企业家，都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民族、我们国家伟大成果的优秀代表。”
张维迎呼吁把企业家从忙于应付制度不确定性中解放出来。事实上，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早已建立了超越体制关怀的心态：“经济体制改革时代，对我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最需要的是回归商人心态，建立商业文明。”
李宁有限公司CEO张志勇说：“与其了解和同情农民如何艰辛劳作，不如全力做好我的企业，通过依法纳税帮助贫困者走出困境。你是为别人的存在来获取你的商业利润，你的商业组织就是在推动商业文明。”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的王石，则把思想与行动上升到了更高层次，潜心于商业与人性的总结与提炼。在详解了“做简单不做复杂，做透明不做封闭，做规范不做权谋，做责任不做放任”的万科之道后，他这样阐述自己对未来30年的判断：只要能够持续，怎么高估未来也不过分；为了能够持续，就要学会节制，戒除浮躁，让心静下来，让脚步慢下来，让灵魂跟上脚步。
让企业家摆脱政策不确定性的困扰
我希望中国改革的下一个30年，能真正实现体制的完善，能让中国的企业家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创新上
文 | 张维迎
中国30年经济发展成就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我们推行的市场化改革。而市场的决策者由政府官员主导转向企业家主导，这又是中国30年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任何一种资源配置都是由人来做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只是一种组织形态。它本身不会作任何决策，做决策的一定是人。那么计划经济下谁作决策？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谁作决策？显然越来越多是企业家了。但企业家在作资源配置决策的时候，他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衡量一个决策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是利润，也就是说投入能够看到的价值能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如果不能超过，他是不会做这件事的。而政府官员是不一样的，政府官员作决策的时候是不核算成本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真正的价格信号，政府官员也没办法核算成本。为了证明自己的决策正确，政府官员当然就会编写一系列的口号，比如那时候讲的一句话：不能只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算社会账。为什么呢？因为他作决策投资的企业都亏损，只能这样为自己辩护。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讲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有某种类似。
为什么需要企业家作决策？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一点：如果世界是确定的，所有的决策，用计算机都可以完成，那就不需要企业家。但世界是不确定的，这才产生了企业家。我在多个场合强调过这点，实际上这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1921年写的一本书中的观点，这本书叫《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在经济学史上长期有一个争议，就是利润究竟是什么？我们讲利润是资本所得，资本所得是什么？要素价格。实际上，生产要素的价格属于成本，利润不是要素的价格，利润是企业收入中超出成本的那一块。如果没有不确定性，竞争的结果一定是产品的价格全部分解为生产该产品的要素价格(如工资、利息、地租)，企业没有利润。因为有不确定性，才有了作为剩余收入的利润，才有了企业家，才有了企业家的报酬。而企业家获得这个报酬就是因为世界是不确定的。世界如果是确定的，就不存在利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块土地，如果每个人都知道盖好以后，房子的价格可以卖1亿元，假如建筑成本是5000万元，剩下的5000万元就不会是利润，而是地租。就是谁拥有这块土地，谁就可以获得地租5000万元。于是有人愿为这块土地付3000万元，就有人愿出4000万元，一直竞争到5000万元为止。最后所有的收益都将转化为成本。
需要企业家的第二个因素是什么？是创新。任何一种技术一旦循规蹈矩后，就变得不会有利润可言。所以企业家只有不断地创造新的方式来生产新的产品，那样他领导的企业才能盈利。所以讲企业家有两个基本职能：第一，面对不确定性；第二，创新。
在应对不确定性和创新方面，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的企业家就形式而言没有区别。不一样之处在于，如果我们细分一下不确定性，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可以划分为什么？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间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
过去30年的改革，中国的企业家大量的精力都用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从事制度创新，由此也带来了一些舆论问题。比尔·盖茨拿钱再多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是中国一个企业家拿钱多，人们就有异议。大家知道比尔·盖茨创造最新的东西了，而中国企业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其实中国企业家忙活的就是体制。改革开放之初，有多少人愿意去当个体户？有多少人敢去当个体户？很少、很少的比例。所以傻子炒瓜子赚钱，个体户修鞋赚钱、卖鸡蛋赚钱。那时候有一句话说：造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为什么？造导弹的自己没投一分钱，是国家出钱，造出来、造不出来都没关系。卖鸡蛋的就比较麻烦，有投资风险，还有政治风险，公安、警察可能随时抓你。所以做个体户当然赚钱。
我希望中国改革的下一个30年能真正实现体制的完善，能使中国的企业家把真正的精力花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创新上，也就是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不是继续忙于应对政府政策的变化。应该让我们的企业家的精力由我讲的所谓制度性创新，怎么设计一些方式规避政策、规避法律，转向真正的商业的技术创新，为消费者生产出具有更好质量的、更有价值的产品，并且以更低的成本来生产。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现在好多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现在的体制还没有完全转到企业家决策上来，大量的投资项目，还需要政府来决策，政府本身还进行大量的投资。政府的投资有多少是有效率的？大部分是没有效率的。企业家的投资要是没有效率了，结果就是破产。但是政府的官员投资失败了，没有哪一个由于投资失败了而官位降低。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文章根据作者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8届年会上的发言摘要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中国企业家今后30年的转型
中国企业家在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时代，要担负起经济生活的领导责任
文 | 华生
今后30年，我认为中国企业家可能面临着这样几个转型：第一，心态或者说精神面貌的转型，就是要从过去那种纠缠于原罪，纠缠于自己是不是有一个合法的地位，从自我怀疑、自我彷徨中走出来。中国企业家面临着一个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时代，要担负起经济生活的领导责任。
我们经常说商场如战场，企业家确实是和平时期的将军。就像中国崛起，美国人对我们说，首先，恭喜你们，你们已经壮大了，你们在世界上已经非常有力量、有地位了。其次，你们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觉得中国企业家也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而且是从一个商业领袖和经济生活领导者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责任。
第二，职业化的转型。因为中国企业家的诞生时间还短，基本上还都是创业型企业家，或者说是创业型资本家。企业家这个名词最先来源于创业资本家，但是随着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掌控大型企业、庞大资产的人越来越不再是创业资本家。不管是掌控国有资本，还是掌控社会资本。所以，中国企业家从整体上，我认为面临着向职业化的转型，包括国有资本的掌控者从官员向职业企业家的转型以及创业资本家向职业企业家的转型。
第三，国际化的转型。中国要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而且首先是经济大国，一定要有世界级的企业和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从这个角度来衡量，我们中国企业家应该说做得还远远不够。
第四，面临着竞争资源的转型。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跟我们的竞争资源，就是我们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相对被低估的环境保护、资源价格、安全生产条件相关的。但是这个条件已经日益迅速地在离开我们。中国企业家要想进一步在市场舞台上竞争，可能越来越不能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原料、燃料和环境保护成本。从韩国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个过程会到来得非常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