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正在走向一种新的社会，公司统治着我们的生活
文 | 乔尔·巴肯
短短150年间，股份公司（The Corporation）就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一跃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支配力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惊人的崛起和当前的绝对统治地位是现代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今天，公司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它们决定我们吃什么、看什么、穿什么、在哪工作、做什么。我们被公司的文化、符号、意识形态所环绕，无处可逃。它们就像当年的教会或者君主一样，摆出一副一贯正确的、全能上帝的姿态，用辉煌的建筑和精致的陈设来制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公司渐渐开始获得对本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发号施令的权力，并且接管了原本深深植根于公共领域之中的社会。
早在安然丑闻曝光之前，股份公司还只是经济组织的一个非常新的变体时，它就已经被卷入各种腐败和弄虚作假的丑闻当中。从股份公司在16世纪诞生的那一天起，生意人和政客就对这种组织形式（区别于合伙制，所有权与管理分离）抱有怀疑态度。亚当·斯密1776年写《国富论》时，股份公司在英国已经被禁止长达50年之久。与之对比，我们会发现，过去的300年间，公司已经获得了非常强大的权力，尽管2002年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纠正了公司管理会计实务中存在的一些浮夸问题，但美国对公司丑闻的整体态度始终是迟钝而懦弱的。
它究竟是怎样变得如此强大呢？
股份公司作为商业形式发展史上的天才成果，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迅速崛起。合股公司（joint-stock company）出现于16世纪，当时合伙企业明显无法适应工业化带来的新兴的大规模生产方式。1712年，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工业革命时代。美国19世纪的铁路大王一生毁誉参半，但他们正是现代股份公司时代的真正缔造者。大众开始更大规模地进入股票市场，公司发展的道路被廓清。在20世纪早期的合并风潮兴起时，公司就遭遇到第一次全面的合法性危机——它被认为冷漠、没有人性、缺乏道德感。到30年代，公司的社会责任理论再次爆发。许多人相信正是公司的贪婪和管理不善导致了大萧条的出现。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通过了新政，试图以一系列的管制改革措施限制公司的权力和自由来重建经济安全。在之后的45年里，经过二战、战后重建、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权力被政府管制、贸易联盟以及社会工程所抵消。但接下来，经济全球化缔造了一个新的潮流，不但逆转了对公司实施更多调控的趋势，并且赋予了不可预期的权力和影响力。到上世纪90年代初，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经济正统观念。
现在，公司控制社会的程度可能比政府更大。就像任何一种统治制度一样，公司现在广泛招致公众的不信任、恐惧，并被要求负起责任。今天的公司领袖明白，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他们必须要重新获得并且维持公众的信任，试图通过展示人性化、慈善和具备社会责任感的形象来努力柔化公司的公众形象。
早在1932年，《现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就指出，“我们可以预见到一个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将以公司形式进行的时代。”这样的时候已经来临。我们正在走向一种新的社会，它最终可能很像米尔顿·弗里德曼之类的私有化的鼓吹者所预想的那种模式。我们一步一步地被告知商业潜力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为了利润，公司应当可以自由地剥削一切人一切事物，就像诺姆·乔姆斯基说的“统统变得非人化”，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前景。
